Ariane 个人档案

《普罗旺斯的一年》　　彼得·梅尔夫妇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第一年的生活实录。他们住在偏远的乡村，努力修葺终于买下的历经两百年的老房子。从一月里，咆哮直下隆河河谷的西北季风冻裂他们的水管开始，他们与当地的泥水匠、水管匠打起交道。月复一月，他们受够了工匠们的推拖迟延。他们想出的种种应付办法则让我们捧腹大笑。一年里，他们和猎野猪的农夫、采松露的乡人及其他乡下邻居们交上了朋友，知道了操纵山羊赛跑的秘密，避免毒蛇追踪的妙法，对于打扰他们宁静生活的观光客，也愈来愈敬而远之。 [英]彼得·梅尔/著一月　　这一年的记忆是由一顿午餐开始的。　　以往的新年前夜对我们来说，总是意味着过度并且千篇一律式的应酬。那些无法推辞的酒宴，以及午夜时分人们相互间公式般的敬酒和祝福，对我们来说，可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欢喜的体验。因此，当听说在几里之遥的拉考斯特村，西蒙餐厅的老板将特别推出配有粉红香槟酒和六道特制大菜的新年午餐，我们不禁心中暗喜。相比之下，以这样一顿佳肴来揭开未来十二个月的序幕，肯定令人身心愉快得多了。圣诞前夜的饕餮大餐　　大约十二点半左右，这个外墙用石头砌成的小餐馆已经座无虚席了。在这里，着实可以看到一群法国饮食的狂热追求者――他们倾巢而出，一伺入座便立刻进入一种目不斜视、心无旁骛的虔诚状态。任何话语在这个法国人最偏爱的仪式进行前，都显得是多余的。这群可爱的食君子那一身身健硕的体态使人一望而知，他们每天至少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是全身心地在餐桌旁度过的。　　餐馆的老板体态肥硕，却练就了一身绝技，能够在餐桌之间狭窄的空间里穿梭往来而游刃有余。由于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他特意穿了件橄榄色天鹅绒上装，打着蝴蝶结领带，嘴唇上方的两撇小胡子用发腊梳理得油光可鉴。他宣读菜单的方式十分特别，可谓声情并貌，胡尖会拌随着嘴唇的开阖兴奋地上下抖动：鹅肝、奶油龙虾、牛肉脆饼、橄榄油沙拉、精选乳酪，还有各式各样的松软细腻、美味可口的甜点，由他朗读出来就像是一首动人的美食咏叹调。他像真正的男高音大师那样，不时地亲吻着自己的指尖，使我几乎可以准确地推断，他的嘴唇应该早已磨出水泡来了。　　终于到了上菜的时刻，互道好胃口的喧嚣声渐趋安静，一片安逸祥和的气氛笼罩了整个餐馆。在进食过程中，我和妻子想起了前些年在英国度过的新年时光：那里通常都是密云压顶、阴霾竞日。很难让人联想到同一时节的这里，却是阳光普照、天色蔚蓝。而所有我们遇到的本地人都不断地告诉我们，这样天气在这里是再正常不过了。毕竟，这里是毕加索画笔下的普罗旺斯啊。　　过去，我们经常在假期时以游客的身份迫不及待地来这里享受一年一度的两、三周温暖明媚的阳光。每次满怀遗憾地将要离去时，我们都顶着晒脱了皮的鼻头发誓：总有一天，我们要定居在这里。在英国漫长灰暗的冬日和雾气弥漫的夏季，我和妻子不时谈论着这个想法，同时以无限向往的目光反复欣赏乡下农场和葡萄园的照片，梦想着清晨在斜身入窗的阳光中醒来。而现在，有时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们的梦想就在眼前。我们兑现了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在普罗旺斯买下了一座房子，开始勤学法文，告别了过去的一切，还把两条狗运来，在这里悠闲地作起外国人来了。阳光下的石屋　　事情发生得很快，可说是一时冲动，而其中很大程度要归功于那座房子。我们在下午的斜阳下第一次看见她，当天晚餐时分，我们的心便已经提前入住了。　　房子坐落于一条连接两座中世纪山村的乡村道路的上方。门前一条土径穿越樱桃树丛和葡萄园与外界相连。确切地说，这是一间农舍，用本地产的石材建造而成。两百年的沧桑风雨、日晒寒潮把石头染成了泛白的似灰非灰、似黄非黄的某种颜色。18世纪初建时，她只是一间按农舍样式随意搭建的小屋；随着人畜的增加，逐渐向四面扩建，蔓延开来，终于变成现今这座三层楼高、外形呈不规则形状的房子。然而，房子的每一部分都十分结实，连从酒窖盘旋而上顶楼的阶梯都是由整片整片的石板铺成。墙壁有的地方足足有一公尺厚，号称是为了抵御此地的西北季风。据说，这风猛得能吹掉骡子的耳朵。屋后是一个用围篱圈住的小小院落，院落的尽头有一座用白色石头砌成的游泳池。屋前屋后总共有三口水井，掩映在几株绿荫庇地的大树和高大的翠柏下，由一丛一丛的迷迭香点缀其间。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棵巨大的老杏树。在午后阳光的掩映下，半开半闭的木制百叶窗像是昏昏欲睡的眼睑，却不经意间透射出这座房子不可抗拒的魅力。　　不同于其他房子的是，我们的石屋还可以免受地产开发热潮的骚扰。法国人有一个毛病：只要建筑法规许可，他们就四处搭建别墅。在风景优美且未经文明污染的乡间更是如此，有时即便法规不允许，他们也一样照盖不误。我们在附近的艾普镇（Apt）就见识过这种以草菅人命的方式搭起的水泥盒子。水泥的颜色是特别的铅粉色，不论季节如何变幻，始终无法褪去那层凝重的铅色。法国乡间未经政府特别保护的地区，很少能够幸免于难。而我们这座房子的妙处就在于，她坐落在法国国家公园区内，属于法国文化保护的圣地，周围严禁乱搭乱建。　　屋后，卢贝隆山拔地而起，最高处可达三千五百英尺，由西而东蜿蜒64英里。参天的杉树、松树和橡树使卢贝隆山终年郁郁葱葱，为野猪、野兔及各类鸟兽提供了理想的家园。浓荫之下，岩石之间，野花、麝香草、熏衣草和蘑菇随处可见。如果在天高气爽之时，站在山顶登高远眺，目力可及之处，一边可遥望阿尔卑斯山（Basses－Alps）洁白的雪峰，另一边则可将蔚蓝的地中海尽收眼底。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在山区散步八、九个小时，可能都见不到一辆车、甚至一个人影。无形之中，我们的后花园向外扩充了二十四万七千英亩，这里俨然形成了一片狗儿的天堂，隐居者的天然屏障。　　我们发现，在乡间，邻居的意义远非城市可比。住在伦敦或纽约的公寓里，你也许在一年里面都不会与六英寸之外、相隔一墙的邻居说上两句话。可在乡下，虽然最近的邻居也许离你也有几百公尺，但他们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你，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刚好是外国人，在当地人眼中有点儿异国情调，他们对你的兴趣就更高了。又譬如，如果你除此以外还与房子一起接手了一片有年头的丰沃农田，你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你的一切态度和决定，都直接影响另一个家庭的生计。　　卖房子给我们的那对夫妻把我们介绍给我们的新邻居。大家共进了一顿长达五个小时的晚餐。席间，所有在座的人都表现出无比的友善，只可惜他们说的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当然，大家说的还都是法文，但绝不是我们在课本上学的和跟着录音带念的那种法文。那是一种含混高亢音符的组合，从喉咙深处发出，通过鼻腔时升高，加上浓重的卷舌音，最后把音节都粘在一起喷射而出。本来用正常的说话速度，并且不外加装饰音的话，对我们的理解倒也造不成很大问题，偏偏他们说起话来像机关枪发射子弹一般，还要在句尾多添一个母音以示美好的祝福。以至于"要不要再来一点儿面包"这样一个初级法文第一课就教的句子，我们竟然听得一头雾水。　　幸好，邻居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虽然是迷雾一团，但他们的乐天善良的性格却显而易见。安莉是位皮肤黝黑的漂亮女士，脸上总挂着笑容，说起话来像短跑选手，一经启齿，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句尾。她的丈夫福斯坦――或福斯唐，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搞清楚他名字的正确发音，个头很大，人却十分温和，举止从容，言语的速度也比他的太太略微舒缓。他就在这个山谷里出生，生活，也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父亲安德烈老爹就住在他们隔壁，据说八十岁那年还上山猎得一头野猪。当然，他现在已经告老封刀，闲暇时改为骑着脚踏车在山里转转。每周两次，安德烈老爹会踩着自行车到村里采办点杂货，顺便搜集搜集家长里短的小道消息。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幸福和睦的一家人。　　他们对我们特别关注，不只因为是邻居，还因为我们可能会成为他们将来的合伙人。这一点，我们透过重重的烟草味和更浓的乡音，总算弄明白了。　　原来，我们连房子一起买下的六亩地种满了葡萄。以前，这块地都是依照传统的租佃法，地主出资金买新品种葡萄藤和肥料，由佃农负责耕作。采摘之后，佃农拿取利润的三分之二，地主则可分得三分之一。按照法国法律，如果土地转手，以前签订的契约需要重订，而这正是福斯坦所关心的问题。众所周知，许多人在卢贝隆山区购买房地产是当作别墅，用来度假或招待朋友。本来很好的农地，于是便成了精巧别致的花园。甚至还有人挖掉葡萄藤，改建为网球场--这在当地农民看来简直是亵渎神明的事。网球场！一想到有人居然会用珍贵的串串葡萄来换取在烈日下追逐一粒小球这种奇怪的乐趣，福斯坦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耸耸肩膀，眉毛也以一致的角度高高挑起。　　其实他大可不必担心。我们喜欢葡萄藤，喜欢它们按特有的规律随山壁伸展的婀娜姿态，爱看它们由春天的鲜绿变成夏天的深绿再变成秋天的橙黄与暗红，也喜欢在剪枝的季节看燃烧枯枝时的蔚蓝色烟霭和冬天剪枝后的藤蔓傲然地挺立在空旷的土地上--它们生来就是这里的主人。相反，网球场和精致的私家花园本就不属于这里（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游泳池也是如此，可是至少它没有夺取葡萄藤的空间）。再说，葡萄还可以酿酒。我们出租土地，可以收取现金，也可以换算成酒，即便在一般的年景，我们也能够分到将近1000公升上乘的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有鉴于此，我们操着我们所掌握的那不怎么灵光的法语所能表达出的最坚定有力的语气告诉福斯坦，我们很愿意续约。微笑立刻在他敦厚的脸上荡漾开来。他可能已经感觉出我们两家人未来的相处将十分融洽。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听得懂对方的话呢。普罗旺斯的季风岁月　　西蒙餐厅的老板送我们出来，站在店门口对我们表达着新年祝福。我们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全身沐浴在午后耀眼的阳光中。由于身材实在过于肥硕，老板不得不一面和我们搭讪，一面不时舞蹈般扭动着腰身为进出餐馆的人们让出一条缝隙。　　"不坏吧！能住在普罗旺斯可真是福气。" 他挥舞了一下紧绷在那件本村自制的天鹅绒外衣内的一条手臂说道。萨德侯爵（Marquisde Sade）城堡的废墟从他身后的群山上俯视着他，背景衬托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他这么随随便便的一挥手，那感觉好像是在介绍自家院落的一角。　　确实，如果整个冬天都像今天这样，我们从英国带来的那些预防严冬的行李，那些靴子、大衣和厚毛衣，就都用不着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感到暖洋洋的，肚子里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味，心中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下水游今年的第一次泳。想到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些可怜的家伙正忍受着真正寒冬的煎熬，不禁窃窃自喜起来。　　其时，在千里之外的北方，西伯利亚来的寒风正加速进行着最后一段旅程的冲刺。在这里，我们也听当地人说过一些号称令人畜丧胆的西北风的故事。那简直是一场场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只不过由于是大自然在背后操纵而使其显得情由可原罢了。传说中的大风一刮就是十天半月，狂飙犹如厉鬼一般挟呼啸之声穿门过户，不光能吹破玻璃窗，还能将树木连根拔起，将汽车掀个底儿朝天，甚至把电线杆撕成碎片。更加有趣的是，据说还经常发生把老太太吹到水沟里的恶性袭击人类事件。此外，西北风还能导致家庭失和、人们无心工作、牙疼和头痛等毛病--总之，凡是不能怪罪政府的问题，普罗旺斯人都以一种略带骄傲和受虐狂似的语气说成是冬季狂风的杰作。　　典型的高卢人（法国）爱吹牛的表现，我们心中暗想。他们若是领教过英伦海峡那头的强风和几乎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脸上的暴雨，就不会这么自夸自擂了。但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们在听故事时故意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在心里却早就偷偷笑出了声。　　于是乎，我们的报应很快到来了。当今年第一场季风咆哮直下隆河河谷时，我们全无准备。狂风沿河而下时，顺便向左兜了个小弯，直扑向我们新宅的西墙。其所裹挟的力量已经足以使它毫不费力地掀起屋瓦并随手抛进游泳池。一扇由于疏忽而没有锁好的窗子也被彻底吹掉。气温在24小时内骤降20℃；先降到零度，然后是零下6℃。马赛气象局观测到的风速达每小时180公里。老婆大人不得不穿着大衣做饭，而我则不得不戴着手套打字。我们不再谈论游今年第一泳的事，倒开始热切地考虑要不要安装中央供暖系统。一天早晨，屋外传来像是树枝折断的劈啪声，那是水管受不了水冻结为冰而带来的压力，一根接一根地爆裂了。　　爆裂的水管塞满冰块，触目惊心地悬在墙上。我们可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状况，急忙打电话招来当地的著名水管工曼尼古希先生。　　"哎呀呀，"曼尼古希先生以一位专业人士的眼光对我们可怜的水管进行了一番研究后，感慨地说道："哎呀呀。" 他扭过头看着他一贯称为‘年轻人’的学徒工："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年轻人。水管居然没包隔温材料。这种管子，在坎城、在尼斯，都还没什么问题，可是在这儿嘛......" 　　他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一种表示不以为然的声音，伸出一根手指在学徒的鼻子前左右摇晃着，重点阐述起地中海岸的暖冬和此地的严寒是如何的不同。为了使自己的话显得更加生动形象,他还夸张地把头上戴的那顶羊毛软帽拉下来紧紧地捂住耳朵。此君生得短小结实，照他自己的话说，天生就是做水管工的料，因为他可以挤进别人无法进入的狭小空间。　　在等候学徒准备乙炔焊枪的时候，曼尼古希先生对我们发表了第一场演讲。在以后的一年中，类似形式的演讲他又陆续发表了多场，而我听讲的兴趣也愈来愈大。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从地球物理学的角度，分析普罗旺斯的冬天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冷。　　过去连续三年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寒冷，连一些颇有年纪的橄榄树都冻死了。普罗旺斯流传着一句话：只要太阳不露脸，灾难必然降临。持续变冷的原因是什么呢？曼尼古希克先生特意留给我两秒钟思考这个问题。接着，演讲正式开始。为了确保我专注聆听，他时不时用手指敲打我一下。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说，西伯利亚刮来的风，速度显然更快了，抵达普罗旺斯所需的时间也就比以前短，以至于中间来不及变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风速加快了呢？在这里，他作了一个短暂但颇具效果的停顿之后，接着说道：“是因为地壳的结构改变了。就这么回事。” 他的理论是：从西伯利亚到我们住的村子间，有些地方变得平坦了，使季风得以更直接地南下。这话听起来完全符合逻辑。可惜讲座的第二部分（有关地壳何故会变平）却被又一声水管爆裂打断，我受教育的权利也不得不让位于对焊接艺术的鼓吹。沉睡的山谷　　天气对普罗旺斯居民的影响是迅速和明显的。他们期望每天都是晴天，否则，便怏怏不乐。雨水对他们简直是一种粗暴的人身攻击。下雨天他们在咖啡馆里唉声叹气，忧虑不安地仰望蓝天，仿佛会有蝗虫随着风雨一同落下，填满人行道上的泥坑似的。如果除了下雨之外，气温还要糟糕地降到冰点以下，效果就更骇人听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将足不出户。　　随着寒意渐渐吞噬着一月，镇上和村里开始变得沉寂无声。原本一贯拥挤嘈杂的每周集市，只剩下少数勇敢的摊主还在坚守着，为了生计而甘冒冻伤之险。他们在寒风里跺着脚，不时啜上一口酒暖和一下。顾客们则来去匆匆，买了东西就跑，连找回的零钱也顾不得数。酒吧门窗紧闭，在气味熏人的房间里继续着生意。平时马路上游手好闲的人这会儿一个也见不到了。　　整个山谷都进入了冬眠。我开始想念每天像时钟般准时传来的声音：清晨，福斯坦家公鸡报晓的啼鸣；中午，农夫驾着雪铁龙小货车回家吃午饭时，车身上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零件都想要脱离铁皮逃去而发出的叫嚣声；午后，在对面山坡狩猎的猎人，忽见猎物而乱弹齐发的声音；还有远处树林里电锯发出的悲吟；以及农场内群狗每逢黄昏和黎明哼唱的小夜曲。现在，这些生机盎然的声音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沉默，山谷长时间地陷入万籁俱寂。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大家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呢？　　据我们了解，福斯坦这种时候通常游荡在邻近农场充当访问杀手。凡是谁家有需要屠宰的兔子、鸭子、猪和鹅什么的，就一刀割断它们的喉咙或扭断它们的脖子，以便做成腌肉之类的食品。对于这位心地慈悲、把狗都宠坏了的人来说，这项职业似乎不合本性。但他显然技术高超、动作敏捷、而且像每一个道地的乡下人一样，绝不心慈手软。我们也许会把兔子当成宠物，或对一只鹅产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都市。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肉类都是在很远的屠宰场处理好了的，包装好的猪肉块看起来干净又抽象，与温热肮脏的活猪毫不相关。可是在乡下，死亡与晚餐之间的关联是那样直接而冷酷。或许将来我们还少不得要感谢福斯坦在冬季兼营的这项副业呢。　　其他人又在做什么呢？大地冰封，剪过枝的葡萄藤已经进入休眠，连打猎都嫌太冷。他们难道都去别处度假了吗？不，绝对不是。他们可不是冬天出去滑雪或驾船出游地中海的那种乡绅。他们的假日就是待在家里，饱食终日，再美美地睡个午觉，等待漫漫冬日过去。以前，我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里那么多人的生日是在九月或十月。这时，忽然一个十分可能的答案闪现脑海：或许，一月间他们都忙着在家里制造孩子呢！普罗旺斯人做什么都依节令，每年的头两个月想来一定是生育的季节吧。虽然合乎逻辑，但我们可从来不敢向当地人求证我们的这一猜想。　　寒冷的季节使个人的情趣减少了许多。除了空旷宁静的风景外，普罗旺斯的冬天有一种特有的气息，在寒风和清爽的空气中变得格外明显。在山间散步时，我常能在看见一座屋舍之前，先嗅到它的气味--那是某处烟囱飘出的焚烧木柴的香气，一种生活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气味，却是都市人久违了的。受限于消防法规和室内设计师的安排，都市里的壁炉不是被堵死就是变成特意留下的装饰景观。但是在普罗旺斯，人们仍然用壁炉来烧烤、围聚、取暖和享受感官幸福。炉火通常会在清晨生起，终日不断。所用的木柴则是卢贝隆山区采来的橡树枝或是凡杜山（Ventoux）所产的山毛榉。薄暮时分，在狗儿簇拥下回家，我总喜欢站在山上俯瞰山谷，欣赏农舍屋顶弯曲如丝带的缕缕白烟。这景象总让我联想到温暖的厨房和汁浓味厚的肉汤，而每次，这种感觉都毫无例外地激起我无比旺盛的食欲。　　普罗旺斯的佳肴美点多产在夏季，品种繁多，包括各种瓜类、桃子和芦笋、长笋瓜、茄子、胡椒、蕃茄、蒜泥蛋黄酱、蒸鱼、橄揽沙拉、鹈鱼、鲔鱼、莴苣马铃薯片拌白煮蛋，还有新鲜羊乳酪。这些，都是我们在英国餐馆里盯着菜单上仅有的几样选择时，可想而不可及的回忆。我们从未想到，普罗旺斯冬季的食物也是如此丰富，美味可口。美丽而漫长的晚宴　　冬天的菜肴是典型的乡下食物。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变得更结实、更强壮，同时还兼具保暖的功效。几乎没有人能够抵受得了这种食物的诱惑，于是，也就几乎没有人的肠胃在晚上就寝前不是鼓鼓胀胀的。也许和时髦餐馆里用漂亮盘子小心翼翼盛着的、份量纤巧但制作精美的菜肴相比，冬季的菜肴在长相上是略显寒酸了些，可是在这天寒地冻的晚上，屋外又刮着剃刀般刺骨的寒风，能躲在屋里饱餐一顿农家的美味佳肴，可算得上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了。有天晚上，有位邻居请我们过去吃饭。由于天气的原因，我们不得不以冲刺的速度来完成这短短的一段路程。　　邻家的壁炉几乎占据了房间的整整一面墙壁。刚一进门，壁炉散发出的热气立刻雾了我的镜片。等到眼前的迷雾完全消散时，我才看见已经蒙上桌布的一张巨大的餐桌上安放了足足十副刀叉。原来是邻居的亲戚朋友也都要赶来探望探望我们这对外乡人。这屋子里可是够热闹的：一台电视机在屋子的一角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后面的厨房里还有一台收音机不甘示弱地应和着，主人费尽了气力才把成群的猫狗嘘出门外，一转身，它们又随同下一位客人的光临悄悄溜了回来。主人家端来了一盘饮料，供应男人的是茴香酒，为女士提供的则是甜葡萄酒。满屋子的人都在抱怨天气。有人问道：“英国有这么冷吗？” 我回答：“只有夏天才会像今天这样。” 他们开始一定没听懂，以为我说的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才有人笑出声来，缓解了我的困窘。座位的安排又引发了好一阵争执--我也弄不清他们是争着要坐在我们旁边呢，还是离我们愈远愈好。反正我们总算是坐下了。　　这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一顿饭。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好几顿饭，因为其丰盛和漫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第一道菜是自制比萨饼--不是一块，而是三块，上面分别铺满鱼子酱、蘑菇和乳酪，每个人都有义务各吃一块。餐桌中央摆了一大篮面包，我们刚撕下面包把盘子擦干净，下面的菜便一道接一道地紧跟着上了。有兔肉馅饼、野猪肉馅饼，有水果酱点缀的猪肉沙锅，还有点缀着胡椒粒的香肠片和一种需要蘸新鲜蕃茄酱吃的小洋葱。盘子再次擦干净后，鸭子端上来了：鸭肉切成长条形，成扇状排列，浇着油亮的酱汁--这种新式菜肴，是别处见不到的。蘸着浓黑的肉汁，再配上野蘑菇，我们吃了整块胸肉和整条鸭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吞下了眼前的食物。谁知，就在我们刚刚靠在椅背上准备喘息一下的时候，却近乎惊恐地发现主人又再次收拾干净盘子，将一只巨大的烘盘端上桌来。这回是女主人精心特制的红酒洋葱烧兔肉，料酒是特选最醇最厚的佳酿。我们小心翼翼地提出分一小块便好的请求被主人满面笑容地轻松拒绝了。我们只好吃掉它。除此之外，我们又吃了油炸土司拌蔬菜沙拉，胖大的羊奶乳酪面包，吃了主人家女儿特意精心制作的杏仁奶油蛋糕。我发誓：那天晚上，我们是为了捍卫英格兰的荣誉而吃！　　随咖啡一起上的，还有几瓶本地自产的"消化酒"。我倒是很愿意痛饮一次，只是肚子里实在一点空隙也没有了。然而主人的盛情又不容推辞。他一定要我品尝一种根据11世纪下阿尔卑斯山区僧侣的配方制成的调和酒。倒酒时，主人要我闭上眼睛；等到再睁开时，只见满满一大杯浓稠的黄色液体放在面前。我绝望地环顾全桌，每个人都以饱含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既不可能偷偷喂给狗儿，也没办法顺着裤腿流进鞋子里去，我只好一手紧抓桌缘以防不支倒地，一手持杯，闭着眼睛往喉咙里猛灌。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原本以为酒会灼伤我的舌头，甚至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让它永久性地破坏我的味觉器官吧。结果证明，这是一只魔术杯，而我喝下的只是空气。这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因为少喝一杯酒而深感宽慰。旁观的人们笑声停歇之后，真正的劝酒再次构成威胁。好在主人家的猫咪及时伸出了援助之爪。为了追赶一只飞蛾，她从位于大衣柜顶端的总指挥部一跃而下，跌落在餐桌上的咖啡杯和酒瓶之间，一时间搞得杯盘狼藉。这显然是起身告辞的适当时机。我们腆着肚皮漫步回家，居然忘了天气的寒冷。回到家已无力说话，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美食家传统　　就算依普罗旺斯标准，这样的一餐也绝非寻常家宴。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们通常中午饭吃得比较丰盛，晚餐则简单朴素。这种习惯健康又合理，但我们却做不到。我们觉得丰盛的午餐只会让晚餐的胃口更好。不过，这一定与我们住在盛产美味食品、居民精通饮食的地方脱不了关系。就拿肉贩来说吧，光卖肉给你他是不会满足的。尽管排队等着买肉的人很多，他仍会长篇大论地告诉你，这肉要怎么调理、上桌时用什么餐具，搭配哪些食物和饮料等等。　　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是我们上艾普镇去买小牛肉，准备炖一锅普罗旺斯式肉汤。有人指点我们去旧城区找一位肉店老板。据说他是个大行家，做事既认真又可靠。他的店面很小，他和老板娘却长得牛高马大，我们四个人已经足以把他的小店挤得满满当当。他专注地听我们说明想做的这道名菜；我的感觉是，他好像已经听说我们的打算了。　　老板义愤填膺般地摸出一把大刀来，开始使劲地磨，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吓得倒退了一步。他说，我们算是问对人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堪称本地区炖肉汤的第一高手。我们注意到，他说这话的时候，老板娘在旁边仰慕地不住点着头。为什么这么说呢？老板一边在我们眼前挥舞着那25公分宽的利器，一边解释说，他本人曾就这道菜的做法专门写过一本书，书中详尽介绍了基本烹饪技巧之外的20种其他方法。老板娘再次不住地点头，像是位首席外科医生身旁的资深护士，在手术前满怀崇敬地将刀递给医生进行检查。　　我们敬佩不已的样子一定赢得了老板的赞许和动力，因为他接着就切下了一大块小牛肉抛在案板上，语气也变得更加权威起来。他麻利地把肉仔细切成小方块，另装了一袋子切碎的草药，还告诉我们到哪儿去买最好的辣椒，并一再强调辣椒要四根绿的配一根红的，这样做出的菜才有美感。最后，他又把菜的做法复述了两遍，直到确定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这才满意地和我们点头作别。　　普罗旺斯的美食家遍地都是，而独到的烹调技艺往往来自最意想不到的人士。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国人对食物的热情，就像某些其他国家的人对体育和政治无比热心一样。话虽如此，当我们听到擦地板的巴诺先生头头是道地评论三星级餐厅时，仍不免大吃一惊。巴诺每天来为我们清洗石质的地板，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是那种对自己的口腹之宜决不草率从事的人物。每天中午准十二点，他都会换下工作服，到附近一家餐厅去消磨两个小时。　　据他评断，这家餐厅的菜还不坏，但是，当然比不上雷伯镇（Les Baux）的博马奈餐厅。博马奈餐厅经《米其林餐饮指南》（Guide Michelin――1 法国著名餐饮旅游指南数，分为绿色和红色指南两大系统，绿色的主要是景点介绍，红色的以餐厅和旅馆为主。）评定为三星级，在戈米氏指南（Gault-Millau Guide）的20级评分表中则列为17级。据说，在那儿，他吃过真正鲜美异常的鲈鱼。不过，合奈（Roanne）的特鲁瓦（Troisgros）餐厅菜色更佳，只不过位于火车站对面，房屋建筑不如博马奈美观。特鲁瓦被《米其林餐饮指南》评定为三星级，被戈米氏评为19.5级。就这样，巴诺一面跪在地上刷洗地板，一面向我们评价了法国最昂贵的五到六家餐厅，所有的餐厅都是他每年外出旅行时亲身造访过的。　　他也到过英国，在利物浦的一家酒店里吃过烤羊肉。那肉色灰灰暗暗，吃起来非但不够火候，甚至连一点味道也没有。当然啦，他深表同情地说，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宰羊要宰两次：第一次屠宰时夺去生命，第二次则是烹任时夺去滋味了。我见自己国家的烹调术遭到如此侮辱，大感脸上无光，只好悄悄退出，留下他在洗洗刷刷中梦想着下次旅行和饮食的目的地。隐居的猎人　　天气仍然寒冷。但在刺骨的寒意中，夜晚星光格外灿烂，日出的景象更是美不胜收。这天清晨，太阳显得异常地低沉和硕大。迎着晨曦走去，远山近树不是一片耀眼的明亮便是阴影朦胧。狗儿们遥遥跑在我的前方，听到它们的叫声后，要过上好一阵子才能看见引起它们吠叫的原因。　　树林里有一处地层下陷，状似深碗。上百年前，曾有个不明状况的农夫在里面盖了一座房子，由于四周林木葱茏，房子总是阴阴暗暗的。我多次路过这里，总是见到门窗紧闭，惟一有人居住的迹象仅是烟囱里偶尔升腾出来的烟雾。屋外的院子里，总有两只大狼狗和一只黑色杂种狗在那里徘徊、咆哮，揪扯着锁链，要阻止任何人或动物经过。这几条狗恶名昭彰，有一只曾经挣脱索链，把安德烈老爹的腿咬开了一条大口子。我们自家的狗儿，在温驯的小猫面前神气十足，而一旦面对那些不怀好意的利齿，便明智地选择了退避三舍的战略。久而久之，它们养成了绕道而行的习惯，选择了屋旁一条陡峭的小山坡作为行军路线。现在，它们就站在那条陡坡的顶端，神经紧张地狂吠着。那是一种犬类在熟悉的领地遭遇不速之客时才会发出的声音。　　我登上陡坡，晨曦耀眼夺目，但仍能依稀辨别出树林中一个人的身影。他的头顶在晨曦的照射下笼罩着一圈白雾，狗儿们在安全距离之外虚张声势地监视着。我走上前去，他向我伸出一只冰冷僵硬的手。　　"早安，"那人将烟蒂从嘴角抽出，自我介绍道："我叫安东?马索。" 　　马索一身战时打扮。身穿一套泥污斑驳的迷彩外套，戴着丛林野战军的帽子，子弹带斜挂在肩上，用单手擎着一支猎枪。他脸上的肤色和纹理恰像一副仓促起锅的牛排，鼻锋突出，下面是一绺凌乱的、被烟熏黑的山羊胡子，赤黄的眉毛密密麻麻地遮蔽了部分灰蓝的眼睛。这副尊容就算不笑，也已经足够惊世骇俗了，不期然笑起来，更是露出一口能让最乐观的牙医感到绝望的烂牙。话虽如此，他却给人一种狂野的温和亲切之感。　　我问他是否有所收获。"一只狐狸。可是太老啦，不能吃。"他自己显然并不满意，耸耸肩膀，点燃了另一支香烟。那是一种又粗又长的老牌勃耶德香烟，用米黄色的烟纸包裹着，在清晨的空气里点着后，散发出一股篝火燃烧的气息。"不过，"他说，"至少它不会再招惹得我的狗在夜里吵个没完没了啦。"他朝树林里那座房子点了点头。　　我说他的狗好像很凶，他闻言得意地笑了。"顽皮而已，"他说。"那怎么会有一只挣脱索链，咬伤了老人家呢？""哦，那个啊，"他摇摇头，像是触动了痛苦的回忆。"问题在于，"他说，"你永远不要背对着一条调皮的狗，而这恰恰是那可怜的老人犯的错误。那可真是一场灾难啊。"一时间，我以为他在为安德烈老爹受伤的事遗憾。老爹那次伤得可不轻，到医院去打了好几针，也缝了许多针不说，腿上还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可是我错了。马索真正遗憾的是：他不得不去买一条新狗链，而狠心的铁匠竟然为此敲诈了他250法郎。这痛苦比狗咬的齿痕更深。　　为了不让他继续伤感，我换了个话题，问他是否真的痛恨狐狸？他似乎很惊讶有人提出这种愚蠢的问题，瞪了我好几秒钟没回答，好像怀疑我在开玩笑。　　"英国人不吃狐狸肉吗？" 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反猎杀协会成员写给泰晤士报的文章。文中一致声讨这种没有体育精神、而且显然是来自异邦的不道德行为。　　"不吃。英国人会穿着红色上装，带几条狗，骑上马去追逐狐狸，追到了、就砍掉它的尾巴。” 我尽量追索着记忆中的片段。　　他微微昂起头，表现出一副震惊的模样："你们这些英国人可真奇怪。" 接着，他兴高采烈地用夸张至极的手势向我说明，文明人是如何对付狐狸的。　　马索的独门技艺　　首先，找一只年轻的狐狸，要准确命中头部，因为头上可没什么好吃的。子弹若　　打在狐狸身上可食用的部分会造成伤口，而且使狐肉变硬不好吃。马索说着向我展示　　他那只狐狸身上的两个弹痕。我猜这一定是反面教材了。　　接下来，要剥去狐皮，肢解成数块。马索作了个用手砍下自己胯骨的动作，又做　　了几个拉扯的手势，以使我能够了解取出内脏的过程。　　清理好的狐肉，放在流动的冷水中浸泡二十四小时，除去狐臊味。擦干后，再用　　袋子裹起来，在屋子外面吊一夜，如果那天晚上有霜冻就更好了。第二天早晨，把狐　　肉放入砂锅，淋上狐血和红酒混合液，加入药草、洋葱和蒜头，文火慢炖一两天（马　　索抱歉地说他不能确切地说是一天还是两天，因为那要根据狐狸的大小和年龄而定）。　　很久以前，吃狐肉要配面包和炸薯条。现在时代进步啦，改良式炖锅能把肉烧得　　不油不腻，只需配上马铃薯就行。　　说到得意之处，马索神采飞扬，唾沫四溅。他告诉我，他一个人住在这儿，冬天里很少有人做伴。在山里过了半辈子，他现在考虑是不是要搬到村子里去住，跟大伙儿在一起。当然，这座房子漂亮，安静，冬季的西北风吹袭不到，夏天正午的炎阳也晒不到，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年快活的日子，要离开还真舍不得，会让他心为之碎的。除非--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灰蓝色的眼睛中泛着诚恳的泪光--除非是看在我面上，让我的朋友买下它。　　我向下面望去，看见那摇摇欲坠的建筑零乱地矗立在树影之中，三条狗拖着链条无休无止地来回踱着步，像三只流浪的幽灵。在整个普罗旺斯只怕再难找到比这更让人不愿意住的房子了：没有阳光，没有风景，也没有空间的感觉，而且内部一定既潮湿又阴森。我实在不忍心扫了这位初次见面的朋友的兴，于是答应马索会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向我眨眨眼睛，说道："100万法郎，最低价。" 好像我已经占了大便宜。此外，马索还表示，在他离开这天堂一角之前，我若想知道有关乡村生活的任何细节，他都愿倾心相告。他熟悉森林里的每一寸土地，例如：蘑菇长在何处，野猪到哪里喝水，打什么猎物用哪一种枪，如何训练猎犬等等，只要我想了解，他没有不知道的。我对他的友好表达了谢意。"这没什么。"他说着，蹒跚地步下山坡，向他那价值百万的“豪宅”走去。　　我告诉村子里的一位朋友，我遇见了马索。他笑了。　　"他有没有教你怎么烧狐狸？" 　　我点点头。　　"他有没有向你推销他的房子？"我又点点头。　　"这个家伙，满嘴胡说八道。" 　　我倒不在乎。我喜欢他。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他能为我提供充满幻想、且具有高度可疑性的各种信息。有了马索指引我领略山村狩猎的乐趣，又有曼尼古希先生负责在科学领域对我进行教导，现在，我需要的就只是一位宦海领航员了。我衷心地希望有人能够指引我渡过法国官僚机构浓雾迷漫的水道。这水道之错综幽深，迂回曲折，足以让一颗芝麻大绿豆膨胀成拦路巨石。法兰西的官僚模式　　买房子时，手续繁杂冗长就已经应该让我们心生警惕了。我们想买，房主要卖，价钱双方一致同意，事情照理说不是很简单吗？可是，我们却马上被迫参加了法国人热衷的文件搜集运动。需要出生证来明确证明我们的存在；需要护照说明我们是英国人；需要结婚证书才能用两个人的名义合买房屋；要前次婚姻的离婚证书用以确定目前的婚姻有效；提供文件证明我们在英国有固定住所（我们的驾驶执照上明明白白写着地址，却被判定证据不足；有没有更正式的文件，像是电费收据之类的，可以证明我们真的住在那儿呢？）。雪片般的各式证明和文件于是在英国与法国之间飞来飞去，资料巨细靡遗，只差没要血型证明和指纹打印。终于,当本地律师把我们一生的纪录都搜罗到一个档案夹里的时候，房子可以过户了。　　想来，我们受到官府这等盘查，是因为我们两个外国人蓄意要买走法国的一小部分，于是，国家安全当然必须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那么,比较不重要的业务应该办得快些，文件也不要那么多了吧？带着这个念头，我们安心地去购买汽车。　　我们看上的是一辆很普通的雪铁龙双门式轿车。这款车25年来很少变更设计，因此，每一个村落里都找得到它的零配件。它的机械构造不会比缝纫机复杂多少，任何一个稍微称职一点的铁匠都懂得修理。它既便宜，最高速度也不会太快，除了防震弹簧像是面粉做的，使人坐在上面会产生一种晕船的感觉之外，它相当漂亮而又实用，并且车行刚好有现货。　　业务员看着我们的驾照：欧洲共同市场的国家通用，公元2000年以后才到期。然而，他耸耸肩，万分抱歉地抬起头来，说道："不行。" 　　"不行？" 　　"不行。" 　　我们搬出秘密武器：两本护照。　　"还是不行。" 　　我们开始东翻西找各种可能的文件。他会要什么呢？结婚证书？英国那边的电费收据？都不是？我们放弃了努力，抬头问他，除了钱之外还需要什么才能买到车呢？　　"你们在法国有地址吗？" 　　我们取出地址递给他，他小心翼翼地抄在销货单上，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第三张复写纸看不清楚。　　"你能证明这是你们的住址吗？有没有电话费账单？水电费账单？" 　　我们解释说，因为刚搬进去，还没收到任何账单。他解释说，要有地址才能发行车证，没有地址就没有行车证，而没有行车证就没有车。　　幸好，他推销员的本能压倒了对官僚主义的偏好。他倾身向前，提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只须提供房屋买卖契约书，一切便可圆满完成，我们就可以有车开了。契约书在律师那儿，距汽车公司足有15英里。我们跑去拿了来，耀武扬威地放在他桌上，另附支票一张。好啦，现在可以把车开走了吧？　　"可惜，还是不行。" 原来我们还得等支票兑现，即便是在本地银行办理，这也大约需要四、五天时间。　　“为什么本地银行开的支票需要那么久才能兑现？我们能不能一起到银行去，当场办理兑现呢？” 　　“对不起，这我们可办不到。” 　　现在是中饭时间。法国在两方面领先全球--官僚主义和美食主义，现在两者联手，使我们陷入了莫大的困境。　　这次经验让我们变得有点神经质。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出门一定携带所有证件，见到任何人都赶紧出示护照和出生证明，也不管对方是超级商场的收银女郎，还是帮我们运酒上车的合作社老头，而对方也总是对我们的文件甚感兴趣，因为证明文件在这里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不过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带着证件到处跑，经常听人问道：“是不是在英国都得这样呢？英国真是太奇怪，太无聊了。” 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只能无奈地耸一耸肩。在这里，我们对这个动作已经练得滚瓜烂熟了。朦胧春意　　寒冷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一月底，之后，天气明显地转暖了。我们期待着春天，而我，更急着想听听专家怎么预测。于是，我决定去请教那位林中贤者。　　马索习惯性地揪着他的小胡子，沉吟着，表示是有春天的迹象可循。像是怕我质疑他的论断，马索紧接着隆重推出了令我印象深刻的老鼠学说。根据马索的观察，老鼠能比精密的人造卫星更早察觉出春天的到来。这几天，他家屋顶下的老鼠便异常活跃，事实上，有一天晚上还吵得他简直睡不着觉，朝天花板开了好几枪才让它们安静下来呢。　　马索在展示了他博大的动物学知识之后，又向我显示了他对天文学的精深研究。他说，新月就要出现了，而每年这个时候，新月也常常会带来变化。根据这两个明显的预兆，他预测今年的春天会来得早，也来得暖。我听了急忙赶回家，看看院子里的杏树有没有开花的迹象，同时开始考虑是不是该清洗清洗游泳池了。二月　　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就已经变得沉寂落寞。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肃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似乎为我们所独有，只是在雪地上有时可以发现偶然经过的松鼠和野兔的足印。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痕迹。冰封雪埋的日子　　当地小报《普罗旺斯日报》的头版通常刊登的都是些诸如本地足球赛的成绩，地方小政客不着边际的言论，以及发生在素有“普罗旺斯的芝加哥”之称的卡维隆(Cavaillon)小镇上，号称惊心动魄的超市抢劫案等无足轻重的琐碎小事。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当地人开着他们的小雷诺轿车，因试图模仿一级方程式冠军车手阿兰·普罗斯特未遂而酿成的血案。　　二月初的一天，所有寻常新闻全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头版头条与体育、犯罪、政治等一概无关。“普罗旺斯银装素裹!” 标题赫然醒目，字里行间潜藏着一分喜悦。而这种喜悦似乎多少都与下文中因为天气反常而造成的种种事故有关。这类故事包括：母婴深夜受困大雪包围中的汽车，居然神奇地安然无恙；老人险些冻僵，幸得具有助人为乐之精神的警觉邻居发现，方得脱险；直升机从凡杜山凌空抢救被困登山者；邮差克服重重险阻，忘我递送电费账单等动人事迹；另外还有白头老翁忆往昔冬日，峥嵘岁月愁的怀旧情怀。总之，关于这场大雪的文章几天几夜也写不完。读者完全可以想见写稿的记者是如何摩拳擦掌地在文章中铺撒惊叹号的情景。　　节日般热闹的新闻旁边还附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尼斯蔚蓝的海岸边，人行道上棕桐树覆满雪花，像一列白羽织成的巨伞。另一张是在马赛街头，一个衣著臃肿的身影，用绳子努力牵动着一个带滑轮的暖气片在雪地中行走，活像拉着一条宁死不屈的狗在散步。报上见不到乡村雪景的照片，原因是乡间的道路全部被大雪封断，而最近的铲雪机具也在300公里以北的里昂才有。习惯了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驾车奔驰的普罗旺斯人，既便是勇猛无畏的摄影记者，也不敢冒冰上华尔兹的危险，而宁肯待在家中或隔壁的小酒馆里打发时日。不管怎么说，冰封雪埋的日子毕竟不会太久。这是气候偶尔的失常，就像老天爷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却使顶着风寒准备出门的人有了借口，在咖啡里多加一匙奶末，或是喝一杯浓烈的酒，壮壮胆气。沉寂落寞的山谷　　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就已经变得沉寂落寞。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肃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似乎为我们所独有，只是在雪地上有时可以发现偶然经过的松鼠和野兔的足印。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痕迹。天气稍暖时还经常见到全副武装的当地猎人们，趾高气扬地在山中巡视，现在连他们也深居简出，完全屈服于大自然的威力了。我们也曾自以为听到过几声枪响，后来发现，原来那不过是树枝不堪白雪的重压而折断时发出的声音。除此之外，周遭全然寂静一片——马索后来形容，那会儿静得连老鼠放屁都听得到。　　我们家的附近已经覆盖了厚厚的积雪。在阵阵凛冽北风的助威下，雪渐渐堆积得淹没了膝盖。出门步行往梅纳村（Menerbes）买一条面包变成了一项历时需近两个小时的探险。来回的路上见不到一辆移动的汽车，盖满白雪的汽车比温顺的绵羊还老实而安静地停在傍山的路旁。这种平日在圣诞卡中才会出现的风景感染了村里的居民们，他们兴冲冲地在光滑的街道上尝试着行走和滑行，脚步错乱，个个像醉汉溜冰。太阳终于从云端深处探出头来。村政府的清洁队，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由普通扫把武装起来的小伙子，在村中的几个重要据点——肉店、面包店、杂货店和咖啡馆前扫出一条无雪的道路，供人们进出。村里人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庆贺彼此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度过了这场浩劫。一个脚踩滑雪板的人从市政厅方向出现，与村里除他之外、惟一的辅助交通工具拥有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那位仁兄在事故发生时，正得意洋洋地安坐在一辆古老的雪橇上招摇过市。可惜《普罗旺斯日报》的那位记者不在场，否则，他很可能会写下这样的标题：“大雪再次酿出重大车祸”。而他大可以坐在温暖舒适的咖啡馆里现场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　　狗儿们很快适应了雪地，它们像小熊似地钻进雪堆，染白了身子再钻出来，然后在空旷的雪野上大呼小叫的蹦跳起来。它们甚至还学会了滑冰。几天以前我还打算好好清洗一番的游泳池，现在完全冻结成一块蓝绿相间的坚冰。这一发现让狗儿们兴奋不已，它们先是放两只前爪上去看看，接着是小心翼翼地放上第三只，终于最后一只也跟上来了。突然，它们的动作停住了，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想来，它们一定是在思考，为什么头一天还是能喝的东西，第二天却能够站在上面了？但不一会儿，它们的尾巴便又开始兴奋地打起转来，不久后，它们滑冰的技术更是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我以前总觉得狗的身体是依据四轮驱动汽车的原理设计的，每一只脚都有同等的推进力。这会儿我才发现，我可能是错了，狗儿们力量最大的也许还是后脚。它们在冰上滑动时，前半身可能还在打算直线前进，但后半身却会完全失去控制，尾巴左摇右摆，有时候几乎还有翻车的危险。　　我们像是被放逐到景色如画的冰海上漂流，放眼望去，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白天，周围的一切都使人愉快。我们到远处散散步，砍砍柴，再来一顿丰盛的午餐，丝毫不觉得冷。但到了晚上，即便穿着毛衣坐在火堆旁，再用更加丰盛的食物填充肠胃，还是能够感觉到寒意不断从脚下的石板和四周的石墙渗出，冻麻了脚趾、冻僵了肌肉。我们常常九点钟就上床，而清晨坐在早餐桌上，一呼吸便形成一团雾气。如果曼尼古希的理论正确，这世界比以前平坦了，那么以后的冬天怕是都要像这么冷啦。这会儿，我想我们已经不能再假装自己住在亚热带，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是向中央供暖系统的诱惑投降的时候了。　　我打电话给曼尼古希先生，他不无担心地问起我家水管的状况。我告诉他，水管还好好地挂在那儿。“那我就放心了，”他说：“因为现在气温是零下5℃，开车太危险了，而我已经58岁了，还是待在家里的好。”旋即他又说：“我在家里吹笛子呢。”据他说，每天吹吹笛子，不仅能让手指保持敏捷，还可以忘掉管道疏通工作的烦恼。接着，他开始大谈巴赫、亨德尔等作曲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思绪引到我们需要暖气这个世俗的问题上。终于，我们达成了协议，等马路上的雪一扫干净，我就上他家去一趟。他家里存有各式各样的暖气设备——用瓦斯的、用油的、最近更是引进了一种新式太阳能暖气板，都可以展示给我看。我还可以顺便见见他的老婆，一位出色的女高音。看来，我势必要在众多暖气机和水龙头的环绕中欣赏一场音乐会了。石桌方案的诞生　　对温暖气候的渴望让我们联想到夏日的美好时光，于是，我们开始计划把有围墙的后院改建成露天茶座。院子的一头原来就有一只烤肉炉和一个吧台，所缺的只是一张坚固耐用的大桌子。我们站在15公分厚的积雪中，想像着八月里在这里吃午餐的情景：桌子应该至少有五英尺半见方，才坐得下八个古铜色肌肤的赤足汉子，放得下大盘大碗的沙拉、馅饼夹乳酪、橄榄油烘面包，还有一瓶一瓶的冰镇葡萄酒。北风呼啸着吹扫过庭院，将院子里的积雪挥洒得漫天飞舞。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做出了决定：那必须是一张方桌，桌面应该是一整块巨大的石板。　　卢贝隆山区盛产石材，种类很多，应用广泛，令人叹为观止。塔佛采石场出产的寒石平滑细密，色呈灰褐；拉考斯特村产的火石则粗糙质软，呈乳白色。除此之外的石材尚有约二十种，颜色深浅与质地各异。从做壁炉和游泳池、砌墙、铺地板，到花园凉椅和厨房水槽，都有合适的石材可用。在英国或美国可能会使用木材、铁材或塑胶的地方，在这里全部用石头代替。据我们发现，使用石材的惟一的缺点是，冬天里石头是冰冷冰冷的。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石头的价格。按面积计算，石材比油毛毡还便宜。这一大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以至于非常轻易地就忽略了放置石头的代价。我们决定不等大地回春，就在风雪漫天的日子里，亲赴采石场，寻找合适的石头。朋友们向我们推荐了拉考斯特村一个叫皮埃罗的石匠，说他除了手艺好，价格也公道外，还很富有创意及个性。我们跟皮埃罗约好，第二天大清早八点半，趁着采石场还没开工便去他那里碰头。石材的世界　　遵照路标指示，我们从拉考斯特村弯上一条小道，穿过橡树林，便来到一片开阔的旷野。这里幽静整洁，看起来丝毫不像印象中的工业矿区。正当我们打算掉头回去的时候，却差一点跌进我们要找的地方——一个散放着各类石块的大坑。这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石材原料，有的已做成墓石、纪念碑、花坛、带翅膀的天使、小型凯旋门或者粗短的圆柱。一间小屋瑟缩在大坑的一角，窗户上落满陈年的石尘，早已经混沌一片了。　　敲门进去，发现皮埃罗正坐在里面。他头发蓬松地随意摊在头顶，留着一嘴黑色的大胡子，眉毛浓密而乌黑发亮，颇有一股海盗的气势。他一边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一边用一顶揉得不成形状的呢帽掸去屋内两张椅子上的尘土，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放回桌上，盖住那里的一部电话机。　　“英国人，嗯？” 皮埃罗显然对我们早有耳闻。我们点点头。他倾身过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有一辆英国车，阿斯顿·马丁老爷车，棒极了。”他把指尖放在唇边略微思考了一下，这使得他肮脏的大手在他的大胡子上留下了少许白色的石灰粉尘。接着，他便开始在桌上的纸堆里东翻西找，掀得尘土飞扬。据他说，汽车照片明明就放在那堆图纸下面。这时候，电话铃骤然响起，皮埃罗飞快地从帽子底下掏出话筒，脸色愈听愈显得沉重起来。　　“又有人定做墓碑，”放下电话，他说道：“都是天气不好。老年人受不了这鬼天气。”他四下寻找那顶帽子，最终在自己头顶上找到，并再次放回电话机上，像是要把坏消息遮盖起来。　　他的注意力终于转了回来，说道：“听说你要一张桌子。” 　　我已经把心目中的理想桌子画成了一幅详细的草图，大小尺寸标明得清清楚楚。我对这张图的制作相当自豪，至少我敢肯定，任何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看到我的绘画艺术，都一定会以为是一幅杰作。皮埃罗显然与我们不在同一个认识水平上，他略微看了看我画的草图，又扫了一眼图上的数字，摇了摇头。　　“不行。这么大的一块石板，厚度得加倍。而且，用不了五分钟，你的桌脚就会“砰”地一声垮下来，因为你这桌面的重量起码也得有……”他在我的草图上潦草地进行了一些演算后，说道：“...三四百公斤。”他把纸翻过来，开始在背面一阵涂抹。“呶，你要的是这个。”他把绘好的图样推过来给我们看。的确比我画的高明多了，简直是一件完美的雕塑品：线条简单，明了，比例精确。“怎么样，1000法郎，含运费。” 　　我们敲定了价钱，我答应几天以后把支票送过来。　　送支票的那天，已是傍晚时分。我发现皮埃罗整个人完全变了一个颜色，从头上那顶呢帽到脚下的靴子，通体灰白，好像刚在粉糖堆里打了个滚似的。他是我生平所见过的第一个因为一天的工作便老了25岁的人。据我们的朋友说，皮埃罗每晚回家，他太太都要用吸尘器吸遍他的全身。朋友们还说，他家所有的家具，从摇椅到浴盆，无一不是用石头做成的。这些话我原来还将信将疑，但此时此刻，却确信无疑了。奇异的虚幻世界　　普罗旺斯的深冬有一种奇异的虚幻氛围。寂静加上空旷，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像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人生活在这种特殊的氛围里，竟然会产生一种奇幻的心境。这时，即便在森林里迎面遇见精灵，或在月圆的晚上看到双头山羊，我们似乎也不会觉得惊讶。这种感觉与过去夏天里来度假的情形相比，自有另一番意趣。　　不过，对这里的其他人来说，冬天可能意味着无聊、沮丧，甚至更糟——沃克吕兹省的自杀率据说是全法国最高的。住在三公里外的一个男子，便在某天夜晚悬梁自尽了。消息传来，所谓自杀率对我们便忽然有了一种超越统计数字之外的震撼。　　地方上如果有人过世，商店和一些人家的窗户上会贴出小小告示。教堂则会用钟声为死者送行。送葬的人穿着不经常穿的正式服装，列队缓步向山村墓地行进。墓园通常位于村子里景致最好的地段。当地一位老人就这一点解释道：“死人应该拥有最好的景观，因为他们要在那里待很久很久。”说罢，他为自己的幽默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笑得简直岔了气，以至于我一时间不禁担心他是否大限已到，也会就此加入被葬者的行列。我告诉他美国加州的墓园是钱付得多风景便好，否则便萧落冷漠。他听罢并不怎么惊奇。“到处都有傻瓜，”他说：“死人和活人都一样。” 深冬里的一丝暖意　　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一点也没有冰融雪化的迹象。不过，农夫们已经驾驶着拖拉机把路面清出两条黑色的轨迹，汽车可以在两侧雪堆之间单线行驶。我因此有缘见识到法国人开车的习性和风范――极有耐心，甚至可以说是固执，与他们参加赛车时的那份勇往直前和毫不畏惧的雄风相去十万八千里。我是在村外的马路上目睹了这种景况：一辆车沿着路中央的清晰轨迹小心行驶，另一辆车这时从对面开来，两车鼻子对鼻子停住，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冒陷入积雪之险让到路旁。司机们只是隔着挡风玻璃互相瞪视，默默期待第三辆车开到自己身后，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势单力孤的对方便不得不退后，让路给多数者先行。　　我旁观了一阵，便自顾自轻踩油门，往曼尼古希先生珍藏着暖气片的家驶去。他在贮藏室的屋门口迎接我，羊毛软帽拉下来遮住耳朵，围巾直缠到下巴上，戴着厚厚的手套、足蹬长靴，一副用个人绝缘法的科学手段力抗寒潮的模样。在他称赞了我家的管道，我也对他的笛子绝技表示仰慕之后，他引我进屋，检阅整齐排列的各式管状物，和堆放在墙角、用途不明的各种器械。曼尼古希宛如一台活动式录放机，滔滔不绝地讲述每一个机种的功能和热能，这些大大超乎我理解能力之外的东西。我只得如闻梵音，诺诺不已。　　不知过了多久，天使梵唱终告结束。“好，就是这样啦。”曼尼古希说完，期待地看着我，好像全世界的中央供暖系统已经全部摆在面前任我挑选。而他则相信我已掌握了全部资料，抉择必然明智无比。我无言以对，只好问他自己家里装的是哪一种。　　“啊，”他拍打着前额，故作钦佩地说：“这可真是个聪明的问题。卖肉的自己吃哪一种肉呢？”留下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径自带我到隔壁他的住家。真的很暖和，甚至有点令人昏昏欲睡。曼尼古希三下五除二地脱去两三层衣物，夸张地抹着额头，同时把帽子上翻，露出耳朵。　　他走过去，拍拍暖气顶部：“摸摸看，铸铁的哟，可不是他们现在用的那种废料。还有锅炉——你一定要看看锅炉。不过请注意，”他忽然停顿下来，用他那只演说家的手指戳戳我，说道：“这可不是法国货。只有德国人和比利时人才真正会造锅炉。”我们进入锅炉室，那上了点年纪的机器正靠着墙边喷云吐雾，气势不凡，引得我不禁由衷地称赞了一番。“有了它，就算外面温度降到零下6℃，室内也总能够保持在21℃。”说到这儿，他故意推开屋门，放进一点点零下6℃的空气。这位天才演说家非常善于因地制宜地运用各种实物范例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好像站在他面前的是个愚不可及的孩子（不过谈到铅管啦、暖气啦什么的，他对我采取这种方式倒还真是对症下药）。　　见过了锅炉，下面该回屋去见见曼尼古希夫人了。她是个个头矮小的女人，说话声很大，但很动听。她问我要不要来点药草茶、杏仁饼干，还是一杯葡萄酒？我其实真正想要的，是观看曼尼古希先生戴着软呢帽吹笛子。可是，看来这事儿得改天再说。我今天需要考虑的问题还真不少呢。告辞出门，我抬头望向屋顶，竟然发现那使用中的太阳能暖气板也已经被冻得结结实实。不禁突生一个念头：应该还是装铸铁暖气更保险吧。石桌的魅力　　回到家，赫然发现一件形如史前巨石的东西安置在车库外。我订制的桌子送来了。 1.5公尺见方，13公分厚，巨大的基部呈十字形。它被安放的位置与我们期望的位置虽然相去仅十几公尺，搬运起来却不啻十几公里之遥。院门不宽，容不得任何机械运输工具进入，高高的院墙和倾斜的廊帘也让起重机毫无用武之地。皮埃罗说过，这桌子会重达六百到八百磅左右。在我看来，它可远不止此数。　　当晚，皮埃罗打来了电话。　　“怎么样，桌子还不错吧？” 　　“是啊，桌子很棒，不过有个问题。” 　　“你们把它摆好没有？” 　　“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多找几个人帮忙，”他说：“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 　　“那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万五千多个埃及奴隶，这事儿不消片刻便能办成了。” 　　“好吧，如果你们实在没有好办法，我倒是认识卡卡松尼城的橄榄球队。”他大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们无计可施。只好又走到后院去瞻仰那庞然大物，设想着要多少人才能把它搬到院子里去。六个？八个？必须侧着搬，同时保持充分平衡才通得过院门。我们脑中简直可以想像人们被砸断脚趾、还有人力尽肠脱的景象。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我们选定放置这个巨大纪念碑的地方，以前的房主只摆了一张轻便、可折叠的桌子。我们别无良策，只得回到屋里，在炉火前斟上一杯酒，寻找灵感。至于桌子，就留在外面吧，料想没人偷得走。厨房的改造工程　　人算不如天算，援助人员不久便意想不到地出现了。早几周我们决定改建厨房，为此与建筑师进行了多次商谈，期间掌握了许多法文的建筑术语，从厨柜、加高、天花板、垃圾管道，到粉刷、铺石板、上工字小梁和未加利用的角落空间等，不一而足。起先我们热情万丈，到后来却因改建计划一再受阻而渐渐兴味索然了。厨房始终原封未动，内中的原因包括：天气不佳而延期施工，泥水匠去滑雪度假了，砖石工骑摩托车或者玩足球摔断了手臂，还有材料商冬季懒得出门等等。建筑师是从巴黎移居而来的，他警告过我们，在普罗旺斯盖房子好比进行冗长的防御持久战，长日无聊，只会偶然被爆发的枪战打断一会。现在，我们陷入西线无战事的阶段已经很久了，正期待着枪战发生。　　攻击部队终于抵达，带来了震耳欲聋的机械声。那是一天清晨，曙光刚刚划破黎明的昏暗。我们睡眼惺忪地跑出屋，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却模模糊糊辨认出一辆卡车的轮廓，凸露出载运的长条材料。一个公牛似的壮汉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显得心情非常愉快。　　“是梅尔先生吗？” 　　我回答道：“是我，没错！” 　　“太好了，动手修厨房吧！” 　　后面的车门打开，一只长耳猎犬先跳了下来，后面跟着三个男人。工头儿走上前，一阵刮胡子水的香味紧跟着扑面而来。他胡乱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并引见他的伙伴：他叫狄第埃，这是助手艾里克，还有那壮实的年轻人是学徒克劳德。芳名叫潘妮的那只母狗，当即在屋前撒了一泡长尿，宣告工程正式开始。　　我从没见过建筑工人这么拼命的，每一件工作都在高速中进行。太阳还没完全露脸，梁木已经竖起，厚木板的斜坡也已铺成；再过几分钟，厨房的窗子和水槽都不见了。十点钟，第一层石子地面已经平整铺好，狄第埃开始向我们解说施工计划。他敏捷强悍，留着小平头，腰杆儿挺直，像个军人。我可以想像他如果在军中担任士官长，会怎样操练那些懒散的海外军团士兵们，直到他们哭着求饶为止。他说话冲击力强，话语间夹杂着许多拟声字如tok， crak，boum等法文里用来形容撞击或破裂的字眼。而此刻，他将这两种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花板要拆，地面要垫高，厨房里所有的陈设都要移出去，这可是一次大工程。经由那刚才还是窗户的洞口。一面三夹板的薄墙竖了起来，封住了通往其他房间的通道。至于饮食大计，只好转移到后院的烤肉炉那儿了。　　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地粉碎着一切，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时分才不大情愿似地停下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了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以及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盛着的香肠、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一把将近四十磅重的大锤子握在了一个醉醺醺的工匠手里，想起来就胆战心惊？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开工，一直到将近七点，他们没有休息过一次。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十到十一个小时。他说，只有冬天才如此。而在夏天，他们通常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到十三个小时。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点儿茶，吃点儿点心。他乐了：“这日子可真好打发。”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英国建筑工人愿意和他一道工作一段，没别的意思，就是来体验体验。我心中暗想，这样的人怕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　　收工之后，我们夫妇二人按北极探险队员的标准用重重衣服武装了自己，开始准备我们在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吧台后还有一个洗手池和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倒还齐全，只是没有墙壁。在这种零度以下的天气里，一面墙的存在对我们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啊。还好，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飘散在寒风中，红酒在身体里缓缓地变成热流，我们渐渐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来自故乡英伦的声音　　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鲜花盛开的枝头，也并非来自马索家屋檐下的老鼠，而是来自英国。抑郁的一月过去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像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经常会传来一个个似曾相识的人语调轻快的询问。有人甚至还问到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我的回答尽可能地含糊其辞。因为如果据实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天雪地之间，聆听寒风从厨房的窗洞呼啸而入，而屋外临时搭建的三夹板墙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则无疑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我们一致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电话内容大多有着固定的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任何一个微小而友善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去看我们，现在却忽然表现出对我们的极端热情，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种荣宠。然而，我们却不知如何应付――对享受阳光之后还要求免费食宿的这些厚脸皮的家伙，一般的社交推辞令是不管用的。“你们那星期恰好另有客人？没关系，我们延后一周来。”“你家有好多建筑工人在施工？不要紧，反正我们白天都待在游泳池里。”“什么？你们在游泳池里养了食人鱼，车道上挖了大坑，坦克车都掉得进去？你现在吃全素，一点荤都不沾？你怕你家的狗身上带有狂犬病毒？都没有关系，我们不介意！” 不管我们制造什么样的障碍，对方都会找到相应的理由加以克服。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们把有人要来骚扰的事告诉较早迁来此地的人们。原来他们个个都已身经百战，说，迁来的第一个夏天，总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那以后，你就学会了拒绝。否则，你会发现自己从三月的复活节直到九月，仿佛经营着一家小旅馆，只是绝无利润可言。　　说得有理，现实却令人无可奈何。这一点，更让人沮丧。我们只有神经紧张地等候一次次电话铃的响起。工匠们尽显英雄本色　　我们的生活因建筑工人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早上，只有在六点半前起床才能吃一顿安静的早餐。稍有迟延，厨房传来的音响便会阻止一切的交谈。一天早晨，钻子和锤子叮当作响，不绝于耳，我明明看到妻子的嘴唇在动，却一个字也听不到。最后，她只好递过一张字条：趁着灰尘没掉进杯子，赶快把咖啡喝了吧。　　不过，工程确有进展。厨房被剥成空壳之后，工人开始以同样的喧嚣展开重建工作。所有的材料都经由木板搭成的斜坡，从离地三公尺高的窗口运进来。他们力大无穷，而狄第埃似乎一个人便可以充当一架起重机的功用。在把装满湿水泥的独轮手推车推上斜坡时，他一边的嘴角衔着烟，另一边嘴角却怡然自得地吹着口哨。我实在难以想像，这三个人在如此局促的空间、寒冷的天气或者其他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居然仍能保持绝对愉快的心情。　　当厨房的结构初具规模时，第二批增援部队开到了。他们对房屋进行了一番简单的审视，然后便开始在厨房狭小的空间中各施绝技，大显神通。他们中有泥水匠雷蒙、油漆工马斯托、瓷砖工特律斐、木匠詹奇，当然也少不了那位亲率学徒、耀武扬威地前来助阵的水管师傅曼尼古希先生。他们常常六七个人同时聚在碎石破砖之间，七嘴八舌地争论哪一天谁该来当班。这时候，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建筑师克里斯蒂安才能够充任他们的调节人。　　我们心中突然浮起一个念头：如果这些人能够腾得出一点点时间，凭他们强壮的筋骨，一定可以把石桌搬进院子里去。我一提出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他们的合作。“何不现在就动手？”他们说。是啊，为什么不呢？我们爬出厨房的窗洞，围在铺了一层白霜的石桌旁。十二只手紧紧抓住桌板，十二只臂膀同时发力往上抬，可这块倒霉的顽石居然丝毫不动。每个人都狐疑地咂着舌头，绕着桌子打量。最后，还是曼尼古希一语道破天机。这石头是透水的，他说，像海绵一样吸满了水。水结成冰，石头跟着也被冻住，和地面连成了一体。天哪！那可是无论怎样也奈何它不得了。看来，只有等它自然解冻了。也有人陆陆续续提到用焊枪烧、用铁锹铲等一系列优劣难辨的点子，但曼尼古希出面“叽哩呱啦”地说了些什么，制止了争论。我虽然听不懂，但多少也能猜得出，那大概是“乱弹琴”之类的意思。队伍散去了，而我也只好把心愿暂时重新搁置在心底。酒美菜香人好的伊凤阿姨餐厅　　周一到周六，家里都充斥着噪音和灰尘。于是，星期天便像沙漠中的绿洲，备受欢迎。我们可以奢侈地在床上酣睡到七点半，直到狗儿们吵着要出去散步为止；我们随时可以交谈，而不必走到屋外，寻个安静的角落；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距混乱与骚扰的结束又近了一周。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做不到。由于厨具不足，我们不能像一般法国人那样花很长的时间烹调一顿盛宴来庆贺周末。于是，我们以临时厨房太简陋为借口，欣然养成了周日外出就餐的习惯。　　身为美食爱好者，我们不时参阅各类对餐馆的评介，而且愈来愈信赖戈米氏指南。米切兰杂志的美食指南也是无价之宝，在法国旅游不可不随身携带它。美中不足，它只列举了各家餐馆的价位、级别和当家菜，犹如有骨无肉。戈米氏指南则不然，它会告诉你有关厨师的各种信息――多大年纪，在哪儿学的手艺，是否已成大师，目前是停滞不前还是仍在不断进取。书中甚至还谈到了厨师们的妻子，告诉你她们会是笑脸相迎还是冷若冰霜。如此，你就能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特色的餐厅了――窗外有没有好风景，有没有漂亮的花园阳台。作者评断餐馆的服务和顾客水准，议论价格高低和气氛好坏，还常常详细讨论菜单和酒单。书中所述不见得绝对正确，作者一定也无法避免个人偏见，但内容确实十分精彩、引人入胜。同时，由于是用法文书写，对于这种语言的初学者（譬如说我）来说，绝对是难得的课外读物。　　1987年版的戈米氏指南介绍了五千五百家餐馆和旅店。我们发现，有一家本地餐馆居然也赫然名列其中。看来非得去拜访一下不可。餐馆坐落在兰贝斯村（Lambesc），距此仅半小时的车程。厨师是位女子，根据书中的描述，她“善做普罗旺斯最著名的佳肴美点”，烹调手艺“富于阳光的热力”，而她的餐馆最初是由一间磨坊改造而成的。这些评语无疑已经充满了诱惑，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更是厨师的年龄：她已经80岁了。　　开车到兰贝斯那天，是多云有风的天气。晴朗的日子如果待在家里，会让我们深感内疚。对当地人来说，这个星期天萧瑟而又凄凉，街道上还铺着一层薄薄的陈年积雪。村民们从面包店买了面包，都是抱在胸前急匆匆地往家里赶，双肩尽力瑟缩向前以御风寒。而这恰恰是享用丰盛午餐的理想天气。　　我们来得很早，拱圆形屋顶的大厅里空空荡荡，静谧无声。大厅中陈列的家具是漂亮的普罗旺斯古董，厚重，黝黑，光可鉴人。大餐桌的摆设错落有致，桌与桌之间的空间恰到好处，让人丝毫不会感到拥挤。这种奢华的气派通常只在豪华的大餐馆里才会见到。厨房传出人声和锅铲的铿锵声，香味扑鼻而来，使人馋涎欲滴。显然，营业时间还没到。我们踮起脚尖，打算悄悄地退出去，先找家咖啡馆喝点东西再来。　　“是谁呀？”一个声音说道。　　厨房里走出一个老人，打量着我们，门口射进来的光刺痛了他的眼睛。我们告诉他我们预订了午餐的桌位。　　“那么，请坐吧。你们总不能站着吃啊。”他轻快地朝空着的桌子挥了挥手。我们顺从地坐下。他步履蹒跚地拿来两份菜单，也在我们身旁坐下。　　“美国人？德国人？” 　　“英国人。” 　　“很好，”他说：“战时我和英国人并肩作过战呢。” 　　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通过了第一场测验。只要再答对一题，就能有幸看到老人一直抓着不放的那份菜单。我问他可否推荐什么拿手菜。　　“样样都好，”他说：“我太太做的菜没有不好的。” 　　一对新来的客人使我们意外地提前得到了菜单。老人起身去招呼他们，不得不将菜单留在桌上。我们兴奋地指点着“烧小羊肉”、“红焖牛肉”、“木耳炒牛柳”，还有一道“主厨奇想”，却不知是什么。老人回来坐在我们身旁，一边听我们点菜，一边点头。　　“哦，这道菜就是主厨最拿手的例盘，从来就没有变过。”他说：“就像男人都喜欢奇思怪想一样，永远也不会改变。” 　　我请他在上第一道菜时来半瓶白酒，以后再来些红酒。　　“不对，”他说：“你们这样点酒水有问题。你们该喝维善（Visan）产的隆河坡地红酒。好酒和好女人都产在维善。”他说着站起身来，从一个黑色的大橱柜里掏出一瓶酒来。　　“就是这个。你们一定喜欢。”（后来我们发现，每位客人桌上都摆上了这种酒。）　　这位全世界最老的领班走进厨房，把我们点的菜单拿去传达给大约是法国最老的现役主厨。我们仿佛听见厨房里有第三个人的声音，却见不到其他服务员。于是，我们不禁开始猜想，这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160岁的老人，如何能应付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呢。而且，宾客渐多时，上菜并未延误，也没有哪一桌遭到冷落。老人以他一贯迟缓而庄严的方式周旋往来，不时坐下来与客人交谈几句。一道菜做好了，老太太会按响厨房里的一个铃铛，她的丈夫便会暂时停下聊天，故作恼怒地把眉毛扬一扬。如果他还坐着说个不休，铃声会再次响起，带几分坚持的意味。这会儿，他便不得不起身离去，嘴里还不忘记嘀咕着：“我来了，我来了。” 　　食物恰如戈米氏指南夸赞的那般美味，老人推荐的酒也妙不可言。我们真的非常喜欢。当老人送上浸了药草和橄榄油的乳酪切片时，我们已经把酒喝完了。我还想再来半瓶，他不赞许地看着我，说道：　　“等会儿谁开车？” 　　“我太太。” 我早有准备。　　老人这才走到黑橱柜前。“没有半瓶酒，”他说：“但你只能喝到这儿。”他的手在新拿出来的那瓶酒的中段比划了一下。　　厨房的铃声不再响起，主厨老太太终于从厨房走了出来，问大家是否吃得愉快。她那被炉火熏得红通通的脸上挂着微笑，看上去只有60岁。夫妇俩幸福地站在一起，他则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上。她开始兴奋地谈论起屋里的古董家具，说那可是她的嫁妆，老先生则不时从旁打趣。看得出，这老两口融融乐乐，非常喜爱他们的工作。离开这家餐馆的时候，我们不禁感到，岁月的逝去也许并不那么可怕。春天降临普罗旺斯　　泥水匠雷蒙仰面躺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工作台上忙碌着，他身下一臂之遥就是我家厨房的天花板。我欠身递上一罐啤酒，他侧过身，用一只手肘支撑着身子仰起脖子往肚里灌。这样的姿势不管是喝东西或是做工都好像很不舒服，但他说他早就习惯了。　　“反正，”他说：“你总不能站在地板上把水泥往上甩吧。给基督大礼拜堂油漆天棚的那位老兄——你知道吗，那个意大利人——他一定这样仰着干了好几个星期呢。” 　　雷蒙喝完今天的第五罐啤酒，递下空罐子，打了个嗝继续开工。他做事虽然缓慢，但极富韵律，泥刀一下一下地在天花板上来回涂抹着水泥，之后用手肘充当滚筒，在水泥上平滑地推来拉去。他说，完工以后，天花板看起来要像一百年以来一直就是那样的才算过关。除了泥刀和自己的眼睛以外，雷蒙不用其他任何曲直测量工具，他说他的眼睛一准错不了。一天晚上，在他收工回家后，我用水平仪细心检查他的成绩：果然平直无暇，而又确乎出于人手，非任何机器所能为。我服了，这人是个艺术家，有资格消耗大量啤酒。　　微风从厨房墙壁上的窗洞钻进屋里，竟带着几分温柔。听到滴滴答答的水声，我走出屋外，发现季节已经变换，院外的石桌正不断渗出水来。可以肯定的是，春天降临了。三月　　屋外杏花已经开始尝试着争奇斗妍。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春季到来农夫忙　　屋外杏花已经开始尝试着争奇斗妍。白昼也变长了，黄昏里的晚霞常常被夕阳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宛如在天空中绽放出层层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人们纷纷将猎犬拴好，把猎枪束之高阁，期待着6个月以后再行启用。葡萄园里又开始见到忙碌的身影，勤劳些的农夫已经开始修整土地，而散漫懒惰的农夫这时候也不得不慌慌张张地开始修剪葡萄枝——按理说，这本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旺盛斗志迎接着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集的面貌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古怪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无情地挥洒下致命雨雾。　　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随处可见花的海洋，以及遍野的植物和新生的蔬菜。咖啡馆纷纷把桌椅摆到人行道上来招徕生意，而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开始从鞋店外形形色色的小摊档上购买了平底的帆布便鞋。散漫的工匠们　　与这种生机勃勃的情绪相反的是，我家厨房的改造工程开始变得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几次催促之后，工人们像候鸟一样迁徙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有朝一日还将重返的物证，表示他们到时一定完成工作的决心。工人们突然消失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的发生更有明显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纷至沓来，过上几天到几周不等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到来之前，总会想到，别墅需要经过稍加整修之后，假期才能称得上圆满和愉快――比如，在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在游泳池边架上一支探照灯啦，在花坛里重铺一层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换屋瓦啦等等，操心的事情种类繁多。如果缺少这些必要的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呢？于是，他们纷纷在同一时间打电话给本地的建筑商和工匠，提出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必须做好”之类的指示。而这种指示的背后，通常都意味着慷慨丰厚的报酬。速度最重要，至于钱，根本不成问题。　　这个诱惑无疑太大了。大家对密特朗总统刚上任时的景况都还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死守着钱不肯轻易花掉一个大子儿。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当然也跟着清淡下来。这样的景况，天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再来？所以，有活干的时候就必须先接下来再说，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便只好暂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了。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方式做出反应，但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其一可减轻挫折感，而另一种方式则只能徒增烦恼而已。　　我们两种方式都尝试过。起初，我们努力扭转时间观念，试图依照普罗旺斯的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什么不同呢？来一杯茴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但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已经逐渐变绿，开始长出野草来了。于是，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而这段体验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极具教育意义。　　我们了解到，时间在普罗旺斯是一种极富弹性的商品，即使再清楚明确的词汇也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含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是说本周内不详的某个时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词语了，它也许是三个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可能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了在讨论期限问题时，必须能够看懂对方的手语。当普罗旺斯人看着你的眼睛向你保证他本周二一定来敲你家门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手上的动作是至关重要的。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只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则表明，他有可能会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若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个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要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会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等等情况。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合约中天经地义的一项条款，而我们却越来越对这句话产生了无限的狐疑。　　但是，虽然他们如此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对他们这种行为的愤怒却从来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而且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干活，工作品质又无可挑剔。综合评价起来，他们还是值得等待的。所以，我们渐渐修炼出一点点修养，开始学会依从普罗旺斯人的习惯行事。我们告诉自己，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事情只要出现一丁半点的进展，我们就会喜出望外了。田园沉思录　　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着那辆铿锵作响的拖拉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来回穿行。那机器不停地向两边喷洒出肥料似的东西。他时不时地停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用来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荒地，先是从一头打量一会儿那块荒地，然后爬回拖拉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停车走到荒地的另一头去研究它，还不时地来回踱步，低头沉思，抓耳挠腮。趁他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我走过那片荒地去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产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可是在我眼里看来，那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地上除了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碎片，不过是普通的半亩荒地而已。据我猜测，福斯坦一定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什么金银财宝吧？我们自己已经在房子的旁边挖出过两枚拿破仑时代的金币了，而据福斯坦说，这一块地方可能还有更多财宝。可是一般的农民是不会把金子埋在农田里的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蹊跷。　　那晚，福斯坦偕同夫人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白皮鞋、桔色衬衫，显得颇有几分商人气质。他还随身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吗，你们葡萄园里种的葡萄生产的酒，就是著名的卢贝隆坡地葡萄酒，马上就可以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啦？” 他靠回去，缓缓点着头，在我们慢慢品味这条新闻的价值的同时，他不停地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嘟囔着：“是呀”，“是啊”。确认我们已经完全吸收了刚才的新闻，福斯坦才慢条斯理地接着说下去：这就意味着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可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　　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了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速度更早饮完——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做更经济有效的利用。在他啜了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那是政府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准许我们在瓜地上种植葡萄。在我们阅读文件时，福斯坦在旁不断地自责那块地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种瓜了。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山里的野猪还经常跑来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被野猪吃掉了三分之一。好好的收成莫名其妙地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似乎一时沉浸在这痛苦的回忆中，直到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福斯坦接着说道，他不经意地已经计算过，如果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一千三百枝葡萄藤。听到这话，我和妻子彼此会心地互望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同样喜欢福斯坦，而既然他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对改种葡萄也就没什么意见了。福斯坦走后，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会有什么能够快速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也未可知。葡萄种植军团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拖拉机已经开始在瓜田里进行翻土作业了。两天后，插枝队正式抵达。这是一支由五个男人、两个女人以及四条狗组成的混合军团。领队的是葡萄种植专家鲍琪先生。他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的经验了。鲍琪先生登着一双帆布靴子，亲自跟在拖拉机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推动小犁，以便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皮革一般坚韧的古铜色面庞上透着专注的神情。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着一根竹竿，以麻绳连接，麻绳上每隔若干距离都画上一定的记号。终于，整块田地被切割成若干细长的条状分布，可以插葡萄枝了。　　小型货车运来新鲜的葡萄枝，大约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满了红色的蜡。鲍琪先生亲自在旁边检阅他的插枝装备。我原以为会用机器插枝，结果却只看到几支中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枝队短暂地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散开，各自组编队形。　　鲍琪像握着方向盘一样手持那个木头三角在前开路，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并留下记号。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按照鲍琪的记号打出葡萄藤将要生长的孔洞，而插枝和填土的工作则由后面的人来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的游艇帽。狗儿们则欢快地在每个人的腿边蹿来蹿去，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丝毫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直到位居队伍中间的人一边赶狗，一边插进来抱怨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不停地移动，直到大约下午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了两只大号的篮子，大伙儿才停工，开始坐下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茶。田间小憩　　大伙儿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向篮中的食物发起了进攻。从远处看来，这情景酷似布瑞松的素描画。大篮子里装的是四公升的酒和满满当当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这时，安德烈老爹也来了。似乎他是来视察工作进展情况的。我们看见他一到田边便挑剔地用手杖敲打着种植了葡萄藤的泥土，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老人走过来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他先喝了一杯酒，随后也坐下和我们一起晒太阳。善良温和的老人一副无所适事的样子，用沾满泥巴的拐仗摩擦着狗的肚皮，开始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接着看他最喜欢的肥皂剧《圣塔巴巴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又回去工作了。傍晚时分，葡萄枝已经全部插好。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幼小枝条在夕阳下若隐若现。插枝队开拔到我家后院，大伙儿一边舒展着脊背，一边再喝上几杯茴香酒。我趁机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该付多少工钱。使用了三天拖拉机，再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想必要摊上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吧？福斯坦连忙解释，急得把手中的杯子都放下了。他说，藤枝的钱我们是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这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一根手指敲打着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拖拉机和农夫们还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套“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似乎已经宣告无效了。誓死捍卫家园　　卢贝隆的春天流露出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钻出来，用它们悦耳的鸣叫取代了枪声。我沿着山径走向马索家时，惟一刺耳的动静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至，决定趁机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到马索时，

Ariane

花开的声音

最后登录：2012-01-29 10: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