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大老虎也抓了腐败官员减少了吗
新中国发展建设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更加不再迷信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小各级官员了，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学生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开始了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发动学生对各级政府中的也是共产党内的官员们，即复辟资本主义老路的当权派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对走资派的斗争后，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改变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的革命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说过：对于官员的腐败不作为脱离人民群众，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军队，文艺，教育所有社会管理，因此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文革》。
1987年至1997年间，吴冷西带病写出了对研究当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揭开了历史迷雾，戳破了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散播的无数谣言，为后世了解三年困难这个特殊的历史的原因，留下了宝贵真实史料。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学习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在“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显示出毛主席与斯大林认识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军队，文艺，教育所有社会管理，因此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否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只不过，他也必须准备粉身碎骨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共产党宣言》曰：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回想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毛主席给予一线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如果这个问题悬而不决，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号有什么用呢，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堪忧，还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成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了彻底讨论清楚党内官僚阶级问题，还必须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预见性，以印证这绝非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而是在国际共运史中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广大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管理，而掌握了权力的革命者，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便不断地试图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成为了嗜权者，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前，党内走资派揽权嗜权而削弱工人阶级权力的实际情况。基于以上认识，托洛茨基断定，苏联的社会性质有两种可能: 1，无产阶级推翻官僚的统治，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2，苏维埃的官僚统治阶层被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就是官僚阶级在共产党内滋生蔓延导致了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旧社会卷土重来，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时期，官僚阶级悄悄滋生往往被人们忽视，而在低潮时期有充分的时间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产主义实现理论，避免重蹈覆辙，以迎接下一次共产主义革命高潮的随时到来，彻底粉碎埋葬一切专制剥削压迫旧制度，解放全人类。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的人们”也不完全一样。他们大致由三种人组成：
第一种人，是顽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尽管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列主 义，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党的共产主义纲领。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们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
毛主席在谈到这种人 的时候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 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 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人无疑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种人，是那种官越做越大，离人民群众却越来越远的人。
他们或者满足现状，迷恋特权，养尊处优，丧失斗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目无群众，作威作福；或者贪图安 逸，追求享乐，生活腐败，蜕化变质；或者无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现存秩序。总之，他们是一些“船靠码头车到站”、主张“过去已经奋斗，现 在应该享受”的人，属于“进京赶考”不及格的人，属于李自成手下那些部将一类的人。他们可能并不像第一种人那样有明确的资本主义纲领路线，但是他们追随革 命的目的就是贪图荣华富贵，这些人已经滑到资产阶级泥坑中去了。
第三种人与前两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人。
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 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兢兢业业，埋头实干，为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有很大功劳，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好的声誉。但是，他们没有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革到自己头上的思想准备。他们一贯是革命的动力，当运动一来，他们不再是动力的时候，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这种过火行为给予他们个 人的冲击，就使他们的情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为他们所难以忍受。
因此，他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感受去理性地、客观地、正确地认知运动。他们感到失落和迷惘，对群 众运动和运动中的群众都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这些同志看不到，当这场以打倒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伟大革命运动，唤起了亿万人民 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造反有理"的路上迅跑之时，任何的“条条框框”、“规则”、“秩序”都是无能为力的；“规定”群众这 也不许干，那也不许干，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些同志想不通这个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们十年没有想通，当他们看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解体、 农民重新沦为单干，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下岗、官员腐败，资本剥削压迫重现，旧社会的腐朽阴暗迅速死灰复燃，一步一步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时，终于想通了，然而，后悔晚矣。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对派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反对这场革命的立场。相反，正由于这三种人对文化大革命始终采取反对、算账和“不理解”的态度，群众 看干部，干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国上下，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特权阶层为骨干，影响、裹挟了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气的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股反对文 化大革命的强大逆流，致使运动反反复复，明争暗斗，冤仇不解，一拖十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从始至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从运动一开始，便力图利用 他们对运动的领导权，抛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镇压革命群众，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发表了 震惊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
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不断变换手法，负隅顽抗。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 面现象，攻击事物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 ‘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 争。”
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认识上的根源，党内外上上下下始终存在着一股很强的保守势力。无疑，这股势力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的作用。
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在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与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运动每前进一步，都要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激烈反抗 和混入革命营垒内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们的种种阴谋。
其中破坏力最强、给予文化大革命造成损失最大的，除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外，就是林彪反 革命集团和陈伯达这个政治骗子。他们以“左”的伪装出现，拉帮结派，以售其奸。他们策划抢班夺权，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公开场合，以坚定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自居，而在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却在密谋“解放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人”，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 分子。
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不仅给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来许多混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他们被揭露之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几乎是致命的挫折。当 “批陈批林”斗争发展成为一场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党内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也伪装成为反对林彪的好汉；还有的人，由于林彪叛党事 件的发生，灰心丧气，认为毛主席看错了人，对毛主席的伟大产生了怀疑，由革命派变成逍遥派。
实际上，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伟大，识破了林彪集团的阴谋，跟随毛 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遭到屠杀的时间就会提前。中国政坛的这种突变，不仅带来了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而且预示出一旦时机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 兆。
如何理解文革中“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里主要是指中央里的那些走资派大官们。
毛泽东作为一位对唯物辩证法运用自如到出神入化地步的伟大哲学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
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头脑越是冷静。
1972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手指着欢呼“毛主席万岁”的人群向他称道时，毛主席告诉斯诺：其实拥护他的人没有那么多，很多人都是跟着喊的。
1976年毛泽东在病危中，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对于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可见他心如明镜，洞若观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地辉煌，可是他却说自己毕生只做了两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见他对这场革命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远。不过，他讲的“反对的人不少”倒确实是实情。他辞世不到一个月，埋葬这场革命的准备工作便完成了。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不是指人民群众。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 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可见，“拥护的人”和“反对的人”都是“大官”中的人。毛泽 东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拥护的人为什么少、反对的人为什么多这个问题的实质。
显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对的 人们”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尽管各级领导干部几乎都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宣布“打倒”。但是这种“打倒”，不过是群众组织的一种“运 动行为”，既不是党组织的正式审查结论，更不是正式的组织处理。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提出：干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后 来，连走资派邓小平都出来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国没有几个人。
直到毛泽东逝世，终于迎来了走资派邓小平的“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 的日子。如今，当人们明白了“彻底否定”之后的“特色”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只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许多真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跟随着走资派，举杯祝酒“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欢欣鼓舞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而也就打通了通往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这不独是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工人农民们个人的或是这一代人民的不幸，也是一切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牺牲的无数先烈和一切为了巩固无产 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悲哀！这更是中华民族中的大多数工人农民子孙后代的特大不幸！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 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 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群众带来的损害 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 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张通过“运动群众”另组“阶级队伍”进行阶级斗争，整治农村干部实施“夺权斗 争”。通过体罚逼供等残酷手法大批地打击斗争对象，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敲诈。连敲带诈、脱了衣服到外 面冻、脖子上挂物品等都是四清时期开始采用的。是王光美在四清中首先发明。
有些很多人被这四十多年的反面教材，而导致了对文革的误解，错误地认为 革命功臣被迫害，真的是这样吗？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就不动脑子去思想考问题的根源。
在那个时代，毛主席是代表革命真理，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毛泽东如果想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威信如此，无须他法。
而刘少奇从1964年就 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发动文革。
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 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何来权力斗争？
虽然文革到处充斥着“夺权”的声音，但那是打倒走资派的意思，是争夺“无产 阶级”的权力！
除了林彪事件以外，在那个时代，谁想取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
即使是现在，谁想取代习近平党的主要领导人吗？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 除了走资派邓小平垂帘听政以外。走资派邓小平不但亲自灭了两任党的领袖，还指定了三任党的领袖。习还是邓隔代指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任何人与毛泽东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人物。
毛主席是对得起刘邓的。毛主席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 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泽东做了工作。
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 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
因为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毛泽东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
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主席制止，批了高 岗。
为了扶持刘，毛主席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 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
这里引用一段毛主席在1966年的讲话：“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 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 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
毛泽东：“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 信，没有想到反面。”可见毛泽东用心良苦。
但是四清运动中，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是十分明显的，毛主席认定如果继续让刘接班，必将改变共产党的路线，变成修正 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
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所说的，毛泽东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
其实，文革初期，刘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认为全国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基本都“烂”掉了，掌握在坏人手里。
文革五十多天里，刘、邓派工作组不到1个月就把北京上万人打成反革命，仅在清华大学，几天内就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
一旦文革发动了，刘少奇马上又变成极“左”，提出什么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样的口号（见“九大”政治报告，现在一般人都以为这个口号是“四人帮”提出来的）。
因此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谴责了这种 “白色恐怖”。就是指刘、邓的极“左”，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矛头指向早己定性并己淡化了的“地富反右“份子。而反对斗批共产党内的走资派。
文革时群众对刘、邓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即使这样，毛主席也为刘邓说话：“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 中央也没有管好”。“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合稀泥，我就是合稀泥的人”（以上引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实毛主席对于刘邓实在太仁慈了。因此，并不存在权 力之争，至少不是对最高权利的争夺引起的。
文革中打倒这个那个，没有上级批准，谁也倒不了。
而 走资派的“粉碎四人帮”事件才是真正地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也是对无产阶级阵营最大的挑战，使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地复辟回到了资本主义阵营中来，全国人民即将要迎来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日子的时候，因而被葬送在中国共产党叛徒走资派们的手中。
《反对修正主义》
毛泽东：“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根本区别。”
毛泽东：“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摘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7期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毛泽东：“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可能是法西斯专政。”毛主席论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怎么办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572页））
1965年8月，主席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966年3月4日，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捣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毛泽东：“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毛泽东：“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964年5、6月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袁永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毛泽东：“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1965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1965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2002年1月18日《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毛泽东：“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15页）
毛泽东：“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拜会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毛泽东：“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论》）
毛泽东：“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页）
毛泽东：“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毛泽东：“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1936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上的讲话》，引自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泽东：“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四0六页）
毛泽东：“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毛泽东：“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1966年5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一些反《共》的，开口闭口必称《中共》《中共》的怎么怎么的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中共》存在己百年以上。不说一个党团集体，就说一个人活到百岁，这一百年人生中经历了不少事，有做对的，有做错了，在百年之后，能笼通地用几句话指责给于说三道四吗？各个年龄段所经历的事所做的事都不一样，能用一个好人或坏人概而论之吗？
更何况是一个党。国民党有孙中山时期，蒋介石国民党。
中华民国灭亡后，逃窜到台湾岛上后，还有蒋介石的国民党。蒋经国的国民党。李登辉的国民党。陈水扁民进党上台后，那个国民党不执政了。后有马英九的国民党执政台湾。之后又下台了。
每一段的国民党。都是不同的人当头，做的事不同，政策不同，出现的错误也不同。能概而论之吗？
《中共》也一样。一百多年了。
就算不懂得或者装作不懂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走资派背判了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但也应该知道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所作所为，和走资派邓小平的黑白猫摸石头一样吗？
就算走资派邓小平死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个时代也有许些不同吧。今天读到一篇文章，看如何指责《中共》的。这种乱指责是在误导年青人。
今天，走资派是在用《中共》这名。但这是伪《中共》。因为走资派信仰的是《私有制》，《钱》，是为少数资本家们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显然，伪《中共》想要从内部清除腐败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只有《文革》才能彻底清除腐败。
读《从“裸官”到“假离婚”到“假结婚” 中共贪官欺上瞒下的新花招》的新闻中，最后的结尾是：
《“所以，中共自己内部想要清除腐败，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腐败只能是越来越严重。”》
新闻中还有：
《中共腐败官员变着花样欺上瞒下，在“裸官”的身份......》
《中共领导干部中这种先“假离婚”，再“假结婚”的“裸官”，并非凤毛麟角，.....》
《中共体制内制度性腐败的一大特色。》
《中共这个党国的......》
《中共官员中的多数人都是为了地位、利益、荣华富贵去当官的，而不是为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去当官。》
《整个中共体制没有一套完整监督机制，.......》
《中共治下的官员腐败程度越来越让人惊讶到掉下巴的程度。》
《中共不仅不会推动财产公示的措施....》
《中共官员腐败的问题是一个中共体制内部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中共是一个独裁专制。》
《中共》，应该是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标准简称为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为共产党或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世界第二大政党。
现任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陈独秀和李大钊等领导组织，于1920年8月草创，自称社会党，1921年7月23日正式成立共产党，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接受指导和援助，并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同发起国民革命运动。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两党进行了长达10年的军事斗争。
19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改由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掌权，随后于1931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和执政的苏维埃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组建并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击败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国军，进而取得中国大陆地区及其绝大多数沿海岛屿的统治权，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唯一执政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华国锋。
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胡跃邦、赵紫阳、江泽民。这期间有走资派邓小平《垂廉听政》。走资派邓小平死后，中国共产党领袖是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
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排除意识形态问题和许多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建立关系。
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加强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交流，并且继续维持和世界各地非执政党的共产党联系。
《辞海》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还是中国共产党吗？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吗？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主要基于民主集中制，主张应共同维护已获得共识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最高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核心权力机构，通常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因此，多数职权和日常工作都由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务委员会掌握。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总书记近年来开始会同时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中国国家主席（虚位元首）和负责军事事务的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至今担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截至202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共有9804.1万名党员、基层党组织则有506.5万个。
中国共产党始终宣称其理想与目标是共产主义，并将自身视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的政党。其中《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意识形态，并将中国共产党表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在毛泽东时期，中共以苏联为师，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此后中共提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经济政策。以阶级斗争为纲世行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结束后，伪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调整了《党》的路线，要求实事求是，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走资派邓小平等人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定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后走资派邓小平主导了改革开放，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发展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今。
293名特赦战犯住进前门饭店，10人要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烫手山芋，世界瞩目。毛泽东在文革中特赦了文革之前的所有反革命，并要求公安部具体落实后感到很满意。
1975 年３月17 日下午，公安部长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 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 名，党政人员21 名，特工50 名；伪满战犯２名，伪蒙战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 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政治犯。
《政治犯》就是蒋介石国民党从1927 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蒋介石国民党要表达诚意，要释放政治犯。
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
蒋介石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台湾国民党的一个绣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个政策早在1956 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 次会议上就宣布过。那时海峡两岸硝烟未散，但回去了，蒋介石也不会放过。所以没有人提出回台湾的要求。
现在则不同，第一，中美关系改善，尼克森访华，中日恢复邦交，1971 年联合国通过了驱蒋案。世界各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已达99 个。台湾的外交连连受挫，空间越来越小。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政策有利于改善海峡两岸的关系。
第二，美国这个世界人民头号敌人的关系都可以改善，和台湾关系改善更不在话下。战犯们思念亲人，也想回台湾。
第三，台湾岛内的情况也今非昔比，发生很大的变化。
1975 年4月5 日蒋介石病逝，享年89 岁。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光复大陆的口号黯然失色。这正是打开两岸关系的机会。
孙子兵法曰：《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
毛泽东是个战略家、军事家，永远掌握主动。虽然毛泽东身患重病，还可以出此奇招，令对方猝不及防，真伟人也。
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 19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国内外反应强烈。
19 日早上，抚顺的战犯集中到大食堂听广播，当听到“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消息，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活着出去。
当天，最高法院在抚顺、济南、西安、北京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大会，宣布特赦名单，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
抚顺的特赦大会在俱乐部举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消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被特赦的人员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
22 日，293 位特赦战犯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 《四长会议》的300 人左右在这里刚结束，就住上特赦的战犯。可见共产党对释放后的战犯是一视同仁，说到做到。
23 日下午，北京饭店大厅灯火通明，从人大会堂建设好后，很少在此举行这样高规格的宴会。会场喜气洋洋。 293 名被特赦释放人员全部来了，他们身上穿着新的蓝色的军便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和几十年未谋面的老熟人打招呼。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参加接见和宴会的除中央、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外，还有前6 批特赦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杜聿明等，李仙洲特地从山东赶来。还有这次特赦的黄维等人的家属。
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吴德和政协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步入会议厅，特赦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万分激动。
叶剑英元帅在会上讲话，重申了党和政府的政策。 他说：“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我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会议气氛庄严、热烈，高潮迭起，场面动人，催人泪下。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宴会的情况简报及时送给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很满意，决定再给每位被释放人员增加200 元钱，100 斤粮票。
现在最低生活费是300 多元时，人们想不出当时200 元的购买力有多少。
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 到43 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 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2,000 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 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 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酒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4 月2 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 前门酒店只留下10 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村、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还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的焦点。
7 月14 日，毛泽东在和江青谈文艺政策调整时，特意谈到此事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在释放安置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工作，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
在释放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工，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毛主席很高兴，让公安部释放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工，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工人数比较少，很快就查清美蒋武装特工有95 名，武装特工船船员49 名，主要是从浙江、福建东南沿海上岸的。
公安部写了《关于处理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工的请示报告》 报告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这些武装特务关在浙江的劳改农场和广东的监狱。
8 月16 日中共中央、毛主席批准了这份报告。怎么把这些人送回去？从香港走，台湾肯定不敢让他们回去。而这些人基本上都要求回台湾，船员都是台湾人。决定用船将他们送出海。
9 月22 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95 名美蒋武装特工和49 名武装特工船员，全部宽大释放。至此，自1962 年至1965 年间捕获的美蒋武装特工及武装特工船船员，全部处理完毕。
10 月8 日，分两批释放，60 名被释放美蒋特工和武装特工船船员，在福建厦门将他们送上木船，由我们的机帆船拖出海，拖过中流，机帆船松开线缆，顺风冲到金门。金门的海滩上立了许多洋灰柱子，国民党用小船将他们接上岸。我们给他们每个人带了很多的东西，吃的、喝的，点心、手表，他们一上岸都让国民党士兵给没收了，把他们都关起来。大家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同日，5 名宽大人员离开广东深圳，路经香港回台湾。
1978年，杜聿明在武汉会见袍泽故旧。左至右：宋希濂、侯镜如、萧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韩浚、黄维。
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涉及的人有25人多，情况复杂。
1950 年镇压反革命，我们逮捕了几十万人，罪大恶极的枪毙了，大多数判了刑。
1955 年内部肃反，肃清一批历史反革命4 万多人。
20 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刑满后都已释放。
社会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有相当一部分人刑满释放后，家属不认，无处可去，就留在劳改农场就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
公共安全部部署各省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查清全国有14,000 多名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 8 月27 日公共安全部将这部分人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中共中央。
9 月9 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转业的，转别地就业。当日批交公安部照办。
公安部会议贯彻落实，对准备释放和转业安置的对象，进一步核实材料，依法提出建议，法律手续，按照先省、将级，后县、团级的步骤，分期分批释放、安置。并依照释放战犯的经验提出释放、安置的办法：
（1）对宽大释放人员，提请当地高级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并发给释放裁定书，同时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
（2）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被褥、内衣各一套和100 元人民币零花钱。回家安置的发足路费。
（3）转业安置的，原则上是有家回家，就地安置；无家可归、自愿留场（厂）的，由原劳改单位安置；愿意去台湾的，允许去台湾，并提供方便。
(4) 对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享有公民待遇。已在劳改单位安了家的一般不再迁动，回家安置的发给路费。
1975年12 月15 日到18 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
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这个工作一直到1976 年初基本完成。
1976 年4 月华国锋担任第一副主席、总理后，布置公安部与最高法院、中央统战部于5 月26 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宽大释放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解放后陆续派遣进来被逮捕判刑投入劳改的国民党特工（县团以上）等，继续清理、安置。以保证这一工作的彻底完成。
这次提出的办法，比以前有个突破，就是明确提出：“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
这样就打开一个缺口，连被判刑的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摘“帽子”，一旦时机成熟时，给右派、地富摘帽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有十名特赦战犯留下来，决定前往台湾，他们分别是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张铁石、赵一雪、陈世章和张海商。
蔡省三曾是蒋经国的心腹，他是蒋经国一手提拔上来的，曾经帮蒋经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才干。
当年撤往台湾的时候，蒋经国曾亲自邀请蔡省三一同前往，但是他主动“请缨”到江西老家和共产党打游击。
然而当时大势所趋，蔡省三还没打上几个月的“游击”，就被解放军抓获了，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去向，只好跟随蒋介石一起前往了台湾。
所以蔡省三此去台湾不仅是为了找到蒋经国，更是为了能够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其他人也都是和蔡省三抱有一样的想法。
在向中共中央报过名之后，他们的申请立刻得到了审批。
文革中的1975年4月13日，蔡省三一行10人在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顺利坐上了南下的飞机，并且当天就从深圳转到了香港。
由于当时台湾还在实行戒严令，他们只能从香港想办法辗转去台湾。
在香港停留期间，他们的言行举止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不少媒体争相前去采访，并将他们的事迹刊登在报纸上。
他们一边为自己重获自由感到高兴，一边联系上远在台湾的妻子儿女，告诉她们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团聚了。
可是他们没想到的是，香港的一些媒体是受到国民党的掌控的，他们在报纸上大力宣扬，宣传这10名特赦人员都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做统战工作专门放出去的。
并且当时恰逢蒋介石逝世，大陆派出一名特赦人员前去悼念，这名特赦人员更是被台湾方面诬陷为“间谍”。
再加上尼克松访华等事件的影响，台湾方面的局势一直都是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在这样捕风捉影的报道中，台湾蒋介石政府表达出了不希望这10名特赦人员返回台湾的想法。对十名特赦战犯台湾拒收。
蔡省三等十人只能停留在香港，一等再等，结果他们等来的只有蒋经国的一纸批示：拒绝任何统战人员以及共产党员进入台湾。
同时台湾方面的联络员还拿出一份声明，要求十名特赦战犯这些人在这份声明上签字。
蔡省三等人一看，上面写的都是对共产党特赦政策的侮辱和诋毁。
为此感到愤愤不已的十名特赦战犯众人撕毁声明，义正言辞地拒绝了蒋经国无理的要求。同时这件事也再次在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十名特赦战犯众人纷纷对国民党这种无耻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而原军统上校张铁石因为无法见到自己远在台湾的亲人，对自己一直效忠且信奉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及台湾现任蒋经国国民党政府也是感到失望至极，一怒之下在香港上吊自杀。
剩下的9个人也一度陷入不可自拔的悲伤中。
中共中央在知道了他们的事情之后，急忙联系上他们，表示只要他们愿意回到大陆，大陆欢迎他们回来工作，愿意留在香港的，中共中央也一定会安排他们的生活。
这为正迷茫不已的十名特赦战犯中的9个人带去了希望，最终，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他们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上海，蔡省三选择了留在香港，中央也对他的去向做出了妥善的安排。
对于过去的敌人不计前嫌，足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原则，时间也证明，新中国在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变得更加强大。
1975年10名特赦战犯投奔台湾，蒋经国提出一个条件，遭众人拒绝。
1975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将所有的蒋介石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恢复他们公民的权利，并答应他们：想留在大陆的欢迎，想去台湾的可以发给路费。
在毛主席的应允下，10名原国民党战犯站了出来，提出了前往台湾的请求。
然而正当他们拿到路费辗转香港，历经周折准备前往台湾的时候，蒋经国既然提出了一个条件，让这些曾经的心腹大失所望，果断摇头拒绝，甚至有人为此上吊自杀。
蒋经国提出了什么要求？他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接班掌握台湾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战败，昔日将领沦为战犯。
1949年，在解放军猛烈地攻势下，蒋介石国民党士气一落千丈，被打得节节败退。
此时蒋介石意识到败局已定，便匆忙收拾行李，乘坐专机飞往了台湾，留下了“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士兵在大陆孤军奋战。
最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下，蒋介石国民党战败，不少的蒋介石国军将领也因此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下败将。
而根据1948年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这些人就成为了思想顽固的战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对于这些战犯的处理还是颇有争议的，不少人认为这些战犯双手沾满鲜血，应该给予严厉的处置。
当时不少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犯都认为，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必定是难逃一死。
可是最终毛主席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决定对这些战犯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同时也对台湾释放一个信号：中国共产党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促进两岸统一。
但是一个人的思想教育是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的思想谈何容易。
当时不少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犯认为，中国共产党此举不过是“惺惺作态”，根本不是诚心诚意地给他们机会，所以不少人在管理所中寻衅滋事，死活不愿意接受改造。
黄维就是其中最顽固的一个战犯。
黄维是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虏的，成为战犯之后，黄维就被关在了功德林中进行改造。
但是黄维却始终不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他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接受任何的思想改造。
他坚持认为自己在战场实力不过是一时失误，嘴边时常念叨的就是：“你们可以放我出去，咱们各退后二十里再打一场，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对于其他认真改造的战犯，黄维也经常出言讥讽，拒不配合改造。
和黄维同小组一直表现良好的董益三因为看不惯黄维的做法，担心其拖自己后腿，两人大打出手，直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到来才将两人拉开，并对两人分别进行了思想教育。
董益三、黄维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黄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黄维一共身患五种结核，病重的时候经常是双腿肿胀，昏迷不醒。
就在黄维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的时候，周总理竟然亲自下令，将其送入医院中，调派专门的医护人员进行精心照顾，并时不时的询问他的病情，调整治疗方案。
为了治疗黄维的病情，就连使用的药物都是昂贵的进口链霉素，此时他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仅仅是一句空话。
黄维病愈出院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不禁泪流满面，痛下决心，一定要洗心革面，不辜负中国共产党给予的这次机会。
和黄维同样经历的还有杜聿明。
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之后，始终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个彻底的顽固派。
被押运过程中，杜聿明只要一找到机会，就会拿起砖头狠狠地砸自己的脑袋，想要自杀。
所幸每次都抢救及时，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后来，陈毅曾亲自为他做过思想工作，但是杜聿明始终低着头不发一言，拒绝谈论任何关于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
改造过程中，杜聿明拒不配合，经常大发雷霆，甚至偷偷攒下了几十片安眠药准备自杀。
直到有一次杜聿明高烧不退，医护人员和管理所的姚处长彻夜为其忙前忙后，杜聿明才慢慢转变了自己的态度。
后来杜聿明无意间看到了前来视察功德林改造工作的陈赓大将，不无感慨地表示：“我们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我和他走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如今他是千古名将，而我却成了千秋罪人。”
他的语气中满是感慨和羡慕，没有丝毫的嫉妒，这也显示了功德林改造工作的成效。
改造思想，毛主席决定特赦。
总体而言，政府所做的工作统共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和重要的战犯直接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为他们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就是组织一批民主人士如张治中、程潜等原国民党将领，到战犯管理所通过闲聊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经过管理所的一系列思想教育，战犯们最担心的“会不会被杀”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在管理所中，战犯们没有了之前的上下级关系，他们都以同学相称，即便他们出现不服从管教的情况，管理人员也不会动辄对他们打骂。
所有人员都是态度和蔼，尊重战犯们的人权、对他们一视同仁，耐心开导。
吃住方面安排得十分妥当，不仅给他们安排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每顿饭都准备的有米面、肉菜，逢年过节还特意为他们加菜。
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也从来没有降低过对他们伙食的标准。有些战犯不忍心看百姓们食不果腹，坚持要减少伙食。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却说：“你们年纪大了，不能一直吃粗粮，一定要让你们吃饱喝好，只要你们能好好改造，政府绝对不会在乎这点粮食。”
这让众人都十分感动。
除此之外，管理所还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年龄大小专门为他们编组，让他们进行相应的劳动改造。
一些体弱患病的，就让他们做些除草、种菜等辅助性的劳动，一些年轻力壮的，主要负责重活，至于年老体衰的，可以免除劳动。
平均每个月，管理所都会对他们进行一次体检，一旦发现身体有病，都会立刻送他们到医院就医。
在共产党的悉心照料下，越来越多的战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洗心革面，慢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
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科技文化迅速发展的局面时，难掩心中的喜悦，不禁高声欢呼：“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
1959年，在经过了将近10年的改造之后，不少原本顽固不化的战犯彻底改头换面，不再将劳动视为“惩罚、报复”，不再眼高于顶，而是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忠实的追随者。
因此，毛主席决定，在新中国成立即将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已经洗心革面的罪犯，通过这个措施，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的影响，让其他战犯知道，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他们也是可以有自己的人生的。
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通过特赦议案，刘少奇亲自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以及普通的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这次一共特赦了33名战犯，原徐州“剿总”杜聿明的名字赫然列在首位。
这让不少战犯看到了希望，在管理所中表现得更加积极。
10名特赦战犯欲前往台湾，蒋经国提出条件。
由于战犯人数众多，思想改造比较缓慢，因此特赦一直进行到1975年才结束。
1975年3月18日，随着毛主席一声令下，剩下的293名战犯全部得到了特赦，在押的战犯也全部处理完毕。
释放时，毛主席特意为他们每个人发了新衣服和100块钱，让他们重新开始生活。
对于这些战犯的去向，毛主席也做出了安排：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安排合适的工作，和共产党的干部们享受同样的公费医疗，没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养起来；愿意去台湾的，政府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之后还愿意回来的，大陆同样欢迎。
3月23日，中央领导人特意在北京饭店中接见这293名战犯，叶剑英元帅在宴会上重申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政策，赢得了众人热烈的掌声，他们激动地一边念稿子，一边喊口号，会议现场的氛围被推向高潮。
黄维接过特赦书。
毛主席得知这一盛况之后，当即决定，给每个释放人员增加200元，同时补发100斤的粮票。
在那个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年代，200块钱足够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因此不少人决定落户北京或是回到老家，为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出力。
毛泽东面对降职农村和恶性疟疾。毛泽东对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战争的赞美之情。以诗词来表达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表达诗人毛泽东宽广的胸襟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采桑子·重阳》
作者：毛泽东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此词作于1929年的重阳节（10月11日）。此时距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有两年了。而此一阶段毛泽东过得并不舒心：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落选，丢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前委书记的职务由陈毅同志代替，他的游击战术被冠以“流寇主义”，被指会像黄巢和李自成一样难成大器，而他在会上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加强，又被冠以有“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遭到部下的反对。毛泽东被降职下放到农村于都地区。毛泽东没有怨谁，利用在农村机会作了很多农村调查报告。
毛泽东在农村时因蚊子很多又身染恶性疟疾，又没有医生缺乏科学的医治，并且在上杭县苏家坡养病期间差一点儿被捕。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担架抬到上杭县城继续养病，却没有恢复前委书记的职务。
当时，毛泽东在上杭县城的临江楼上养病，重阳佳节来到，院子里的黄花如散金般盛开。重阳，一个秋高气爽、登高壮观天地间的日子，一个把酒临风、月下赏菊、遍插茱萸怀念先人的节日，毛泽东的梦想和现实再一次发生了位移，因而作了此词。《采桑子·重阳》。
《采桑子·重阳》译文：人的一生容易衰老而苍天却不老，重阳节年年都会来到。今天又逢重阳，战场上的菊花是那样的芬芳。一年又一年秋风刚劲地吹送，这景色不如春天的光景那样明媚。却比春天的光景更为壮美，如宇宙般广阔的江面和天空泛着白霜。
《采桑子·重阳》是现代革命家毛泽东于1929年创作的一首词。此词通过重阳述怀，表达了诗人对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战争的赞美之情。表达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表达了诗人宽广的胸襟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前后阕都是由议论转入写景，寓情于景，景中抒情。哲理寓于直叙，议论，写景之中。深情寓于宏观秋光之中。整首词写得鲜明爽朗、气度恢弘，有着鼓舞人心的巨大力量。
1936年，斯诺在写作《西行漫记》第五篇“长征”部分时，引用了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下的《七律·长征》。1938年《西行漫记》出版发行，《长征》成为与世界上众多读者最早见面的毛泽东诗词。
《七律·长征》
作者：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然而，人们并不完全知道这首诗背后的故事。长征前夕，毛泽东不仅被剥夺了军权，还患了一次很重的病。这次患病，使毛泽东差一点未能参加长征。
1934年，毛泽东从会昌病休回到瑞金后，仍无权过问军事，有关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之事，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道。就在此时，中央却要毛泽东离开瑞金去于都。
毛泽东为什么在重要时刻，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红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呢？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及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一段回忆时说出了真相。伍修权说，当时有些人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毛泽东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的一座县城，离党中央委员会的驻地（梅坑）有180里路。毛泽东去于都的任务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的疟疾开始复发，因此走得很艰难。他在1934年9月中旬抵达于都，召集区、乡、村干部和工人及贫雇农开了两个座谈会后，即病倒了。
毛泽东的卫生员钟福昌当时才17岁，见毛泽东高烧已发到40多度，吓坏了，马上将毛泽东病重的消息报告了赣南省军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马上打电话给身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张闻天又迅速给中央红色医院的傅连璋挂了电话。傅连璋借来一头骡子，拼命地朝于都赶，180里路，整整跑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时赶到了于都。
这时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额上敷一条冷手巾，脸烧得通红，人瘦得颧骨也突了出来。傅连璋赶快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一量，体温高达摄氏41度，腹部有点胀，头痛得厉害。
凭着十几年的医疗经验，傅连璋断定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当时于都一带蚊子非常多，夜里人走路，蚊子会钻进鼻孔里，当地老百姓中也有人患这个病。于是，他给毛泽东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同时服奎宁丸。
重病中的毛泽东仍不失幽默，他对傅连璋说：“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一连几天，傅连璋就守候在毛泽东的床侧，不断地为他降温、打针、服药。到第三天，毛泽东的体温已经恢复到37摄氏度。“好啊！”毛泽东笑着用湖南腔对傅连璋说：“你真是神医啊，果真三天把我治好了。”
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已经做出了红军主力西征的决定。当时，谁留，谁不留，凡高级干部，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决定。中级干部，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批准。
一开始，博古和李德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因此，他们就把毛泽东从瑞金支到了于都。但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随军北上，幸好毛泽东在部队西征之前已病愈，否则，博古和李德更有理由让毛泽东留下。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紧随中央纵队，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以前，博古等曾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的提议而未分散。”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来在“遵义会议”前夕起了关键性作用。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1960年的一天，毛泽东的女机要员小李送文件到菊香书屋。这时，正站在窗前沉思的毛泽东忽然问她：“小李，你参加民兵了吗？”、“参加啦。”小李回答。“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毛泽东又问。“这……”小李想了想答：“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六十年代初，我党与国际上一些政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如，在怎样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民兵组织的建设上，我党与苏共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现代化武器面前，“常规部队无足轻重，民兵只不过是一堆肉”。与此相反，毛泽东则以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今天，在现代化武器面前，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
女机要员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民兵，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训练余暇时拍的照片给毛泽东看。照片上，小李剪着短发，白衬衣束进蓝色长裤里，右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好英武的模样哟！”毛泽东称赞道。
一会儿，毛泽东把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弹了一弹，对小李说：“给我拿支笔来。”他接过铅笔，顺手拿过一本看过的地质常识书，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便在书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几行诗句：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作者：毛泽东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放下笔，笑着对小李说：“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小李又惊又喜：“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哪配得上……”“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起来。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就在这首诗的手迹广为流传时，有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却对这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它是江青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写就的赝品。
发现这一秘密的是湖北省天门市中学的语文教师李树庭。1964年，李树庭还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他非常热爱书法，临摹过王羲之的行、草和楷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楷书和孙过庭的草书等，并钻研书法理论知识，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湖北分会。
李树庭很早就迷上了毛泽东那运笔如风、刚健雄拔的字体，为寻求毛泽东手迹真品，李树庭变卖了家具，攒足路费，先后六次上北京，六次下韶山，广泛收集了国内正式出版或报上零星发表的毛泽东手迹300余件9个版本。
20多年的苦心孤诣、严谨治学，使李树庭对毛泽东手迹的研究成果甚丰，随便一幅毛泽东手迹，他都能说出写于何时何地，所用的是什么笔。更令人刮目的是，他还具备了对毛泽东手迹辨别真伪的能力。李树庭对“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毛泽东手迹》版本中的行书《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三幅墨迹，经过临摹对照分析后，发现是出自江青之手的赝品。他提出了如下几点质疑：
其一，这三幅墨迹同为1962年2月至12月的作品，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他的行书走笔活力无穷，气度雄强峻快，笔势飘逸宏肆。而这三幅手迹的字与字、字与行之间无气势之联系，且点划呆滞，笔势迟涩，结构松散。
其二，从这三幅墨迹的章法、卷面来看，与毛泽东其他诗词墨迹有悖，三幅墨迹相当整洁，没有画圈删改之处，也不是背诵如流，一气呵成，挥写到底，而是显得拘泥，毫无毛泽东务近险绝的风态。
其三，从这三幅墨迹的题款形式来看，与毛泽东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的题款形式有异。毛泽东较为擅长长短句的写作，而对诗他则认为：“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满意的。”因此，他发表的律诗手稿，没有一首是标明“七律”或“七绝”的。
其四，从这三幅墨迹收藏的地点来看，毛泽东的诗词是交由专人保管或妥善珍藏的，不在战乱时期，河南郑州图书馆作为地方图书馆，能收藏到毛泽东这一批手稿是不可理解的。
李树庭进一步考证，这三幅墨迹疑是江青所作。他认为，江青的手书接受了毛泽东的书体，这从江青1950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中共中央1977年发表的有关文件中披露的大量江青手迹中的偏旁、字体中可以看出，与那三幅墨迹接近，而江青又是有条件抄录毛泽东诗词的。
这一颇为大胆的质疑，引起了书学界的关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佟韦对此提出了进一步佐证，1990年6月13日，佟老给李树庭的信中写道：“三幅墨迹，疑为江青所作事，有一毛泽东致‘创国同志’信，是江青代笔的也可作证。”
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就这样发现并鉴定了《毛泽东手迹》中的三幅伪造品。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元帅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9月23日、24日，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时，两人之间曾发生一则有关“三五牌”香烟与诗词《水调歌头》的有趣故事。
1961年9月23日，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蒙哥马利并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蒙哥马利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十二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的上帝。”
蒙哥马利趁机向毛泽东打听：“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很清楚，是刘少奇。”毛泽东很干脆地回答。蒙哥马利又继续追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知道这是在套他的话，因此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人总是要死的，我随时准备着死亡。我会怎么死呢？”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这次谈话，从下午2时30分一直到下午5时，足足谈了2个半小时，之后，毛泽东邀蒙哥马利乘船，看毛在长江游泳。毛泽东那天游了近一个小时，上船穿好衣服，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送到汉口胜利饭店，两人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分别时，毛泽东把事先写好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上阕的手迹，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作为对那盒“三五牌”香烟的答谢。蒙哥马利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盒“三五牌”香烟居然能换来一幅毛泽东珍贵的诗词墨迹……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
作者：毛泽东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的一首七绝。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毛泽东所写的“李进”，就是江青1951年底去湖北武汉附近深入土改时用的化名。那张照片则是江青1959年上庐山时拍摄的。
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年代。国际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并挑起中苏边境纠纷。而在国内，经济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东南沿海一带面对着所谓“新月形包围圈”，西部、北部边境也存在安全威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依然镇定自若、信心百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诗句，与其说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倒不如说他是借景抒情，把自己在特定历史年代的情怀，寄寓在题照诗中。
应该说，在毛泽东这首诗发表之前，江青并没有登上政坛，她没有政治资本，她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缓和。但江青的野心从没有泯灭，她一直在等待着政治上的机会。机会终于来了！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下这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后，江青认为，这是毛泽东和她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更是这个特殊时期的毛泽东需要她在政治上给予帮助的信号。
1962年9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来北京访问。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人的大幅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而在第二版相当次要的地方，安排了一张刘少奇、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的小幅照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江青和毛泽东合影的照片从未正式发表过。这次却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位置，这其实是把江青推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时写了“赠李进”，一开始，江青没有公开这个秘密，但当她从这张照片中捞到了政治资本时，便显得迫不及待了。1973年的一天晚上，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招待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时，喜形于色地送给日本芭蕾舞团的领队一张风景照，日本客人认出这就是那幅著名的照片：李进拍摄的庐山仙人洞，照片背后是毛泽东那首气势非凡的诗，题词是“赠李进”。江青带着炫耀的神气，挥笔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江青摄”。这个大胆的举动一下子震动了日本代表团，人们这才知道，李进原来就是江青。(编写：史尔 《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史一帆 编著长虹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