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贪腐角度谈聪明的香港人

      有网友贴文，提到一个沉重的话题：“美国的犹太人和香港人的智商明显领先。智商似乎和一个民族的文明是相关的。”这段话当然出自多个国际组织的多年智商评估，证据确凿，无可反驳。与这段话互相印证的是，香港人的预期人均寿命也是全球最高的。一个聪明的群体，当然会是富有的和享受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制度。我想补充的是，香港人与犹太人不一样，这个群体来自中国的各省，遗传学上称不上为一个民族。大多数香港人来源于广府地区，大约10%来属于闽南，剩下的来自全国各地和其它国家。香港回归时，其人均收入超过英国，为大英帝国从海外殖民地撤退时，唯一的例外。同样为“炎黄子孙”，香港人会更聪明，岂不怪哉？

      未到香港前，我同许多人一样，会想到香港人的聪明是因为大都市的熏陶和商业竞争的洗礼。“八九民运”以后，我第一次搭飞机降落启德机场。那个机场当时是全球最繁忙的空港，可跑道狭小，群山环抱，降落升起真是险象环生，可启德一直保持着最安全机场的美誉。管理良好有序，忙而不乱，这是香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从那以后，在中美港三地游荡多年，许多朋友一直希望我谈点香江，从她的变迁到回归后的变化。从此话题开始，我将从各个领域，包括衣食住行，一一介绍香港的百年变化，和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角色。

       到港第二天的上午，我急切地来到尖沙咀码头，在细雨中，欣赏着维港对面的建筑和和其上面的各类国外商业广告，她的景色确实令人震惊。第二周，我去大陆探亲访友。可能是维港的印象太深了，我开始注意到早已存在的，广州火车站楼顶上的巨大荧红灯广告：“爱我中华，爱我广州”。不明白，为何自己过去视而不见。路过深圳，发现也是一样的，在国贸中心顶上竖起了“爱我中华，爱我深圳”，全城都看得见。一路上，我一直想着粤港两地的差异。一个到处宣传真爱己假爱国的地方，却让我早已感觉麻痹。而另一个世界为啥不需要这样的宣传？是自信，无知，还是文化的沙漠？同大多数人一样，老实说，我当时对香港的认识仅限于有限的官方报道。

      几天后，我从罗湖桥再次进入香港。在入境的第一步，一个约三，四米高的屏风挡阻了正前方，剩下两边可单人经过的通道。上面写着八个巨大黑色白底粗体字，非常抢眼：“香港境内 严禁贪污”。我差点雷到了，赶紧饶了过去。每一个进入香港的人，想视而不见这八个字，根本不可能。我猜想，一定有人看见会很不舒服，到处抗议过。在地铁站换车时，又看到花坛拼成的几个大字：“公平 公正 公义”。回归前的某天，那八个门口大字就悄悄不见了，因为是一国了吧？但香港社会对贪腐的零容忍态度，整体来说却丝毫未变。市民绷起了神经，似乎用放大镜天天检视着中港政府和每个官员。许多国内民众至今还看不惯香港的踩过界。但聪明人明白，智商高的社会就是一个公民的社会，大嘴巴的社会。如今经济起飞，许多国人腰包鼓了，再也听不得香港的说三道四。“逢中必反”帽子的源头，大慨就出自那八个门口大字，但没人想说出来它的历史。

      待的时间长，相处的人多了，我重新得出了结论。香港人的聪明，确实如上面所说，来自于文明社会的培养和市民同世界的接轨。与此同时，香港也保留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习俗，尤其在新界地区。西方大学的研究生要写晚清和民初的农民社会，很多时候得去香港找。中港两地最大的差异，就是两地民众的文明程度，和其对自由法治社会的期盼态度。中国当然有进步，说不是香港当年的带动，我根本不信。如今广深等地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广告已经达到了泛滥成灾，污染视觉的地步，而贪腐之风却未见根本好转。华而不实，口是心非的宣传，常让来往于粤港俩地的港人摇头叹息。

      推翻帝制，北伐，到开放等大事件都发生在南粤。一百多年来，香港的文明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与时俱进，并影响着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同百年前比，香港社会的公民化程度与大陆进一步拉大了距离。两地生活的比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共识：党国封建贪腐文化窒息了华人的思想，也是阻碍正常人思维逻辑和智商发展的的毒药。香港人见识多广，深知大陆社会腐败的根源是拒绝普世价值和世界文明的真谛。香港的年轻人，虽生长在红旗下，而自由和民主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现在和可见的将来也不会例外。年轻人同上一代一样，充满了激情，而且比老一代更关心政治和未来。百年来，这个社会认清了现代文明与贪腐文化的区别，看准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死理。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孙中山的演讲，看看当年既是香港人也是美国人的“国父” 智商。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用英语在港大发表演说：题目是“革命思想的诞生”。他开头便说：“我心情有如归家，因为香港与香港大学是我知识诞生之地。。。”

「略云：此次返香港，如返自已家鄉一式，因為從前在香港大學讀書，其教育是在本港得來。今日乘此時機，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 即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 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憶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功課完後，每出外遊行，見本港衛生與風俗，無一不好，比諸我敝邑香山，大不相同。吾於每年放年假，必返鄉二次，每次約數禮拜。覺得在鄉間在本港，確大不相懸別。因在鄉間要做警察及看更人方可，因斯二者有槍械在手，晚上無時不要預備槍械，以為防備之用。由此可想到香港地方與內地之比較，因為香港地方開埠不過七八十年，而內地已數千年，何以香港歸英國掌管，即佈置如許妥當因是返香山與父老斟酌，各父老莫不謂然。吾有一次返鄉，遂主張由我個人發起親自灑掃街道，為清道夫。（哄堂及鼓掌）。在村內有多數少年，贊成如此做法，極有進步。後面見香山知事，解明來意，欲仿效香港，整頓地方。知懸亦喜，且云：極願幫忙。不幸放假完滿，再要返港。迨第二次返鄉，欲再求縣官幫助，始悉縣官已離任多時，其缺己為繼任者用五萬圓購買之。此等腐敗情形，激起我革命之思想。又見香港之腐敗事尚少，而中國內地之腐敗，竟習以為常，牢不可破。始初以為我敝邑香山一縣如是，及後再到省城，其腐敗更加一等。
「由此想到中國之官，勢位越高，貪念越熾，所以北京各處，更有甚焉。吾曾與英國之西人朋友閒談，僉云良好之政府，並非與生俱來，須人事造成之，數百年前，英國官僚多係腐敗，迨後人心一振，良好之政府遂得以產生。由是吾之革命思想愈堅，深知如中國無良好政府，辦事必不能成。迨畢業而後，在社會行走，遂毅然決然，脫離醫學，而轉以救國為前提。惟是革命以來，亦有多少人反對，且多加以譭謗，不明我素抱之宗旨，且疑我為激烈派。惟吾人之宗旨，無非欲得好政府而已。雖然，中國革命以還，十二載於茲，不特無甚進步，人民之苦更深，因是有少數人，且欲恢復帝制。但須知，民國係以民為主，故稱為民主國，人人皆有一份，不容放棄者也。民國現時廢除帝制，如拆了一間舊屋，其新屋尚未建築完竣，而一有風雨，居民受苦倍深，此勢所必然者。但將來必有完竣之一日，不有艱苦，何能底於成。吾之所以百折不回者，無非為一勞永逸計，為大眾謀將來之幸福計耳。（大鼓掌）。
「有等西人，亦曾向余問及，何以中國反正後亂事多過從前，吾祗答以緣故極多，現在革命事業只行了一半，譬如香港山頂，有一大石，由山跌下，至半途為樹枝所阻遏，不能一直跌下，而樹技終有枯之一日，障礙物既除，大石自然跌到平地，吾所抱之宗旨亦如是耳。無論若何艱辛，一定要革命成功。（大鼓掌）。中國有一良好政府，我心願已足。現時香港有六十餘萬人，皆享安樂，亦無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願各學生，在本港讀書，即以西人為榜樣，以香港為模範，將來返國，建設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責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達。極望諸生勉之。云云，孫先生演說既畢，忽有學生五六人，將孫先生抬起，直抬出頭門拍照，一面步行，一面揭帽歡呼。孫先生亦揭帽答禮，歡聲震天，至一點方散會。孫仍乘摩托車返楊西巖住宅，駐節。聞定今天（廿一號）搭船上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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