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柳林
中国、美国 －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亲友、同好分享。
正文
2013年1月17日
谈论国人讲英文不容易。讲浅了，落俗套。讲身边的事，得罪人。讲多了，一不小心，可能失手。前不久，我非常喜爱的一位论家写文回忆一位父辈。主人公是语言大家，横跨英文中文。文章写得潇洒，流畅，读了两三遍才释手。紧接着一篇谈国人讲英文。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就引起争论。所幸论者都是读书人，心平气和，点到为止，学了不少东西。但在人家的国家里谋生，讲英文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儿女教育，职场竞争，邻里相处，甚至买东西讨价还价，进餐馆点菜点酒。不免感想多多。不揣浅陋，写出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先讲几个笑话。虽是老生常谈，但都是真实的故事。
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河南乡下上中学，英文学得好。同学慕名来请教“unknown”是什么意思，父亲随口说”不知道“。把同学就得罪了。好几天不理他。
八十年代末在Syracuse念书时，楼上是化工系。中国学生里一位朋友姓米，另一位姓艾。指导教授不时地到实验室转。有一天不满意什么事，问是谁经手。米同学指着艾推脱说是“I”。艾同学不服气，指着米说是“me”。教授懵了。在摩托罗拉工作时有个同事姓何（He）。幸亏不在场，不然更乱。
两年后，转学到了西北。选修Zdeněk P. Bazant教授的结构力学课。他是捷克人。直到博士都是在捷克念的。学问好，没有美国学位照样当三院院士，拜讲座教授。开课时用捷克味的英文叽里咕噜讲考试的安排。因为不习惯他的口音，就斗胆请他重复一遍。他看着我，象看天外来客，当着全班的面说你要去补好英文再来上课。我不服气，心里说还不知道谁应该补补英文呢。期末在系里碰到他。他已走进办公室，眼睛余光看到我，又跑出来冲着我喊了一句：You did great on the final！说完掉头又走了。直爽人，英文的事早忘了。
在西北时的导师是Jan Achenbach，名气比Bazant还大。我们背后不叫他老师，叫老板。手下一堆学生，大部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有位好友，Mike，是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阿教授是荷兰人。有一天，Mike气鼓鼓地回到办公室，说老板今天有病，居然在讨论会上纠正我的英文发音，不想想他才是个半路出家的半吊子！
现在想想，身份显赫的大教授者如上两位，仍不能摆脱英文非母语的阴影，下意识中耿耿于怀，不小心露出心虚的马脚。
再说两件不那么好笑的事情或说观察。一大一小，但都有实用价值。
大事：美国大公司里两大拨外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平日客客气气，工作上来来往往，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隔阂。但扎堆吃饭从来水油不融，下班后朋友同事往来也分得像小葱豆腐，一清二白。到一个单位时间长了，就能发现印度同事坐单间，坐大格子的远比中国人多。换句话，升得快。数数印度人当500强CEO的有一打，中国人没有。朋友们分析来分析去，优势无非文化，语言两条。西方殖民印度几百年，文化相通可以理解。但依我个人管见，语言是第一位的。开会需要表现时，讲话不能连珠，谁还有耐心听你的？功劳被别人掠美时，找不出犀利的英文词儿争辩，或者像茶壶里倒不出来的饺子，成绩就很难记到你的头上。联想我曾奉调回中国做过外资公司的经理。经年观察员工的升迁，得出来的结论是：英文好的不一定都受赏识，但受赏识的一定是英文好的！用数学语言就是：英文好是升迁的必要条件。这一条在美国也适用。
小事：九十年代初岳父母来美国看我们。他们都在大学教书，但是文艺圈的。英文没下过功夫。泰山大人八十多岁时还说儿时英文考试的情景偶尔入梦，能紧张地醒了。我有一天到芝加哥城里办事，顺便带上他们。初夏的季节，阳光明媚，柳暖花香。把他们安顿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后面的山坡上，叮嘱他们别走开，我就去办事了。两小时后回来傻眼了：老人们没了。沿着街到处找，最后截住一位骑着大马的警察。我说您帮帮忙，两位中国老人走丢了，而且They CAN NOT speak English（他们不能讲英文）。警察威风凛凛但不慌不忙，掏出对讲机与邻近的同僚联系：Please look around. Two Asian seniors are missing. They do not speak English. Need your support. OVER。过了一会儿，老人找到了。原来遥看一里多远外的芝加哥市大喷泉的景致好，按捺不住，自己走过去，支起画板，作起画来。我忙不迭地谢过警察。福兮祸所伏。那天有两个收获：一是得了一张美轮美奂的建筑水彩；二是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说某某can not speak English，一律改口为谁谁DOES NOT speak English (不讲英文)！的确，“不能”透着没本事，“不讲”则是我的Choice！
还有两点，其实是写此文的原动。都和在美国的华人孩子讲英文有关。
在纽约的时候，有个朋友，学养了得，人极能干。唯出国这件事没有小几岁的我辈悟性好，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但因为能干，心想事成，不但如愿出来了也凭一身的真功在美国顶尖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唯一遗憾的是处处受到英文的狙击。明枪暗箭的，从老板到同事到房地产商到政府机关等等，防不胜防。来美国时孩子一起来了，十几岁的孩子不消一两年英文说得利利索索。不得已，朋友有时就把孩子推到前台，或当翻译，或直接把事情办了。一次两次，孩子不说什么。时间长了，孩子反感。大概觉得没有安全感，在同学面前也没有面子。逆反心理愈来愈重，好长一段时间父子几乎反目。老朋友和我讲了他的难处，不由得人不同情。我从此特别注意，所有对外的交道一概由父母出面，不要孩子代劳。有时也很难，有时甚至难堪。但坚持下来，英语得到锻炼，孩子感到父母的庇护，对父母不那么流利的英文非但没有不安，反而增加了敬重。故而建议第一辈华人咬牙守住这一关，自己堵枪眼，别让孩子上。
即便如此，人都好面子。英文老是磕磕绊绊，也让人窝火。就想改善的办法。曾试着高声念报纸，让舌头按英文的路数练长跑。有效果，但太费时间。后来经朋友提醒，每天上下班开车的时候跟着电台播音讲。有时候道远，一天能嘟嘟囔囔地念一个多小时。坚持了十年。英文勉强能上台面了。很感谢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跟着念的这许多年，既长了知识，又练了英文。有时走火入魔，大街上听路人讲话，都习惯性地跟着大声重复。就有一次儿子恰跟在身边，目瞪口呆，窘迫极了。事后成了儿女们的笑谈。
另外一件事也和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有关。不过是关于和他们讲还是不讲英文有关。在美国的华人父母肯定都被问过你在家里和孩子讲英文还是中文。大多回答是大人讲中文，孩子回英文。只要有心观察，这也是随处可见的现象。问的人或是国内的朋友或是美国人中的熟人。得到答案后常惊奇不已，我们自己反倒觉得别人少见多怪。但后来我注意到，例外的情形不少。不少朋友或不少场合中的路人，跟孩子只讲英文，而且能听出来是努力一个中文字都不用。说来，这由不得人非议。听说王安早年在家里就不准孩子们讲中文。为的是孩子长大后在美国打拼，接家族企业的香火。但我观察到好些讲英文的家长并没有这么长远的打算。孩子甚至还在上中文学校。当孩子在人前偶尔冒出一两句中文时也大加赞赏。但自己讲话时却严守成规，只讲英文（交谈中不经意地讲讲英文或随意用几个英文字当然不在此例）。事实上，无论从词汇量和流利的角度，比较英文和中文，英文对他们来讲实在不应该是与孩子沟通的首选。我不看好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徒设交流障碍，留给孩子和在场他人的印象也殊难完美，孩子的英文绝不会因此而长进。于孩子于自己于达到沟通之目的，说有百害无一利不能算过分。
于是我仔细替这些朋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溺爱所致。孩子上幼儿园后，英文渐渐成了主流。中文对他们多少有些隔阂。为人父母，不免就下意识地为孩子处处提供方便，道理和回家时热饭恭候，衣服永远洗净叠好，冬天出门先预热车等等一样。说话时自然就想让孩子少费些心机。于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克服困难讲英文。心里觉得对孩子做了好事。久而久之，习惯养成了，不说英文便无法沟通，孩子甚至听不懂中文了。其实，溺爱无益的道理放之四海都准，语言亦不例外。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也几乎只跟孩子，特别是老幺，讲英文。虽然踉踉跄跄地，但自我感觉很好，潜意识里真觉得是对孩子施爱。后来太太不断棒喝，这才下决心改弦易辙。孩子们不但没有意见，反而非常支持。当然，有时要多费些口舌。比如刚刚的一个例子。孩子不懂“重复”是什么意思，只好停下来解释。但时间花得值。
话又说回来，在美国呆久了，要想说话时一个英文字不带，不容易。特别是专业术语，大都是来美之后接触的。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必须下功夫。有位好友，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是那一行的权威。常受邀回国讲学（不属被方舟子钉住打假的那类）。有一次跟我说：“我实在看不惯在国内装洋腔唬人的事。我在中国讲课，一个英文字不用。”我相信他做到了。这是真功夫。我们这些家长，若都有这样的心态和决心，相信孩子们会体谅我们的一片苦心，就象从小鼓励他们自己洗衣服，做早餐，整理房间一样。
谈论国人讲英文不容易。讲浅了，落俗套。讲身边的事，得罪人。讲多了，一不小心，可能失手。前不久，我非常喜爱的一位论家写文回忆一位父辈。主人公是语言大家，横跨英文中文。文章写得潇洒，流畅，读了两三遍才释手。紧接着一篇谈国人讲英文。心里咯噔一下。果然就引起争论。所幸论者都是读书人，心平气和，点到为止，学了不少东西。但在人家的国家里谋生，讲英文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儿女教育，职场竞争，邻里相处，甚至买东西讨价还价，进餐馆点菜点酒。不免感想多多。不揣浅陋，写出来听听大家的看法。
先讲几个笑话。虽是老生常谈，但都是真实的故事。
父亲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河南乡下上中学，英文学得好。同学慕名来请教“unknown”是什么意思，父亲随口说”不知道“。把同学就得罪了。好几天不理他。
八十年代末在Syracuse念书时，楼上是化工系。中国学生里一位朋友姓米，另一位姓艾。指导教授不时地到实验室转。有一天不满意什么事，问是谁经手。米同学指着艾推脱说是“I”。艾同学不服气，指着米说是“me”。教授懵了。在摩托罗拉工作时有个同事姓何（He）。幸亏不在场，不然更乱。
两年后，转学到了西北。选修Zdeněk P. Bazant教授的结构力学课。他是捷克人。直到博士都是在捷克念的。学问好，没有美国学位照样当三院院士，拜讲座教授。开课时用捷克味的英文叽里咕噜讲考试的安排。因为不习惯他的口音，就斗胆请他重复一遍。他看着我，象看天外来客，当着全班的面说你要去补好英文再来上课。我不服气，心里说还不知道谁应该补补英文呢。期末在系里碰到他。他已走进办公室，眼睛余光看到我，又跑出来冲着我喊了一句：You did great on the final！说完掉头又走了。直爽人，英文的事早忘了。
在西北时的导师是Jan Achenbach，名气比Bazant还大。我们背后不叫他老师，叫老板。手下一堆学生，大部分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有位好友，Mike，是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之一。阿教授是荷兰人。有一天，Mike气鼓鼓地回到办公室，说老板今天有病，居然在讨论会上纠正我的英文发音，不想想他才是个半路出家的半吊子！
现在想想，身份显赫的大教授者如上两位，仍不能摆脱英文非母语的阴影，下意识中耿耿于怀，不小心露出心虚的马脚。
再说两件不那么好笑的事情或说观察。一大一小，但都有实用价值。
大事：美国大公司里两大拨外国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平日客客气气，工作上来来往往，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隔阂。但扎堆吃饭从来水油不融，下班后朋友同事往来也分得像小葱豆腐，一清二白。到一个单位时间长了，就能发现印度同事坐单间，坐大格子的远比中国人多。换句话，升得快。数数印度人当500强CEO的有一打，中国人没有。朋友们分析来分析去，优势无非文化，语言两条。西方殖民印度几百年，文化相通可以理解。但依我个人管见，语言是第一位的。开会需要表现时，讲话不能连珠，谁还有耐心听你的？功劳被别人掠美时，找不出犀利的英文词儿争辩，或者像茶壶里倒不出来的饺子，成绩就很难记到你的头上。联想我曾奉调回中国做过外资公司的经理。经年观察员工的升迁，得出来的结论是：英文好的不一定都受赏识，但受赏识的一定是英文好的！用数学语言就是：英文好是升迁的必要条件。这一条在美国也适用。
小事：九十年代初岳父母来美国看我们。他们都在大学教书，但是文艺圈的。英文没下过功夫。泰山大人八十多岁时还说儿时英文考试的情景偶尔入梦，能紧张地醒了。我有一天到芝加哥城里办事，顺便带上他们。初夏的季节，阳光明媚，柳暖花香。把他们安顿在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后面的山坡上，叮嘱他们别走开，我就去办事了。两小时后回来傻眼了：老人们没了。沿着街到处找，最后截住一位骑着大马的警察。我说您帮帮忙，两位中国老人走丢了，而且They CAN NOT speak English（他们不能讲英文）。警察威风凛凛但不慌不忙，掏出对讲机与邻近的同僚联系：Please look around. Two Asian seniors are missing. They do not speak English. Need your support. OVER。过了一会儿，老人找到了。原来遥看一里多远外的芝加哥市大喷泉的景致好，按捺不住，自己走过去，支起画板，作起画来。我忙不迭地谢过警察。福兮祸所伏。那天有两个收获：一是得了一张美轮美奂的建筑水彩；二是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说某某can not speak English，一律改口为谁谁DOES NOT speak English (不讲英文)！的确，“不能”透着没本事，“不讲”则是我的Choice！
还有两点，其实是写此文的原动。都和在美国的华人孩子讲英文有关。
在纽约的时候，有个朋友，学养了得，人极能干。唯出国这件事没有小几岁的我辈悟性好，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了。但因为能干，心想事成，不但如愿出来了也凭一身的真功在美国顶尖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唯一遗憾的是处处受到英文的狙击。明枪暗箭的，从老板到同事到房地产商到政府机关等等，防不胜防。来美国时孩子一起来了，十几岁的孩子不消一两年英文说得利利索索。不得已，朋友有时就把孩子推到前台，或当翻译，或直接把事情办了。一次两次，孩子不说什么。时间长了，孩子反感。大概觉得没有安全感，在同学面前也没有面子。逆反心理愈来愈重，好长一段时间父子几乎反目。老朋友和我讲了他的难处，不由得人不同情。我从此特别注意，所有对外的交道一概由父母出面，不要孩子代劳。有时也很难，有时甚至难堪。但坚持下来，英语得到锻炼，孩子感到父母的庇护，对父母不那么流利的英文非但没有不安，反而增加了敬重。故而建议第一辈华人咬牙守住这一关，自己堵枪眼，别让孩子上。
即便如此，人都好面子。英文老是磕磕绊绊，也让人窝火。就想改善的办法。曾试着高声念报纸，让舌头按英文的路数练长跑。有效果，但太费时间。后来经朋友提醒，每天上下班开车的时候跟着电台播音讲。有时候道远，一天能嘟嘟囔囔地念一个多小时。坚持了十年。英文勉强能上台面了。很感谢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跟着念的这许多年，既长了知识，又练了英文。有时走火入魔，大街上听路人讲话，都习惯性地跟着大声重复。就有一次儿子恰跟在身边，目瞪口呆，窘迫极了。事后成了儿女们的笑谈。
另外一件事也和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有关。不过是关于和他们讲还是不讲英文有关。在美国的华人父母肯定都被问过你在家里和孩子讲英文还是中文。大多回答是大人讲中文，孩子回英文。只要有心观察，这也是随处可见的现象。问的人或是国内的朋友或是美国人中的熟人。得到答案后常惊奇不已，我们自己反倒觉得别人少见多怪。但后来我注意到，例外的情形不少。不少朋友或不少场合中的路人，跟孩子只讲英文，而且能听出来是努力一个中文字都不用。说来，这由不得人非议。听说王安早年在家里就不准孩子们讲中文。为的是孩子长大后在美国打拼，接家族企业的香火。但我观察到好些讲英文的家长并没有这么长远的打算。孩子甚至还在上中文学校。当孩子在人前偶尔冒出一两句中文时也大加赞赏。但自己讲话时却严守成规，只讲英文（交谈中不经意地讲讲英文或随意用几个英文字当然不在此例）。事实上，无论从词汇量和流利的角度，比较英文和中文，英文对他们来讲实在不应该是与孩子沟通的首选。我不看好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徒设交流障碍，留给孩子和在场他人的印象也殊难完美，孩子的英文绝不会因此而长进。于孩子于自己于达到沟通之目的，说有百害无一利不能算过分。
于是我仔细替这些朋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溺爱所致。孩子上幼儿园后，英文渐渐成了主流。中文对他们多少有些隔阂。为人父母，不免就下意识地为孩子处处提供方便，道理和回家时热饭恭候，衣服永远洗净叠好，冬天出门先预热车等等一样。说话时自然就想让孩子少费些心机。于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克服困难讲英文。心里觉得对孩子做了好事。久而久之，习惯养成了，不说英文便无法沟通，孩子甚至听不懂中文了。其实，溺爱无益的道理放之四海都准，语言亦不例外。我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也几乎只跟孩子，特别是老幺，讲英文。虽然踉踉跄跄地，但自我感觉很好，潜意识里真觉得是对孩子施爱。后来太太不断棒喝，这才下决心改弦易辙。孩子们不但没有意见，反而非常支持。当然，有时要多费些口舌。比如刚刚的一个例子。孩子不懂“重复”是什么意思，只好停下来解释。但时间花得值。
话又说回来，在美国呆久了，要想说话时一个英文字不带，不容易。特别是专业术语，大都是来美之后接触的。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必须下功夫。有位好友，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是那一行的权威。常受邀回国讲学（不属被方舟子钉住打假的那类）。有一次跟我说：“我实在看不惯在国内装洋腔唬人的事。我在中国讲课，一个英文字不用。”我相信他做到了。这是真功夫。我们这些家长，若都有这样的心态和决心，相信孩子们会体谅我们的一片苦心，就象从小鼓励他们自己洗衣服，做早餐，整理房间一样。
Can't并不是单纯地表示主观上不能，也表示客观不能，不允许等情况。比如在工作单位涉及种族的话题，你就不能--you can't. 这里的 can't 不是你语言能力不能，而是环境限制的不能。
看电视比阅读有用。
It's hard to ignor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influences, but I think the key is to focus on what's happening, what's to be done, or what one wants to express instead of how to express it or how to do it better. When I talk with Westerners, I try to pay less attention to 本事 or "Choice": I am who I am at the moment and so are you;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本事 or "Choice."
非常喜欢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