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竹: 我的新生活

我的新生活 文竹 我的丈夫是个天生的乐观派。从他的大嗓门里发出的那特有的爽朗的笑声早已成了他的标志。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笑，就像每一天回家他都要用笑声宣布他的到来。在他的感染和影响下，我的性格也渐渐的从忧虑派变成了乐观派，学会了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享受人生。我要感谢他的影响，帮我治愈了我过去感情上的创伤。 还是在七八年前，我们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认识的。当时我正在潜心苦修教育博士的学位，而他正在编写一本“息怒手册”—Anger Management Manual. 我们在图书馆的休息室里萍水相逢的聊了一会儿，竟然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结果这随便一聊就聊了几个小时，我们也对彼此有了大致的了解。他在十多年前与他的前妻共同收养了一对兄弟，大的四岁，小的只有二岁。当时大的已有十六岁，在一个专门接收有过问题的，青少年犯罪过的集体家庭生活，小的十四岁，跟他过。他几年前与前妻离婚时，小儿子告诉法官，妈妈常常用梳子打他和他的哥哥，不肯跟妈妈过，所以法官把小儿子判给他抚养。虽然小儿子比大儿子好一点儿，但在各方面也有不少的问题，尤其在学习方面，他经常逃学，不肯做功课。我先生一个大男人，又当爹又当妈，还要去上班，有时真是力不从心。 我听后觉得很感动。看上去他大大沥沥的，想不到还拥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那时我已近四十七岁了，在犹他州读大学的女儿是我在美国的唯一亲人。在我走过的大半生里，一路上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心受过伤，流过血；现在能在这茫茫人海觅得这样一个知音，直是又惊又喜。我们认识后不久，他就抽空到我周末上的汉语班来听课。我那时一共教三个班。第一个班是初级班，大多数是五岁到六岁的孩子。我先生便跑到初级班来听课，跟五六岁的孩子们一起学汉语，虽然谁都知道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他“李马克。”从此，初级班里就有一个发音怪声怪调的老学员，常常引起全班轰堂大笑，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在乎，还是很认真的跟大家一起“学汉语”。 一年多以后，我们决定迁移到加州定居，共同建立新的生活。当然刚开始一起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常言道：“牙齿和舌头都难免因接触不良而打仗 …” 更何况夫妻间朝夕相处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了。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肤色的夫妇来说，那就更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爱心，互相理解，不断调节，才能使婚姻幸福美满。虽然在事业上我们各干各的，但回到家中，我们之间的摩擦几乎天天会有。刚结婚时，从早上问题就来了，比如我要吃稀饭，酱瓜，可他和他的儿子要吃 bacon and eggs, 到晚上问题还是没完，因为我一到十点就累得要上床睡觉，而他们半夜三更还在看书，看电视，玩电脑，影响我的休息。由于我先生当了多年单身父亲，有时做不到前后一致(consistent), 所以他儿子就会找借口，轻而易举的操纵他爸爸，直到我的出现。有时我们为了他儿子的教育问题，争的面红耳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好在我是搞教育的，他是搞心理咨询工作的。每当发生矛盾时，我们就坐下来交流思想，认真听取对方意见，然后一起分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他儿子继续经常逃学，不肯好好读书做功课。我们决定由我去找他谈，帮助他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制定出补课计划。同时，我还定期检查，监督他的进展情况。儿子不听他爸爸的话，但对我只得乖乖的听指导。 用他儿子的话说：“这个中国女人真历害，我不能操纵她。”（This Chinese woman is really tough, I cannot manipulate her.）同样，我先生对我女儿十分的关心。那时女儿也才十八九岁，离开家一个人在犹他州的大学读书，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她的心情不好，我也不知如何帮助她。我先生便自告奋勇的打电话给她，在电话里给她做心理辅导，对此我一直感激着他。 现在我们的孩子都已成年，我的女儿在读研究生，他的儿子在美国陆军当兵。我们的日子也过的越来越和谐，甜蜜。为了身体健康，我们现在早上一起吃oatmeal, 晚上常吃清蒸鲜鱼，豆腐，炒菜，有说有商量。当然我们有时还会有磨擦，如同牙齿和舌头一样，碰撞后，重新调解，互相体谅，和平共处。在美国奋斗了十多年，我现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幸福和轻松。 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掉进蜜糖罐里，有时一觉醒来还真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呢。从我走过的大半人生，我得出来一个结论：女人的一生难免要经受大大小小的挫折，即使有了挫折也不要怕，擦干眼泪，面对现实，勇敢地迎接明天的到来，相信明天一定是个艳阳天。即使岁月催人老，但只要还在奔跑在人生的旅途上，就永远不要放弃追求幸福的希望。“山穷水尽疑无路”时需记得总有“柳岸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