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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这两个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2008-06-21 17:19:10) 下一个
鄢烈山写了“从王石被迫道歉想起卢作孚自杀”。
  这篇文章真让人难过。鄢烈山写过那么多好文章,可是他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完全不能!
   卢作孚出身贫苦,自奉甚薄。办民生公司时,他已做过新闻记者,做过教师,做过教育科长,通俗教育馆馆长,还常常赤脚穿草鞋奔走。长年穿民生服——一种芝 麻布的中山装,1944年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到美国才穿了西装和皮鞋,学会打领带。那时,为他做过翻译的孙恩山教授写道:“他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 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 具,从柏林进口陶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 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他的一位朋友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 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享”。
  卢作孚先生一生俭朴。这是真的。
  二十多年前,人们 总算可以谈卢作孚先生了,一位老人哭着回忆说,那时,他看到卢先生脚上的皮鞋开了口,还没有穿袜子,劝他换一双鞋,他说不用。还有一位老人是当年民生公司 的漆工,他和工友刷完公司办公家具,剩余的漆想去刷一下卢先生家里的家具,半道上碰到卢先生,卢先生知道后,对他们说,不用不用,回去吧。
  不要谈王石,更不要谈他捐款多少。这两个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完全不能!
  卢作孚生活在中国有许多灾难的时代,他和他领导的民生公司不知有过多少次捐款。
   36年四川大旱,他们捐给灾区同胞;兵灾,四川二十几个县的人流离失所,他们不但捐助,还派出赈灾队伍,历时几个月,为灾民煮饭,搭住所,安排职业;东 北沦陷,他们为马占山抗日队伍捐款,派人送到东北;轮船上遇见妇女因家庭不幸轻生,他们救了人还为她捐款;抗战时期,运送难民,各轮船船员经常捐款,有时 拿出现金,有时集体捐一日饭费,有时集体捐一日工资,船走到哪里,就将捐款交给哪里的机构转交,常常是交报社的,那时报纸多是民办的;轮船有孕妇要生孩 子,他们不但帮助找医,也捐款给妈妈和孩子,还在船上放鞭炮庆贺。那时船上没有女职工的,想一想那种情景,那些豪爽的水手们,喜笑颜开地为一个产妇和婴儿 服务,多么动人!
  为抗战捐钱更是多多,一次,冯玉祥将军去民生公司讲演,说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讲完了,公司处务经理邓华益站起来,代表公司当场捐一万银元。
   公司有同仁去世或遭难,除了公司按规定给予抚恤外,同事们还会自发捐助其遗属,让孩子受教育。这在战乱中的航运企业,死人的事真是经常发生的,民生人做 这些事似乎成了习惯。没有人逼他们,他们乐意。公司的高级干部,工资高一些,不乏人长期捐款给自己家乡的小学,不声不响地造福桑梓。“造福桑梓”,我们现 在都没有这个说法了。
  他们从不认为慈善是负担。他们办公司的宗旨就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发展交通。卢作孚常说的就是帮助人们,帮 助社会。他们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出发点一样的,那一代企业家,可以说多数不是唯利是图。卢作孚是知识分子下海实业报国,他的目的和蔡元培张伯苓办学校是 一样的。对了,卢作孚和蔡、张都是好朋友,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尊重卢先生,引为知已的。
  那时挣大钱的人并不都是花天酒地,或是不断上镜或去登山花钱。荣毅仁他爹,挣了钱在家乡办学,修桥修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的那一代中产阶级,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是实在的,他们有仁爱之心。
  卢作孚在北碚办的学校,校名就叫“兼善”。
   卢作孚在北碚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完全是民办的,没有官方的钱,自己办科学院,普及科学知识,做科学研究。在民生公司有一股东“文记”,10000股, 是西部科学院的专项费用,那个股息,是卢先生亲笔签条才能领,多年后,公司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公私合营前,还调查这户大股东是谁。档案里能看到一些卢作 孚领得他任一些企业董事的舆马费,全数捐给北碚文化基金会的条。
  卢作孚不信宗教,但中国那一代企业家,和美国的比尔盖茨有些相通的。不把太多的钱留给后代,不以为做慈善有多光荣,只是因为爱国爱家乡,有仁爱心,是一种习惯。以为做慈善是负担,在他们是不可思议的!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到底做了多少好事,不是很能查到的。他在公司原来有一股,500元,他说自己是一小小股东。1937年,公司大发展,股东们一致要奖励卢作孚,送他股份,他不要的,后来全交出去。
   老民生公司是真正的现代企业,经营权所有权绝对分开的,公司鼓励职工有股份,但做公司董事者,必不能做部门经理。孙恩山那句“他的新船”不对,那不是他 卢作孚的船,是卢作孚为股东们经营的船。每年的股东会,很是慎重,卢作孚和各部门经理要向股东们汇报经营情况的。有时,卢作孚还向股东们募集办文化事业的 钱,民生公司一些董事总捐钱的,如康心如等。
  那时尊重人们的私有财产,但提倡公益事业和公德心。西部科学院的地皮是私人捐出的,盖房子是杨森捐的大头。当然,是卢作孚去募得的。
   抗战时,好多文化机构和学生到北碚来,很清贫,北碚帮助他们,不许滥提房地价。卢作孚说服自己有产业的亲弟弟卢尔勤卢奎杰,把他们经营的两个小煤矿捐出 做文化基金,基金会要向政府备案,先拟基金会章程命名基金会为“卢氏文化基金会”,被卢作孚改为“嘉陵文化基金会”。这基金会的钱,支持了许多学生念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得过一万元钱。收据还在重庆档案馆。
  卢作孚总和他的另一个弟弟卢子英说,造公产,不造私产。他家除了合川老家的几间房子,没有任何积蓄和财产。他那个故居,寒碜得很,现在人家居民住着,也没有弄成什么故居纪念馆。
  卢作孚一生做了许多事,不单是一位企业家,但他仅仅作为企业家,也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座珠峰,王石们不要说攀上,方向都没有搞明白。王石们办的企业哪里是老民生公司那样的企业?这一代生意人怎么能与卢作孚那一代企业家相提并论?
  还有工资,临近抗战时,民生公司的日子最好过,总经理卢作孚的工资400余元,不是最高,这个公司工资最高的是大船的船长,600元。公司规定的,行政管理人员没有技术人员工资高。
  鄢烈山,卢作孚自杀不是因为逼捐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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