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帅恩怨（一）林彪这个人
林彪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前面已大致还原了他本来面目。但由于他“伪装”的太深，其两面手法，很长时间已难辩真假。加之官方对他“盖棺论定”之影响，去伪甚难。只能从已“定论”的罪状来入手，首先就是以往史论认定的：“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识破”林有野心，并导致林 “苍慌外逃”而死于非命之说，是否能站住脚？也就是他是否真有野心，为什么要“抢班夺权”？
从基本常识讲，名字写入党章（在中共历史上，享此殊荣者，只有毛林二人），成为法定接班人（东宫太子）的林彪，没有任何理由去“抢班夺权”。按官方定论，林彪要“设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他自己要当这个主席，既使加此，也说不上“抢班夺权”，更算不上什么野心。因为国家主席也是二号角色，与林的排行一样。（当时，林的位置确实有些不伦不类，党内老二，却是老三周恩来内阁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在当时情况下，毛若不当，自然非林莫属，这恐怕也是林所谓，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的本意罢。
元帅恩怨（二）林彪这个人
文革结束后，官方媒体，对终结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俗称庐山会议），是这样记载的：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00人，候补中央委员155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在8月23日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林彪突然袭击，抢先发言，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东是天才。随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等一齐出动，按照事先密谋的口径在各小组会上发起进攻，宣讲陈伯达选编并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叫嚣要设国家主席，并在发言中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江青集团。林彪一伙这样做的目的是由林彪当国家主席和通过大肆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借以宣扬林彪的“天才”。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上，从而引起一场混乱，中断了会议的正常进行。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对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进行了批判，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权阴谋以沉重打击。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这样的记臷，虽算不上记史，但也按当时的政治需要，留下了历史的梗概。本节要谈的主要问題，为什么要“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先看看这个陈伯达乃何许人也？
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福建惠安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赴延安，先在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后充任毛泽东秘书，先后供职中共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此期间著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在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写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的地位。1958年，担任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成为毛泽东的权威发言人。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指充当林彪势力的主要成员。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为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论”问题，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此从政坛消失。部分学者认为，他是毛泽东与林彪相互斗争下的牺牲品。１９７３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１９７６年９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但很快由于健康原因获释，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卒于北京。
从简历中可以看出，陈伯达是个文人，而且是个有相当“马列主义”理论功底的理论家。他的成名作便是他在充当毛泽东秘书之前的三部专论《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无论其著述如何地因政治倾向，而有悖史实，但对当时除了机械地照搬马列教条，并无系统理论的中共来讲，当是党理论系统化之开山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少奇、毛泽东之“马列主义中国化”均来自于这位才思敏捷，说不清，但写得明的青年学者。
毛立刻把陈招入他的秀才班子，并从此开始了他“毛泽东思想”的构筑。应当说，在“毛泽东思想”构筑上，陈与毛的另一个政治秘书胡乔木，是两个重要的捉刀人，也就是说，陈是毛“思想”建立主要“工匠”。也正因为如此，陈得以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直至文革中爬到老四高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政治强人”的同时，也失去知识分子所以为智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成为唯上为是的御用文人（公平地讲，陈若只作学不作官，绝对会成为一大师级学者，可惜了？这种因权力至上，而形成官本位，不知为国家增添了多少这类“取短弥长”的庸官、昏官、糊涂官！）。
陈伯达这个个，代表了延安整风后，毛式“学风”培养出的一批沒有骨头的寄生性文化政客。他们大都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史哲有相当研究，其中一些人也不乏独到见解，但经过延安整风后，他们又大都从其学术研究的“歧途”，投奔到毛泽东的“水泊梁山”旗下，完全接受了《联共（布）简史》的洗脑，成为毛泽东“党书”的政治与文化的“卫士”与“吹鼓手”。由士而奴，成了“东方红”文化的开拓者，从列宁主义退回到了“农民起义”，在神化毛的运动中，立下了“不世之功”，为封建皇权思想披上了“马列主义”外衣，一方面击溃了列宁主义教条的党内主流理论，另一方面也堵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为毛泽东“君临天下”“登基”铺平了理论道路。同时，也为他自己未来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这些人中，既有周小舟、李锐、田家英、邓拓、周扬、杨献珍那样的不甘附庸的“叛变者”，也有陈伯达、胡乔木、彭真、胡绳那样的至死不变的“卫道士”，但都无一例外地都被毛泽东前后，打入过“十八层地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文革中最早被整肃，被整得最惨的彭真，复出后还非常真诚地“捍卫”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称其仍是指导文艺创作的经典著述，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在文革初，由刘少奇主持的撤消其一切职务的大会上，他突然大叫，“历史上我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那一幕。
你能说，彭真对毛泽东不忠吗？不能！但忠就一定是正确吗？未必。想想，堂堂的北京市长，垂死挣扎的那一声自辨，人们只能想到，真理已死！
陈伯达爬得比彭真还高，因为他与毛关系更近，但他的下场比彭、陆、罗、杨更惨，连政治平反的机会都沒有。而迄今为止，毛邓两朝给他罗列的罪状，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大大大野心家”，其余指控均难成立，在毛来讲，就是他的奴才，居然投到林彪帐下，当了军师，且不思悔改，自然容他不得。在邓来讲，光那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勾当，就罪不容赦。
换句话讲，陈伯达之作为，两面都不讨好，奴才得罪了主子，怎么处置，沒什么道理好讲。
那么陈伯达为什么要叛毛投林呢？这一点，假如不是中央文件这么讲，全国百姓谁也不会知道。对此，陈是这么讲的：“到了1968年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以后，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林彪对我说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人心思治，谁也不愿意这么无休无止地折腾了。’我说：‘看毛主席的打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斗批改的任务还远换没有完成呢。’林彪讲：‘那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谁也受不了了。顶多开完九大，就该结束运动。不然就会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谈不到的那样的错误。’ 这也是我在给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中主张九大以后要集中精力抓生产的原因。”
按陈伯达的说法，其所谓“叛毛投林”，主要原因是“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而毛泽东则相反，决定“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陈所讲的“我对江青,表现出了我的反感，特别是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人表示我对他们的蔑视，这就触怒了江青”。毛“把我对张春桥、姚文元的厌恶看作是对他的冒犯”。也就是说，陈对毛的“继续深入”有了自己的看法，并与毛想法相左（御用文人官再大，也只能秉承上意而言，否则便失去了他自身价值），更严重地是，他还“触怒了江青”（那是主子呀），毛当然有理由把这当成是对自己的“冒犯”。虽然，怎么看也不能说，陈与林结成一党，只能说是，观点相同，是工作关系。会上赞成林彪意见的中央委员占大多数，毛并没有把他们都怎么样，为什么陈伯达就不行呢？一句话，您的身份与别人不一样，您居然还“不过是想借林彪之手整整他们而已，并没有其他过多的目的。”奴才整主子，这是犯上。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允许的。
总而言之，陈伯达之罪，非党纪国法，而是毛泽东的“家规”。所以，他没地儿去找个说法。而邓小平沒任何理由宽恕他，尽管从法律上，找不到陈犯罪依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光他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就够杀他一百次的了，其罪可曰：文革罪。说白了就是民愤罪。恐怕邓小平也明白，不可不判，判了以后不久，便以病为由，准其保外就医，实际就是把人放了，而且还在生活上予以特殊照顾，使这位夫子爷得享天年。
虽然，从法律层面讲，陈伯达应属“冤”或者“错”案，但那个人大于法的时代，邓小平能如此“法外开恩”实属不易，想想老死狱中的饶漱石、潘汉年，夫子爷实在是幸福极了。
陈伯达晚年头脑还很清醒，他在接受师东兵采访时，对历史事件的讲述与看法，尚属客观，但话里话外，似乎总觉得他特委屈，言外之意，好像他是“沾”了林彪/的“包儿”。他还认为毛批他“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你嫉贤妒能，把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不放在眼里，你表面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你主张设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居心？你要是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就佩服你，就看你检查不检查了。” 是毛在“是暗示我揭发林彪呀”以为他当时太傻，沒听懂毛的意思。好像他要揭发了林彪就沒事了。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不是林彪连累了他，而是他的出现，刺激了毛泽东，否则，毛未必会出此下策，弄了这么一桩漏洞百出的历史欵案。为什么这么说呢？
元帅恩怨（三）林彪这个人
想想第一个庐山会议，就明白了。
那次是，毛泽东第一次搞经济生产的“三面红旗”已成强弩之末，毛打算对过左的政策进行调整，因国防部长一封信，闹了个不亦乐乎，由纠左又变成反右，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林彪上山助阵，接长了国防部。结果是抓了几百万“右顷分子”（比右派轻一点），闹了三年饥荒，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
这个历史教训，是毛终生之痛。他明白老彭是个耿直之士，有点火儿，发发也就过去了，绝不会拥兵自重。但刘少奇老不放心他，总把彭当成斯大林死后的朱可夫。对刘彭二人的矛盾，毛一清二楚，但毛更清楚，党内军内对刘有看法、不服气的老家伙，不光一个彭德怀。尤其在军队里，这样的人多了。可当张闻天公开出来支持彭时，毛就坐不住了，一个“文武合壁”就把“庐山炸平”了。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的信虽然不合心意，但还不算什么大问题，而张闻天很有理论深度的发言，则使他坐不住了。张发言后第三天，毛就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讲话，疾言厉色，冷嘲热讽，强词夺理，给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发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威胁。毛的霸气又一次扭转了局势，庐山会议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纠左”变成了“反右”。
这次是，毛泽东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获得了“全面胜利”，毛在考虑如何大治，准奋调整领导班子，以保证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官方用语是“防止修正主义复僻”，实质是为了身后中国，别出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像揭露斯大林暴政那样，否定他自己）。据陈伯达披露，毛有意扶殖江青一伙，打算给张春桥个中共副主席。设不设国家主席，在毛看来本不算个事，不就是个名分摆设吗。可斗争矛头对准了张春桥，这不能不让他恼火，不明内幕的人跟着林哄也就罢了，对他的想法打算一清二楚的陈伯达也跟着瞎掺和，就不能不令他对这个“病元帅”刮目相看了（此止，可以看到，不是林彪牵连了陈，实在是陈连累了林）。尽管，武汉 “720事件”以后，毛对林扶殖军内势力有看法，但还沒有怀欵他会对自己有二心，否则他也不会同意，把林接班人写进党章（有人说这是毛考验林，让江青提出，看林会不会表示谦虚。实在是演义故事。事实上这个提议是上海团提出的，江青沒反对）。
其实，毛泽东本无挑起党内纷争的计划，代表们一上山，就给他们放了两天假，本来挺和平的。8月23日开会。下午3时 45分，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走上主席台。毛坐在正中间。左边是林、陈，右边周、康。毛宣布开会后问：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周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并传达了毛把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的意见。
周传达完后，毛问：还有谁讲？林说：我讲几句。
林彪讲话主要是这样一些内容：
（1）“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指示。这几个月来，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关心的。这个宪法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国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都会是有影响的。”（投毛之所好，打毛之旗帜）。
（2）“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用捧与拍，没直接提“国家主席”，巧妙地“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宣布了他与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集体通过的，“党与国家主席一元化”的主张）。
（3）“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发展出新的东西来。”（再次投其所好，因林深知毛最爱听人讲他“高瞻远瞩”“一贯正确”“先知先觉”，而天才是最好的概括）。
（4）“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大起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得把脑筋骨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借毛之力，去打“他那个中央”，从林当时在党内地位讲，确有挑起争端之意，虽未点名，但毛与几个常委都明白，林想打的鬼是指谁）。
需要指出的是：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是修改宪法时，必须触及的问题。据有关资料透露，从1970年3月，毛接到周恩来关于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否保留的信，3月7日，让汪东兴转达他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在京政治局委员同意了以后，未参加会的林彪也收到了同样的文件，并不知道毛已表过态，3月9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16日，毛在林彪报送他批示的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再次表示不设。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不设的建议。会议期间，林彪让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并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林的建议。4月11日，林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转达三条意见：一、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关于副主席，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林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的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担任国家主席。
会后，周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毛当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和林回京。毛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当着林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7月中旬，周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周提出：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到九届二中全会时，一直处于讨论研究中。开始是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包括江青、张春桥在内）都同意设，唯有毛一个人反对。林头一次意见（3月9日）可能是没先知道毛的态度，但他在知道了毛的意见后，仍电话告毛，他建议毛当主席。毛的不置可否，使林在回复政治局意见时，仍坚持设，并由毛兼任国家主席，并获得了政治局通过。对此，毛显然不大高兴，当面用曹操的典故告诫了林彪。但三个月后，修改宪法时，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出，主持修宪的周恩来请示过毛后，也只是提出：“可以考虑不设”。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最后定论。
后来，人们把此案说成是，林彪自文革以来（应讲是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与毛泽东意见相左。那么一向对政治不热心，连中央层会议都懒得参加的“副统帅”，何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认真，不仅不迎合毛，反而拒不退让，还为此在中央全会上搞“突然袭击”呢？
从林的个性与经历看，说他是野心家，实难成立。还记得四野挥师入关时，林讲的那句话罢，他对中共的政治看得很透，只愿作个常胜将军，不愿当曹操。也就是沒仗打了，咱就凭战功吃老本，绝不从政。事实上，建国后，林一直是个隐士角色，尽管，中共八大后，毛提名他当了个第五副主席，但那也只是个名誉和身份象征，就如封建时代，封王封公一样，有待遇无实职。庐山会议后，当了个国防部长，但也是“只管大事”（实际上还是不管事，有毛在，林能管什么大事？）。林也很知趣，病养得优哉乎哉，其间虽几次出头，帮毛彭打了刘伯承、粟敋、肖克一棍子，替毛回敬了刘邓一高调。但之后，便向中央称病请辞，不准去职，准其长期休假。到1965年，毛为准备文化革命，拿掉“挡”在林与他之间的罗瑞卿，并清洗了与林交恶的彭真、陆定一，等于硬把林彪拉出了场。从此，林才算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前后算起来，林也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才在这个舞台上成了个正式角色（这本身是极不正常的，正如百姓所言，干的不如站着的，站着的不如躺着的。干事的都成了罪人，养病的反成了功臣。也是林在广大干部中印象不佳的一个原因）。但既使当了“副统帅”，除奉毛之命出头打人外，他仍然以病为主。若非毛之强请，从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后毛特许他夫人叶群代表他到会，中央权力场才有了林的声音。对这一事实，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都无任何疑义，那么野心又从何谈起？韬光养晦，“躲开阴暗角落，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个在文革中，被借来形容“阶级敌人”的毛式词组，大概是野心说的最佳解释。
但要说林彪沒有野心，似乎也有悖史实。真没野心，又何必在庐山上与张春桥、江青争的脸红脖子粗呢？又何至于有那个“五七一”计划呢？问题是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对此，陈伯达是这么讲的：“如果说林彪没有野心，那是愚弄历史。问题不在于林彪有没有野心，而是说当时究竟谁没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泽东以外，我们党内没有不愿意当国家主席的，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桑时在政治局里的。想不想当是一回事，能不能当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经对我说过：‘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 说明了林彪的的确确是对张春桥那些人有反感。我们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之间是进行过坚决斗争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失败的绝对不是我们。毛泽东也经常地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来说是提醒。搞历史的人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就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实。”
这其中的关键词是：“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如果林彪真对陈讲过这句话，我以为问題就弄清一多半了。也就是讲，所谓，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有没有天才，不过是林陈与张春桥、江青等“左派”之间的一场政治角力，其隐含着的目的却是九大之前，双方在大会报告中，是突出革命，还是突出生产之争（实质则是还要不要继续运动）的继续。亦即说，林彪对这个运动已经没耐心了（他在私下里，不但称文革为“文革大要命”“武化大革命”，还把毛批准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九大报告，称为"只有运动，没有目的"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作为一个中国人，林彪对毛泽东的忍让已到了底限，刘少奇集团已经消灭了，目的已经达到，沒必要再这么运动下去了。
从众多版本的描述中，都可以看到，毛与林对设不设国家主席，有过交流，毛还说过，他是不能再当了“要设就让董老当”，而同为湖北人，论起来还应对菫执弟子礼的林彪，未必会反对。如果不是毛突然把设不设国家主席，当成阴谋，结果很可能是董必武出任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个问题。
问題在哪儿？从当时会议情况看，有二：其一是“人都被林彪拉过去了”，用毛的夸张语言就是"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有资料可以佐证，林彪确实指挥了这次“战役”，还策略地通过叶群，让手下别点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更别说毛泽东了。尽管如此，一点张春桥的名，中央委员们立即群情激愤，不用林的几员大将出马，"千刀万剐，罪该万死"之声便不绝于耳。武如陈毅、许世友，文如钱学森、郭沫若等，都群起而攻之，声讨、批判，还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揭露、声讨张春桥等在运动中的种种问題与劣迹。总之，林总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而打先锋的不仅是他的“嫡系部队”，还有毛泽东的亲信内臣汪东兴，御用文人陈伯达，战斗力最强的当属素来与林不和的“大炮”元帅陈毅。（后来毛称他与陈伯达为"二陈合流"，康生则称这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流"）。
其二，但也正是“二陈”与汪东兴的“骁勇彪捍”触动了毛敏感的“政治神经”，毛一句："他们名义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便使林彪的攻势“哑火”，并立刻土崩瓦解。
我们不需要去了解，毛为什如此偏袒根基并不算深的张春桥。只需从毛拿“叛徒”陈伯达开刀，便可明白，彭德怀的恐剧在庐山又重演了。原因只有一个，林这一仗打得太漂亮，而且是对他毛泽东的战争。
功高震主倘可忍受，功高盖主就非去之不可。
何以怎么讲呢？你看看合流的“二陈”何许人，就明白了：一个陈是对革命无尺寸功劳，全靠他一手提携起来的大秀才；一个陈是资格老得可以与他平起平坐，打心里就不把林彪当个人物的老元戎。一个背叛投靠，一个情投义合。还有那个奴才汪，居然也钻到毛家大院寻后路。“我还沒死呢”毛怒冲牛斗，不由分说地把个排行老四的中央常委，一下贬为“大大大野心家，小小小老百姓”。对其用主子训奴才的口吻说：“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至于对另一个陈，则客气多了，只是同志式的说：陈毅上了假马列主义的当，而轻轻放过。对主谋林彪则只是旁敲侧击，并未直接触及，还称其为“林彪同志”（可见爵位再高，奴才还是奴才）。那么，陈伯达为什么叛毛投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林彪是个很复杂的人物，前面已大致还原了他本来面目。但由于他“伪装”的太深，其两面手法，很长时间已难辩真假。加之官方对他“盖棺论定”之影响，去伪甚难。只能从已“定论”的罪状来入手，首先就是以往史论认定的：“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识破”林有野心，并导致林 “苍慌外逃”而死于非命之说，是否能站住脚？也就是他是否真有野心，为什么要“抢班夺权”？
从基本常识讲，名字写入党章（在中共历史上，享此殊荣者，只有毛林二人），成为法定接班人（东宫太子）的林彪，没有任何理由去“抢班夺权”。按官方定论，林彪要“设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他自己要当这个主席，既使加此，也说不上“抢班夺权”，更算不上什么野心。因为国家主席也是二号角色，与林的排行一样。（当时，林的位置确实有些不伦不类，党内老二，却是老三周恩来内阁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在当时情况下，毛若不当，自然非林莫属，这恐怕也是林所谓，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的本意罢。
元帅恩怨（二）林彪这个人
文革结束后，官方媒体，对终结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俗称庐山会议），是这样记载的：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00人，候补中央委员155人。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在8月23日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林彪突然袭击，抢先发言，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东是天才。随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等一齐出动，按照事先密谋的口径在各小组会上发起进攻，宣讲陈伯达选编并经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叫嚣要设国家主席，并在发言中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江青集团。林彪一伙这样做的目的是由林彪当国家主席和通过大肆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借以宣扬林彪的“天才”。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上，从而引起一场混乱，中断了会议的正常进行。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对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进行了批判，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权阴谋以沉重打击。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这样的记臷，虽算不上记史，但也按当时的政治需要，留下了历史的梗概。本节要谈的主要问題，为什么要“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先看看这个陈伯达乃何许人也？
陈伯达（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福建惠安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赴延安，先在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后充任毛泽东秘书，先后供职中共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此期间著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成为在中共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１９４５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在195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写了《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的地位。1958年，担任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成为毛泽东的权威发言人。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指充当林彪势力的主要成员。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因为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论”问题，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此从政坛消失。部分学者认为，他是毛泽东与林彪相互斗争下的牺牲品。１９７３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１９７６年９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１８年。但很快由于健康原因获释，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２日卒于北京。
从简历中可以看出，陈伯达是个文人，而且是个有相当“马列主义”理论功底的理论家。他的成名作便是他在充当毛泽东秘书之前的三部专论《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无论其著述如何地因政治倾向，而有悖史实，但对当时除了机械地照搬马列教条，并无系统理论的中共来讲，当是党理论系统化之开山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刘少奇、毛泽东之“马列主义中国化”均来自于这位才思敏捷，说不清，但写得明的青年学者。
毛立刻把陈招入他的秀才班子，并从此开始了他“毛泽东思想”的构筑。应当说，在“毛泽东思想”构筑上，陈与毛的另一个政治秘书胡乔木，是两个重要的捉刀人，也就是说，陈是毛“思想”建立主要“工匠”。也正因为如此，陈得以在党内地位迅速上升，直至文革中爬到老四高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政治强人”的同时，也失去知识分子所以为智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成为唯上为是的御用文人（公平地讲，陈若只作学不作官，绝对会成为一大师级学者，可惜了？这种因权力至上，而形成官本位，不知为国家增添了多少这类“取短弥长”的庸官、昏官、糊涂官！）。
陈伯达这个个，代表了延安整风后，毛式“学风”培养出的一批沒有骨头的寄生性文化政客。他们大都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文史哲有相当研究，其中一些人也不乏独到见解，但经过延安整风后，他们又大都从其学术研究的“歧途”，投奔到毛泽东的“水泊梁山”旗下，完全接受了《联共（布）简史》的洗脑，成为毛泽东“党书”的政治与文化的“卫士”与“吹鼓手”。由士而奴，成了“东方红”文化的开拓者，从列宁主义退回到了“农民起义”，在神化毛的运动中，立下了“不世之功”，为封建皇权思想披上了“马列主义”外衣，一方面击溃了列宁主义教条的党内主流理论，另一方面也堵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为毛泽东“君临天下”“登基”铺平了理论道路。同时，也为他自己未来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这些人中，既有周小舟、李锐、田家英、邓拓、周扬、杨献珍那样的不甘附庸的“叛变者”，也有陈伯达、胡乔木、彭真、胡绳那样的至死不变的“卫道士”，但都无一例外地都被毛泽东前后，打入过“十八层地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文革中最早被整肃，被整得最惨的彭真，复出后还非常真诚地“捍卫”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称其仍是指导文艺创作的经典著述，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在文革初，由刘少奇主持的撤消其一切职务的大会上，他突然大叫，“历史上我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那一幕。
你能说，彭真对毛泽东不忠吗？不能！但忠就一定是正确吗？未必。想想，堂堂的北京市长，垂死挣扎的那一声自辨，人们只能想到，真理已死！
陈伯达爬得比彭真还高，因为他与毛关系更近，但他的下场比彭、陆、罗、杨更惨，连政治平反的机会都沒有。而迄今为止，毛邓两朝给他罗列的罪状，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大大大野心家”，其余指控均难成立，在毛来讲，就是他的奴才，居然投到林彪帐下，当了军师，且不思悔改，自然容他不得。在邓来讲，光那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勾当，就罪不容赦。
换句话讲，陈伯达之作为，两面都不讨好，奴才得罪了主子，怎么处置，沒什么道理好讲。
那么陈伯达为什么要叛毛投林呢？这一点，假如不是中央文件这么讲，全国百姓谁也不会知道。对此，陈是这么讲的：“到了1968年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以后，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林彪对我说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人心思治，谁也不愿意这么无休无止地折腾了。’我说：‘看毛主席的打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斗批改的任务还远换没有完成呢。’林彪讲：‘那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谁也受不了了。顶多开完九大，就该结束运动。不然就会犯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谈不到的那样的错误。’ 这也是我在给九大起草的政治报告中主张九大以后要集中精力抓生产的原因。”
按陈伯达的说法，其所谓“叛毛投林”，主要原因是“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而毛泽东则相反，决定“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陈所讲的“我对江青,表现出了我的反感，特别是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人表示我对他们的蔑视，这就触怒了江青”。毛“把我对张春桥、姚文元的厌恶看作是对他的冒犯”。也就是说，陈对毛的“继续深入”有了自己的看法，并与毛想法相左（御用文人官再大，也只能秉承上意而言，否则便失去了他自身价值），更严重地是，他还“触怒了江青”（那是主子呀），毛当然有理由把这当成是对自己的“冒犯”。虽然，怎么看也不能说，陈与林结成一党，只能说是，观点相同，是工作关系。会上赞成林彪意见的中央委员占大多数，毛并没有把他们都怎么样，为什么陈伯达就不行呢？一句话，您的身份与别人不一样，您居然还“不过是想借林彪之手整整他们而已，并没有其他过多的目的。”奴才整主子，这是犯上。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允许的。
总而言之，陈伯达之罪，非党纪国法，而是毛泽东的“家规”。所以，他没地儿去找个说法。而邓小平沒任何理由宽恕他，尽管从法律上，找不到陈犯罪依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光他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就够杀他一百次的了，其罪可曰：文革罪。说白了就是民愤罪。恐怕邓小平也明白，不可不判，判了以后不久，便以病为由，准其保外就医，实际就是把人放了，而且还在生活上予以特殊照顾，使这位夫子爷得享天年。
虽然，从法律层面讲，陈伯达应属“冤”或者“错”案，但那个人大于法的时代，邓小平能如此“法外开恩”实属不易，想想老死狱中的饶漱石、潘汉年，夫子爷实在是幸福极了。
陈伯达晚年头脑还很清醒，他在接受师东兵采访时，对历史事件的讲述与看法，尚属客观，但话里话外，似乎总觉得他特委屈，言外之意，好像他是“沾”了林彪/的“包儿”。他还认为毛批他“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你嫉贤妒能，把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不放在眼里，你表面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你主张设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居心？你要是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就佩服你，就看你检查不检查了。” 是毛在“是暗示我揭发林彪呀”以为他当时太傻，沒听懂毛的意思。好像他要揭发了林彪就沒事了。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不是林彪连累了他，而是他的出现，刺激了毛泽东，否则，毛未必会出此下策，弄了这么一桩漏洞百出的历史欵案。为什么这么说呢？
元帅恩怨（三）林彪这个人
想想第一个庐山会议，就明白了。
那次是，毛泽东第一次搞经济生产的“三面红旗”已成强弩之末，毛打算对过左的政策进行调整，因国防部长一封信，闹了个不亦乐乎，由纠左又变成反右，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林彪上山助阵，接长了国防部。结果是抓了几百万“右顷分子”（比右派轻一点），闹了三年饥荒，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
这个历史教训，是毛终生之痛。他明白老彭是个耿直之士，有点火儿，发发也就过去了，绝不会拥兵自重。但刘少奇老不放心他，总把彭当成斯大林死后的朱可夫。对刘彭二人的矛盾，毛一清二楚，但毛更清楚，党内军内对刘有看法、不服气的老家伙，不光一个彭德怀。尤其在军队里，这样的人多了。可当张闻天公开出来支持彭时，毛就坐不住了，一个“文武合壁”就把“庐山炸平”了。对毛泽东来说，彭德怀的信虽然不合心意，但还不算什么大问题，而张闻天很有理论深度的发言，则使他坐不住了。张发言后第三天，毛就让刘少奇召集全体会议，他在会上讲话，疾言厉色，冷嘲热讽，强词夺理，给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扣上“右倾”的帽子，甚至发出了“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威胁。毛的霸气又一次扭转了局势，庐山会议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从“纠左”变成了“反右”。
这次是，毛泽东第一次搞文化大革命，获得了“全面胜利”，毛在考虑如何大治，准奋调整领导班子，以保证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官方用语是“防止修正主义复僻”，实质是为了身后中国，别出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像揭露斯大林暴政那样，否定他自己）。据陈伯达披露，毛有意扶殖江青一伙，打算给张春桥个中共副主席。设不设国家主席，在毛看来本不算个事，不就是个名分摆设吗。可斗争矛头对准了张春桥，这不能不让他恼火，不明内幕的人跟着林哄也就罢了，对他的想法打算一清二楚的陈伯达也跟着瞎掺和，就不能不令他对这个“病元帅”刮目相看了（此止，可以看到，不是林彪牵连了陈，实在是陈连累了林）。尽管，武汉 “720事件”以后，毛对林扶殖军内势力有看法，但还沒有怀欵他会对自己有二心，否则他也不会同意，把林接班人写进党章（有人说这是毛考验林，让江青提出，看林会不会表示谦虚。实在是演义故事。事实上这个提议是上海团提出的，江青沒反对）。
其实，毛泽东本无挑起党内纷争的计划，代表们一上山，就给他们放了两天假，本来挺和平的。8月23日开会。下午3时 45分，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走上主席台。毛坐在正中间。左边是林、陈，右边周、康。毛宣布开会后问：今天谁先说，恩来，你报告一下议程。周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并传达了毛把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的意见。
周传达完后，毛问：还有谁讲？林说：我讲几句。
林彪讲话主要是这样一些内容：
（1）“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指示。这几个月来，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关心的。这个宪法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国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都会是有影响的。”（投毛之所好，打毛之旗帜）。
（2）“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用捧与拍，没直接提“国家主席”，巧妙地“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宣布了他与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集体通过的，“党与国家主席一元化”的主张）。
（3）“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发展出新的东西来。”（再次投其所好，因林深知毛最爱听人讲他“高瞻远瞩”“一贯正确”“先知先觉”，而天才是最好的概括）。
（4）“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大起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从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得把脑筋骨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借毛之力，去打“他那个中央”，从林当时在党内地位讲，确有挑起争端之意，虽未点名，但毛与几个常委都明白，林想打的鬼是指谁）。
需要指出的是：设不设国家主席一事，是修改宪法时，必须触及的问题。据有关资料透露，从1970年3月，毛接到周恩来关于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否保留的信，3月7日，让汪东兴转达他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在京政治局委员同意了以后，未参加会的林彪也收到了同样的文件，并不知道毛已表过态，3月9日，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16日，毛在林彪报送他批示的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再次表示不设。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不设的建议。会议期间，林彪让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并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林的建议。4月11日，林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转达三条意见：一、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关于副主席，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林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的意见，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担任国家主席。
会后，周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毛当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和林回京。毛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当着林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7月中旬，周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周提出：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到九届二中全会时，一直处于讨论研究中。开始是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包括江青、张春桥在内）都同意设，唯有毛一个人反对。林头一次意见（3月9日）可能是没先知道毛的态度，但他在知道了毛的意见后，仍电话告毛，他建议毛当主席。毛的不置可否，使林在回复政治局意见时，仍坚持设，并由毛兼任国家主席，并获得了政治局通过。对此，毛显然不大高兴，当面用曹操的典故告诫了林彪。但三个月后，修改宪法时，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出，主持修宪的周恩来请示过毛后，也只是提出：“可以考虑不设”。说明这个问题并没最后定论。
后来，人们把此案说成是，林彪自文革以来（应讲是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与毛泽东意见相左。那么一向对政治不热心，连中央层会议都懒得参加的“副统帅”，何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认真，不仅不迎合毛，反而拒不退让，还为此在中央全会上搞“突然袭击”呢？
从林的个性与经历看，说他是野心家，实难成立。还记得四野挥师入关时，林讲的那句话罢，他对中共的政治看得很透，只愿作个常胜将军，不愿当曹操。也就是沒仗打了，咱就凭战功吃老本，绝不从政。事实上，建国后，林一直是个隐士角色，尽管，中共八大后，毛提名他当了个第五副主席，但那也只是个名誉和身份象征，就如封建时代，封王封公一样，有待遇无实职。庐山会议后，当了个国防部长，但也是“只管大事”（实际上还是不管事，有毛在，林能管什么大事？）。林也很知趣，病养得优哉乎哉，其间虽几次出头，帮毛彭打了刘伯承、粟敋、肖克一棍子，替毛回敬了刘邓一高调。但之后，便向中央称病请辞，不准去职，准其长期休假。到1965年，毛为准备文化革命，拿掉“挡”在林与他之间的罗瑞卿，并清洗了与林交恶的彭真、陆定一，等于硬把林彪拉出了场。从此，林才算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前后算起来，林也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才在这个舞台上成了个正式角色（这本身是极不正常的，正如百姓所言，干的不如站着的，站着的不如躺着的。干事的都成了罪人，养病的反成了功臣。也是林在广大干部中印象不佳的一个原因）。但既使当了“副统帅”，除奉毛之命出头打人外，他仍然以病为主。若非毛之强请，从不出席政治局会议，后毛特许他夫人叶群代表他到会，中央权力场才有了林的声音。对这一事实，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都无任何疑义，那么野心又从何谈起？韬光养晦，“躲开阴暗角落，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个在文革中，被借来形容“阶级敌人”的毛式词组，大概是野心说的最佳解释。
但要说林彪沒有野心，似乎也有悖史实。真没野心，又何必在庐山上与张春桥、江青争的脸红脖子粗呢？又何至于有那个“五七一”计划呢？问题是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对此，陈伯达是这么讲的：“如果说林彪没有野心，那是愚弄历史。问题不在于林彪有没有野心，而是说当时究竟谁没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泽东以外，我们党内没有不愿意当国家主席的，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桑时在政治局里的。想不想当是一回事，能不能当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经对我说过：‘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 说明了林彪的的确确是对张春桥那些人有反感。我们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之间是进行过坚决斗争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失败的绝对不是我们。毛泽东也经常地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来说是提醒。搞历史的人不敢正视这个问题，就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实。”
这其中的关键词是：“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如果林彪真对陈讲过这句话，我以为问題就弄清一多半了。也就是讲，所谓，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有没有天才，不过是林陈与张春桥、江青等“左派”之间的一场政治角力，其隐含着的目的却是九大之前，双方在大会报告中，是突出革命，还是突出生产之争（实质则是还要不要继续运动）的继续。亦即说，林彪对这个运动已经没耐心了（他在私下里，不但称文革为“文革大要命”“武化大革命”，还把毛批准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九大报告，称为"只有运动，没有目的"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作为一个中国人，林彪对毛泽东的忍让已到了底限，刘少奇集团已经消灭了，目的已经达到，沒必要再这么运动下去了。
从众多版本的描述中，都可以看到，毛与林对设不设国家主席，有过交流，毛还说过，他是不能再当了“要设就让董老当”，而同为湖北人，论起来还应对菫执弟子礼的林彪，未必会反对。如果不是毛突然把设不设国家主席，当成阴谋，结果很可能是董必武出任国家主席。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个问题。
问題在哪儿？从当时会议情况看，有二：其一是“人都被林彪拉过去了”，用毛的夸张语言就是"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有资料可以佐证，林彪确实指挥了这次“战役”，还策略地通过叶群，让手下别点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更别说毛泽东了。尽管如此，一点张春桥的名，中央委员们立即群情激愤，不用林的几员大将出马，"千刀万剐，罪该万死"之声便不绝于耳。武如陈毅、许世友，文如钱学森、郭沫若等，都群起而攻之，声讨、批判，还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揭露、声讨张春桥等在运动中的种种问題与劣迹。总之，林总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而打先锋的不仅是他的“嫡系部队”，还有毛泽东的亲信内臣汪东兴，御用文人陈伯达，战斗力最强的当属素来与林不和的“大炮”元帅陈毅。（后来毛称他与陈伯达为"二陈合流"，康生则称这是"二月逆流与八月逆流合流"）。
其二，但也正是“二陈”与汪东兴的“骁勇彪捍”触动了毛敏感的“政治神经”，毛一句："他们名义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便使林彪的攻势“哑火”，并立刻土崩瓦解。
我们不需要去了解，毛为什如此偏袒根基并不算深的张春桥。只需从毛拿“叛徒”陈伯达开刀，便可明白，彭德怀的恐剧在庐山又重演了。原因只有一个，林这一仗打得太漂亮，而且是对他毛泽东的战争。
功高震主倘可忍受，功高盖主就非去之不可。
何以怎么讲呢？你看看合流的“二陈”何许人，就明白了：一个陈是对革命无尺寸功劳，全靠他一手提携起来的大秀才；一个陈是资格老得可以与他平起平坐，打心里就不把林彪当个人物的老元戎。一个背叛投靠，一个情投义合。还有那个奴才汪，居然也钻到毛家大院寻后路。“我还沒死呢”毛怒冲牛斗，不由分说地把个排行老四的中央常委，一下贬为“大大大野心家，小小小老百姓”。对其用主子训奴才的口吻说：“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至于对另一个陈，则客气多了，只是同志式的说：陈毅上了假马列主义的当，而轻轻放过。对主谋林彪则只是旁敲侧击，并未直接触及，还称其为“林彪同志”（可见爵位再高，奴才还是奴才）。那么，陈伯达为什么叛毛投林？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