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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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4

(2007-05-07 07:00:29) 下一个


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之四)

任总统府参军长所遇之困难

我交卸国防部次长后,适战略顾问委员会成立,何敬之是主任委员,我是委员之一,此外还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三十八年春,蒋总统下野,李德邻代理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当时是吴忠信,参军长是李汉魂。吴与李德邻先生之间因故不愉快,吴即辞去,由邱昌渭继任秘书长。不久李汉魂出任内政部长,李先生要我任参军长。总统府之编制当时是六局二室:第一局司机要;第二局司文书;第三局司军务;第四局司典礼;第五局司印铸;第六局司总务。二室:一是会计室,一是人事室。六个局中,秘书长管一、二,五局,参军长管三、四、六局。其余二室,秘书长与参军长各派一主任与帮办。当时六个局中,以第三局与第六局最繁忙。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总统府由南京撤退,李先生一切要我负责,职员中不愿随政府走的,须要支付遣散费,随政府走的须要旅费,我好不容易才将总统府迁至广州。双十节前后,广州吃紧,总统府又要迁至重庆,到重庆不久,又要迁成都,到成都后又要迁来台湾。我记得在重庆撤退前,曾向中央银行调款,中央银行说已无现洋,只有四百两重之金砖。那时重庆已成死市,银楼全都关门,四百两重之金砖,领来无法分开。总统府的地址是抗战时之国府,职员们携带眷属及行李均睡在院子中,每天不少人带儿携女来向我要钱,许多人劝我一走了之。第六局局长根本在香港未有到任,副局长劝我走。我说:「你们要走便走,我绝不走。」不久副局长也走了。会计长是管账目的,所幸他始终与我同患难,正当我焦头烂额之时,中央银行有一位朋友私下告诉我,中央银行尚有八万元现洋,要我立刻设法取出来。我亲听到这个消息,如大旱之望云霓,立刻派了一位亲信参谋带了一连警卫队、几辆卡车前往中央银行。央行的职员听我说是行内之朋友告诉的,只得全部托出。我写了收据,领下这八万元,心中宛如放下一块大石。

去央行之前,我曾召集总统府所有职员开会说,如果钱来,每人按照眷属人数及阶级,公平分配。如愿随政府行动者,应得旅费若干,不愿随政府行动者,应得遣散费若干。均当众商议,必俟大家毫无异议,始行决定。决定后再按各人应得数目,再由会计室书一字条,分给各人收执,以待领得现款到府后,再按各人所执字条上所书数目,分别发给现款。我记得是日午后九时,始由央行将现款领到,即时分三处发款,大概到次晨四时,始行发毕。我亲到他们休息的院中,问他们钱已照数领到没有?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说,钱已领到了。我再对他们说,我六时要赶到白石驿乘飞机走,我现在是否可以起程呢?大家均以很感激的口吻说,参军长你现在应当上车了。

这次若不是蒋公于重庆危急时飞抵重庆,替我们安排飞机,我们绝不能飞到成都,蒋公要阎锡山、郑彦棻、邱昌渭及我数人先飞成都;等蒋公的座机起飞时,白石驿机场附近已有共匪的部队赶到开枪射击了。到成都后,不到一月,情势又紧张起来。阎锡山事前曾对我们说,成都不能再失,不然整个大陆将沦陷共匪之手。万一不得已,他准备退至西昌,成立战斗内阁打游击,由各人自动参加,我与邱昌渭都签名参加了这个战斗内阁,闻一共有十人参加。不料有一天下午五时左右,蒋总统打电话要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当晚二时飞离成都。接奉蒋总统命令后,阎锡山即刻召开会议,说是奉蒋公之命令不得不走,原议飞海南岛,飞机经过万县,因高空气候太冷,飞机结冰,又折回新津加油。在新津接获刘文辉、邓锡侯、及昆明的卢汉,均已叛变,知大局不可为,方改变计划直飞台湾。抵达台湾后,是时在新津机场候机来台者,总统府尚有数十人,我两次由香港租飞机赴新津接出留在机场之总统府职员三十余人。但第三次飞机临新津上空时,便无法降落了,最后一批无法接出,诚属遗憾。总统府在南京时,有员工一千四百余人,经辗转迁至台湾,只剩一百多人。

总统蒋公之精神感召

我由辛亥革命以迄退至台湾,四十余年之军旅生活中所遇之长官,在失败之际能表现镇定如恒,至诚照顾部曲的只有蒋公一人。李德邻先生是我的老长官,但他这种精神就差得太远了。譬如三十八年在重庆时,他听闻蒋公要飞至重庆,就决定出外巡视,避免与蒋公会面。有一晚我与白健生先生在他官邸商谈至深夜二时,劝他不要走。他说:「将领都拥护蒋先生,他来重庆复职,我受不了!」我说:「以今日之军事情势来看,蒋先生决不会来此复职,因为复职后不到几天,重庆就要送给共匪,虽至愚者亦不致出此。」我的结论是蒋公绝不会在此时来重庆复职。但是李先生还是深信蒋公会到重庆复职。李走了不久,蒋公便飞抵重庆,他一下机便问我:「德邻呢?」我说:「出外巡视去了。」蒋公说:「此时他绝不宜离开重庆,你快追他回来。」我立刻发电至南宁请他回来,但李已飞往桂林;等我电达桂林,他又去了香港。蒋公派朱家骅、居正、洪兰友等人赴香港请他回重庆,他反而飞去美国,声称就医。既然代理总统职位,便应在国家艰困之际支撑下去,结果他一走了之。

我回到台湾不久,蒋公找了我和邱昌渭去,问道:「李德邻回不回来?现在我必须要复职,大局才能维持下去。你们二人打电报问他,如果他愿回来做副总统,我甚表欢迎;他若不愿回来,也可做华莱士之先例,以副总统之身分,住在美国办理美援。」我一听觉得蒋公太伟大了,急忙与白健生先生商议,将蒋公之意思打电报给李先生。不久,李回电说是愿接受后者。我拿了他的电报去见蒋公,蒋公说:「很好!他的意思既然表白,我便可以打电报给他了。」讵料李接获蒋之电报后,直接回了一电云:「你既然下野,便是一介平民,你根据宪法哪一条可以复职?」蒋公接得这份电报了非常生气。就是原先同情拥戴李之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等,这时也没有不纷纷痛骂他的。

总之,蒋公爱护部曲无微不至,总统府迁至广州,他随之到广州;总统府迁到重庆,他又冒着生命之危险飞到重庆。我们由重庆迁成都时,他又赶到成都。我们在重庆、成都时,若不是蒋公坐镇该地,事事为我们妥为安排,绝对无法安全出来的。蒋公不但爱护部曲,其知人之明,尤高人一等。譬如抗战开始时,人人都疑张自忠是汉奸,但张自忠一人敢坦然来南京求见蒋公,蒋公一见,即委他任集团军总司令。在抗战期间,以集团军总司令身分为国牺牲壮烈成仁者,只有张自忠一人。其知人之明,待人之诚,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卸任参军长职

四十一年四月,马纪壮继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当时桂的下文尚未发表,蒋公召见我云:「桂永清卸了海军总司令,他一生对国家有功,你将参军长让给他好了。」我说:「政府自迁来台湾,岗位少,人员多,应该实行一人一职制,我既是战略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又兼任参军长是不好的,参军长应由桂继任,而且他对外宾方面人事比我更熟悉,我以后专任战略顾问就好了。」蒋公说:「你以战略顾问兼任国防部战略计划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可以多做点国防计划研究的工作。」原来这个主任委员,当初是国防部长兼任的,以后改由参谋总长兼任。我在战略计划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内,所做的事值得一提的便是:台湾补充兵计划的拟订及实施。因为当时军中缺额很多,兵源困难,所以不得不先完成此计划及实施,以裕兵源,而增强我军反攻大陆之实力。

按照军人退役办法,我已于四十二年退役,我退役之后,蒋公发表我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以迄于今。

问答部份

一、辛亥革命,九江独立,林森(子超)、吴铁城、蒋群(君羊)、戈克安等人皆系参与其事者,请先生就记忆所及,略述对他们之印象及彼等当时所处之地位。又先生何时加入同盟会,何人介绍?

辛亥九江独立,我过去已说过,完全是刘世均与朱汉涛所策动。林子超、吴铁城、蒋君羊等人在独立之后,与各方接触、交涉,出力不少,尤以吴铁城为最。蒋君羊为九江人,与刘世均是保定速成学校的同期同学,虽是革命分子,但在九江独立之前,在军中并未负有责任。九江独立以后,李协和回来组织参谋部,凡是参与独立的革命军人都加以延揽,蒋即是其中之一人。林子超与吴铁城因为是文人参与政治活动,故而未参加参谋部。戈克安虽负责九江要塞(金鸡坡炮台),因为不是洪帮的人,所以金鸡坡炮台的洪帮头目欢迎马毓宝,而不欢迎他即在此。

我未曾加入同盟会,其原因便是我在保定速成学校读书时,由于大家剪辫子几酿成大祸,这件事我已经讲过,自从这件乱子之后,凡剪辫子的都被视为革命党人,因为有了这种心理,自己反而觉得是否参加同盟会不是重要的事了。

二、刘世均,欧阳武,吴介璋等或为辛亥首功,或曾响应其事,为何入民国后,反没没无闻,其中关键何在?

刘世均是革命党人,与我的交情很厚,尤其辛亥革命之后,待我无微不至。他如何迫使马毓宝独立,支持李协和回江西的事,前已叙述。民国四年冬,孙总理在日本曾给他数千元要他回国作反袁的工作。但他后来所以没没无闻,因为他铸了一件大错。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是内阁总理。由于对德参战问题,国会与内阁之间发生歧见,很不愉快,刘是段的学生,对于段在辛亥年曾通电请清帝退位,认为有功革命,因此对他老师非常景仰,他个性又容易冲动,看到国会拒绝段参战的意见,愤愤不平,率领所谓「公民团」包围国会,革命党见他与军阀联成一气,从此不再理会他。

欧阳武对辛亥革命本毫无贡献,李协和做了江西都督,因为和欧阳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所以任命他为江西第一师师长。后来,欧阳武透过其兄欧阳成(时任国会议员)的关系,为袁世凯所收买,才有民国二年癸丑倒袁之役,李协和被罢免都督离开江西而由欧阳武出任江西护军使之事。以后,李在湖口宣布独立,欧阳驻在南昌,因顾及过去之关系,既不敢明与李协和为难,又因为已投向袁世凯,不便抵抗在九江登陆之李纯北军。所以两方对他都无好感。以后,他被袁调至北方,给予闲散名义,取消护军使名义,江西督军由李纯继任。自此以后欧阳武与革命党人断绝往来,现在欧阳武已年过八十,据说是江西伪人民政府之副主席(主席为邵式平),可谓无耻之极。吴介璋虽不是革命党人,为人尚谨厚,辛亥革命爆发,江西之抚台、藩台被赶走,吴以新军协统被推为都督,维持地方秩序,因洪帮不听指挥,改由彭程万代理都督职而去上海。我记得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先生初拟由桂林北伐时,李协和任参谋总长,当时吴尚在参谋本部任顾问。北伐失败以后,吴回上海,因坐黄包车被汽车撞死。彭是日本测量学校毕业,代理都督不久,乃由马毓宝继任江西省都督。

三、李协和先生先后参与辛亥,护国等役,乃党国之先辈,北伐之后,生活渐入逆境,其中遭遇,就先生所知,能否示知一、二?

李协和是我的老长官,对我之爱护栽培,令我终身难忘。辛亥革命时,他的表现真如生龙活虎,长虹贯天,可惜有寡人之疾,以致身体日益衰弱。北伐时,他是国民政府的委员,身体己不甚健壮,复性格孤僻,不愿接见任何人。我记得有一次谭人凤先生因慕名亲到李处三次求见,均拒之门外,以后谭见人即放口大骂。所以政治场中的人对他多敬而远之。抗战时,李住在重庆歌乐山,我是军训部次长,也住在重庆。某次中秋节,江西省主席曹浩森送来一些土产,要我转送李先生,我乘此顺便去问候起居。他见了我,苦苦问我抗战的情形如何,状貌非常困顿,大有英雄老去,晚景堪悲之感;我告别时,他因腿部不便行动,不能下楼,站在楼窗口,远远地望我上了车才入内。我当时之心境难过万分,不禁为这位革命元勋一掬同情之泪。民国三十四年冬,李病逝于重庆,享年六十四岁,李先生子女很多,都能上进好学,于今多居留美国,只有女婿一人现留在台湾,供职于海军。

四、洪帮和青帮在江西势力的消长情形如何?

辛亥革命以前,江西的军队中以洪帮居多,青帮分布在长江沿岸,如码头工人、盐船船伕等。民国建立以后,赣省军政方面,刘世均拥护李协和,洪帮的龙头朱汉涛拥护马毓宝。刘为了打倒马毓宝,首先与朱发生火拼,结果朱败,被刘所擒,南京临时政府命令枪决。朱死后,洪帮失掉领导人物。不过洪帮在江西之势力分布很广,如各地之巡防营内都有他们的力量。后来李协和决心抑制各地洪帮,要我做抚州知府,便是要我去解决当地之巡防营,结果我把他们缴械了事,未伤害什么人。自是以后,洪帮势力在江西几乎全部瓦解。青帮情形如何,我不十分清楚。

五、毛泽东生长于湘南,于湘南有组织,有群众,结果扩大叛乱于江西,除地
形有利于彼之发展外,先生是否能就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说明其所以选
择江西作叛乱根乱地之原因。

    毛泽东虽然是湖南湘潭人,因为在省外之时间多,在湖南并无组织、群众。譬如于今之湖南,他还要利用程潜之力量统治。他早年与朱德在一起,朱原是朱培德之教导团团长,朱培德是时乃江西省政府主席,因贺龙、叶挺在南昌作乱,朱德率领教导团参加,以后窜往赣南,目的在攫取广东。当时朱德是总司令兼第二十八团团长,毛泽东是党代表兼第三十一团团长。在广东潮、梅之地被国军击败,缩编为一团,拨归滇军第十六军范石生部统辖。是时范部驻湖南郴县,范是位瘾君子,不大管事,任由朱、毛对他所部勾结煽动而不自觉,所以不数月间,朱、毛能裹胁了范之二团人,由郴县经大庾、上犹而至赣州城附近。十六年底十七年初,蒋公由日本回到南京,第二天便召见我,要我立刻将军校校务交给杨杰,回到赣南将赖世璜过去留守赣南之七、八营兵力带出来,蒋公说如果不赶快带出来,将会被朱、毛裹胁而去,这是蒋公高瞻远瞩之处。当时朱培德是江西省主席,杨池生是他的师长,我防范杨报复民国十五年袭击赣州之役,不敢经南昌,乃由海线经汕头入赣南。我到赣南二、三星期,便将赖留守部队编好了,这就是独立第七师。这时我不意朱、毛忽然率部窜至离赣州仅六十里之塘江圩,目的想解决我的第七师,占领赣州。范之二团人中,与共党有关的只有一团,另一团系与范石生不睦,私下派人来赣州请求我收编,我要他们乘夜开去寻邬、安远等较偏僻的地方,朱、毛见范部不可靠,才退回大庾、新城等地。这件事我过去也曾说了。毛泽东所以选择赣南作为叛乱的根据地,因为赣西有孔荷宠,赣东有方志敏,湖南有彭德怀相互呼应。他常常流窜瑞金与井岗山之间,就是便于与各地之匪党联系。此外,国军在江西的军队,就是朱培德所部,是他所深知的,此外,就是我的独七师,赖世璜新死,他认为是最脆弱的一部,所以他入赣的第一步,就是打我的主意。而赣南民情朴实,容易受骗,加以朱毛谙习地形,所以扩大乱事于赣南。剿匪初期,除我之部队外,几无不吃亏者,如金汉鼎接我的防务不久,便被共匪击败。其中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张辉瓒之第十八师。瑞金、兴国等地,土地集中少数人,佃农生活辛苦,也是造成朱毛为乱的因素之一。至于后来剿匪行营成立,朱、毛
被国军层层包围想逃至他处已感不利,只好盘踞江西,作困兽之斗。这可以说,毛匪之所以选择江西为叛乱根据地,完全是内外形势所促成的。

六、抗战胜利后,国防部与参谋本部之职权如何划分?


抗战胜利,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白健生先生是首任国防部部长,陈辞公副总统是首任参谋总长。国防部与参谋本部职权之划分,前者主管计划,后者主管业务之实施与人事之任命。因为国防部有三位次长,参谋本部亦有三位次长,为谋国防部与参谋本部间之连系起见,除双方职权另有法令规定外,国防部的三位次长与参谋本部的三位次长,每周聚餐一次,许多重要公事事前可以当面商决,再呈请上级批示。所以部长与总长之间,很少误解与冲突。

七、先生曾言徐蚌会战之失败,乃战史上极其罕见之事例,请叙其详。

徐蚌会战主要失败在两个战场,一是双堆集,一是青龙镇。双堆集之指挥官是黄维,青龙镇之指挥官是杜聿明与邱清泉。青龙镇在徐州以南,地方面积只有大约四平方公里那样大,但是驻扎国军有三十万之多,共匪的军队尚未调集以前,施用疑兵计,以少数之兵力轮流在青龙镇四周,作骚扰性之射击。国军误认已被共匪包围,因为地方面积太小,单位聚集密度太大,共匪每次随意对我射击,不命中人马,便碰到车辆武器,总不免有损失,因而误认匪军力量雄厚;乃掘沟自缚,蛰伏不敢出战,俟大量匪军渐次开到,再想出击为时已晚。青龙镇国军被围的时候,粮食运不进去,燃料与饮水均不敷用,无法烧饭,粮食全靠空投麵包馒头,三十万大军蚁聚在四平方公里大之地点,靠空投馒头维持,这种打法在战史上岂不是罕见的事例?我曾经譬喻青龙镇之失败,宛如「黄鼠狼咬死大蟒蛇」的故事。故事是这样:黄鼠狼遇见一条昂首吐舌的大蟒蛇盘在一团,黄鼠狼只有少数,自知敌不过牠,于是在蟒蛇的四周每隔数步,到处小便,蟒蛇最怕这种臭味,嗅到四周都是这种味道,误以为已被黄鼠狼包围,遂蜷伙不动。待黄鼠狼招来多数同类,一齐向蟒蛇进攻,蟒蛇虽大,顷刻间即被黄鼠狼咬成数节,无法展开蛇体与之相斗。青龙镇的国军就像是大蟒蛇,结果守而待毙,全军覆没。检讨这次失败有几点原因:

1 .国军之间缺乏互信,而且互相猜忌监视,自我互相戒备,不能专心一致对匪,故易为匪所欺骗,以致全军覆没而后已。

2 .在匪军尚未调集以前,不能自动机动作战,坐失机宜。

3 ,内部匪谍太多,主管作战之参谋次长刘斐,及主管作战之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均系通匪主犯;国军一切机密计划,共匪事先全部知悉。

徐蚌会战后,邱清泉成仁,杜聿明、黄维被俘,只有胡琏将军在双堆集率领所部,冲出共匪的重围,以后退至金门,在古宁头歼灭匪军,造成金门大捷,这算是国军陆军中很杰出的将领了。

八、三十八年大陆撤守,世人多归咎于李德邻主持和谈所致,先生是否同意此一说法?又当时华中、华南一带兵力尚厚,似不难决一死战,何以共匪渡江后,局势逆转而至不可收拾,其原因何在,请先生加以分析。

李德邻主持和谈是一大错误,我绝不同意,因为共匪不会遵守任何条约与协议的。无论和谈是否成功,颠覆叛乱是他们既定的目的,如此和谈又有什么意义?当今许多西方国家犹以为条约可以约束共党国家之行为,真是天真之极。主持和谈是李德邻不对之处,他最大错误,是不应该在时局危急之际一走了之。他说部队不听指挥,不听指挥也不应临阵脱逃,就是死也要大家死在一起。

徐蚌会战以后,共匪迫近南京,政府迁王广州,结果退至四川,迁到重庆,又退至成都,退至成都后又撤至台湾,要说这都是不战而退,未免与真相不符;说滑稽一点,可说是且战且退。何以呢?这与徐蚌会战以前的状况大致相同,因为内部通匪叛变者,到处皆有。因此国军互相猜忌,自己互相监视戒备,不能专心一致对匪,最易为匪所乘。虽素称能战坚强有力的部队,因受其他军队的影响,亦毫不能有所作为的状况,与徐蚌会战以前比较,亦毫无改善。所以是时华中、华南、华西等处,兵力虽为雄厚,亦无法与匪决一死战的原因就在此。若将此时的国军不能与匪决一死战的原因,全部归咎于李德邻的主张和谈的关系,未免过火。

九、李汉魂、甘介侯为人如何?与李德邻关系如何?

一般人以为李汉魂与李德邻之关系很好,这是误会。三十八年在广州时,李是内政部部长,与李德邻已发生了芥蒂。当时李德邻因听从某人私荐一广东人周某(忘其名)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与麦克阿瑟是同期同学,想利用这种关系,派他赴美争取美援;李汉魂因深知此人不行,劝德邻先生改派另一人,德邻不听,结果某人到美国用了数万美金而一无所成。自此以后,李汉魂不再过问李德邻的事。据说李汉魂居住美国多年,未去看过李德邻。

甘介侯是广东人,根本是一流氓。李德邻不肯接受蒋公之意见,以副总统的身分,驻在美国办理美援,我想一定是甘之主意,甘骗了李十数万美金后,但现在并不与李来往。

十、黄绍竑、黄旭初之为人如何?先生对之印象如何?

我与黄绍竑很熟,他虽是广西人,但与李德邻、白健生并不和睦。他斜眼看人,可见其居心不正,险恶可怕。黄旭初不失书生气质,为人廉俭,旧道德观念很重。

十一,先生赴桂任职之经过如何?在职期间,有何重要事实,请赐告一、二。

民国二十年剿匪行营在赣成立,闻有人因与我有私嫌的关系,在中央说我的坏话,是时我在剿总服务,正值剿总撤销的时候,我因此离开江西,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到是年九一八以后,白健生先生因民十六年我在南京筹备中央军校迁校首都时,认为我办理军校颇有成绩,遂邀我赴广西办理中央军校第一分校,准备训练抗战干部;自第五期起至第八期止,一共训练学员生二万余人,以为抗战之用。这是我到广西的经过。

我在广西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民国二十四年,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日本想分化中国内部,凡是与中央不睦的省,都派人前去游说勾引,对广西当然也不例外。那一年,日本邀请广西派人前往日本观看秋操,说是南京是否派人前去无所谓,一定要广西派人去。白健生因为好奇,对我说:「你在日本住了许多年,趁此去看一看。」结果大家决议;一定要派人去,而且两广同时派员同去,并以我为率领者,但是必须先经过南京,向中央政府报告。我到了南京,蒋公不在南京,我谒见何敬之先生,说明这次进京想会合中央观操的人员一同去日本。何告诉我,中央不拟派专人前往日本,只令驻日武官萧其宣就近观操。萧是我保定同期同学,我听何如此说,心中很高兴。此外,中央派了一名赣籍上尉军官胡君随同前去,到了东京,首先拜访日本参谋本部。日本人讨厌之至,故意使我们互相猜疑,特别分别接见我们,意在制造中央对两广之猜疑。到战地看操时,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照例接见各国武官,事务人员将我们与伪满洲国之武官排在一起,闲院宫亲王以为全是伪满洲国的武官,一开口便说道满洲国的军官如何如何,我们一听到「满洲国的军官」几个字,两广去看操的军官,同时一致立刻向后转,闲院宫亲王很觉诧异,问左右人这是什么事,左右告诉他,下列的军官中还有中华民国的军官,其招待人员事后亦对我们道歉,说殿下因年老力衰,分别不清,以致有此误会云。总之,当时日本处处想勾搭两广人员,真是阴险之至,我回国路经南京,向中央报告经过,是时中央似觉不大放心。迄至抗战兴,一切误会,方告澄清。

【以上全文完】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台北),第 8 期,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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