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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坚实管用敢开拓创新 

(2024-01-29 09:43:59) 下一个

《老三届》坚实管用敢开拓创新

 

 


在当今特色社会中看得见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固然可怕,但化了妆的“黄世仁”恶霸更险恶,尤其令人担心的正是生长恶霸地主“黄世仁”的那块土壤。碰一下那些只会发横财而不懂国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来的恶霸权贵资本家老总官缭,也略有体会:不清不白的环境产生不伦不类的怪物,说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下,四十多年来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不管黑道还是白道《先富起来》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几代人,也即《老三届》之后的中国几代人,在如今社会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顺,在各级学校中尤其是大学中特别是名牌大学中,四十多年来培养了几代中国人中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各行各业担任着走资派官员和各行业的领头人领路下,致使全体中国人高举着《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国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中国富了。中国强了。

人,其实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名著里对于人性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一个人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推他一把,他会直坠下深渊,拉他一把,他就能获得新生。那对年轻的恋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他们是不会坠下深渊的,他们的灵魂也不会被罪恶严重侵蚀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丧失殆尽。那么,全民自私自利,谁来伸出这只手?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词典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老三届》。

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华民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的即毛泽东时代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参加过《上山下乡》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在毛泽东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将《老三届》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老三届》历经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心中始终充满着正气、希望和进取。《老三届》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以亲历者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届》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50年内无历史。历史,应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演绎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实记载,离得愈远,看得愈清。太短的时间,很难让书写者摒弃个人的荣辱恩怨,真实地反映历史。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需要时间来铸造的,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

《老三届》在文革中是学生,参加文革必须要使用过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开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各级政府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全国各地。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走上社会 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利用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所写的这两份大字报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后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文章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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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毛主席平均每十二天接见红卫兵






平均每12天接见一次。天刚蒙蒙亮毛主席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稍往前回顾一下。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随后的几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作为毛主席的客人陆续云集北京。

于是,毛泽东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因为第二天的天安门广场上要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不过,毛主席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也还是没有想到。8月31日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还是没有报导,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从第四次接见就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这是10月18日,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院校师生,从而促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3个多月时间里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一次:

1966年8月18日,北京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讲话中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会上发言的群众代表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以及各地的大中学生代表。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7]。会后,毛泽东检阅了游行队伍,在检阅过程中,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次: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乘敞篷汽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周,第二次接见了50万名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师生。毛泽东同林彪、贺龙乘坐车队的第一辆汽车,其后为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第三辆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第四辆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第五辆车。所有领导人都和毛泽东一样身穿绿军装。车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在人群中间缓缓而行,毛泽东不时向人们招手致意。原本席地而坐的红卫兵见到后,情绪激动,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不停呼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人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泽东,拼命往起跳,往前拥。担任警卫的部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竭尽全力顶住人潮,维持着通道。即使这样,有些地方仍被拥挤的人潮堵塞了通道,迫使车队不得不停下来。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三次:

1966年9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联,学生的旅费和食宿均由国家支付。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了各地及首都的红卫兵和师生约100万人。林彪在会上讲话中说,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讲话中则强调,要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四次:

1966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红卫兵和群众。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五次: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五次接见串联到京的150万红卫兵和师生,并和中央领导人分乘敞篷汽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红卫兵在长安街两侧席地而坐,没有举行游行。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六次: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时间持续7个小时,人数达200万。同日,林彪发表接见讲话。王维舟还专门到这些师生代表住地接见了他们。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七次:

1966年11月10日、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180万人。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八次:

1966年11月25日、26日,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共250万人。

至此,毛泽东先后接见了1100-1300万人。通过这8次接见,各地红卫兵士气大涨,从而促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邓小平是玩弄虚无主义的高手




一些走资派的特色学者和吹鼓手们忽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同20世纪出现的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全盘西化”论相伴而生的"。

这些资产阶级的文人们以"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 实实在在地玩弄着更恶劣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源在走资派邓小平, 而且走资派邓小平又是个玩弄历史虚无主义的高手。走资派邓小平亦即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混合的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走资派邓小平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派邓小平更是在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走资派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找借口, 为了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翻案。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否定文革、颠倒黑白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派邓小平戴着马列主义的帽却不信仰马列主义。走资派邓小平让工人们下岗解散人民公社、强行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加在四人帮和红卫兵造反派头上。

走资派邓小平这些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文革是在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吗? 江青是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毛泽东吗? 江青反邓小平倒是事实该判死刑吗? "否定中华民族文化"这顶帽子够大的, 当然所指是搞文革的发起者。

百年前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白话文白话诗也曾被戴过这顶帽子。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也被戴过。就如陈延年等年轻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信仰自由主义初试办的"互助小组"试验也被戴这帽子还被诬篾为"共产共妻"等帽子。剪辨子解放女人裹小脚也被某些人反对过。而文革是为"否定中华民族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通过捏造事实、割裂联系、否定规律等手段篡改和丑化党的历史。集中表现为攻击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抹黑进而否定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史。通过颠覆社会大众对党史国史的基本认知,鼓噪和宣泄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

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政治目的和现实诉求的唯心史观,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共产党和几千万中国的农民工人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几十年奋斗得来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篡权复辟后的几十年的中国社会的实践不就是证明吗? "改革开放"富了? 请邓小平在一九四九年搞让少数人先富黑白猫乱摸石头过河能使中国富吗? 割裂毛泽东时代、割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是个如同他祖父辈一样成为一方的大恶霸而己。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中国对《美西方》是反霸还是争霸





走资派右派说:“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接触量、贸易量和社会之间的整体交流量,都是前苏联完全不可比拟的,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大措施得当,就完全可能抵消美国霸权主义的强势。”这里,这是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全国工业企业 总额为78039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68466亿美元,即企业垄断组织已经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实际利用外资1443亿美元,对外投资15 17亿美元,即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特别重要的两个基本特征,认为中国已经很像当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达到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阶段,从而大搞“争霸主义”了。

既然中国的走资派右派们都承认现在中国特色政府所进行的是和《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斗争,那么,显然人们只有如实承认中国自2022年之后,已经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阶段,才有利于中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争霸斗争,有利于防止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掩盖自己的“争霸主义”实质。

走资派右派们掩盖中美关系特别紧张的内因。首先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肯定,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外因。

但是也不能只看外因,不看内因。这个内因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

对最后一句话,毛主席实质上是指出了,在资本主义道路走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像苏联那样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所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会激化,并被敌人所利用。

现在走资派右派们的“霸权主义”政策,不就被美国霸权主义者利用来反对中国了吗?

例如,美国官员出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仇恨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用一句话讲了三个观点。

其一,“中国是《美西方》唯一的竞争对手”。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已像当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成为唯一能和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

其二,“它有意图和越来越多的能力重塑国际体系”。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已由“先装孙子后争霸”,逐步过渡到附庸为辅,争霸为主。

其三,“以适应其独裁的偏好”。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领导人主张这样做,是为了实现自已追求独裁的欲望。

正因为这样,美国霸权主义以比当年对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欧盟,比当年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对朝鲜、古巴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更凶狠十倍百倍的手段来对付中国。

走资派右派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国内有利于否定毛主席把反帝和反霸结合在一起的战略方针。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坚持打倒美帝国主义,同时又反对美苏两霸的。这是在于,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最大帝国主义国家,奉行唯我独尊、欺凌别国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帝国主义才是社会制度本身。因此,只有在反帝的基础上反霸,才是真正从根本上反霸、彻底的反霸。

走资派右派们由于害怕反帝最终反到自己的头上,而只提反霸而不提反帝,显然暴露出自己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因此,中国对《美西方》不是反霸而是争霸。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这样做有利于彻底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的伟大真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观点是全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利益。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然。而问题在于,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救俄国、救世界。正是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导下,解散了苏联东欧国家的军事组织即华沙条约组织,发生了苏东剧变这种历史大悲剧。在这种血淋淋的历史教训面前,依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低级红、高级黑的手段,说成新时代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可见其用心是多么的阴险和歹毒。

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有利于国际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阻止“新的十月革命”。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最近指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和功败垂成,从根本上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在实质信仰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徒的帮助下,对改变和瓦解的。” 正因为这样,俄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用它来抨击“十月革命”。认为“1917年,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打击,当时国家正在参与第1次世界大战,但胜利果实却被窃取了。阴谋、争斗、背后捅刀、军民最后的政治活动,变成了最大的震动。军亡国亡,大片领土丧失。结果,酿成了内战悲剧。” 讲这些话,既是为了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更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共产党重新掌握政权。中国的走资派右派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显然不利于俄共的革命斗争。

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有利于中美之间搞“臣妾主义”基础上的和平崛起。走资派右派们公开宣扬,“中美现在不是敌人,未来也绝对不应该成为敌人。事实上中国越强大,也越没有谁敢把中国朝着敌人的方向逼”。毫无疑问,这是主张让中国在中美“夫妻关系”甘当小老婆,并通过和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相类似的“和平崛起”,逐步建成“中美国”即“中美共治”,也就是中美两霸共同统治世界。

而这在美国看来,这正是和它争霸的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并且,这种“和平崛起”的老底让美国摸到了,恰恰让其更轻易的通过军事威胁占便宜。这反而是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从“向美国学习甘当小学“、“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是夫妻关系“、“中美现在不是敌人,未来也绝对不应该成为敌人。“一厢情愿地奉行“臣妾主义”至今,似乎闻到了战争的味道,美国制造的军事武器己在台湾堆积如山,美国军事教官己进入台湾,台湾的军官赴美学习己成常态。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转移对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正如列宁所说:“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实现打垮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罪恶目的。走资派右派们强调,“如果我们因为警惕外部颠覆势力而看谁都像特务,见谁都嫌反美态度不坚决,对社会内部的反美情绪带动‘左’的东西不断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有可能变得僵化,从而削弱我们与美战略博弈长期后劲的形成机制。”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是把镇压左派即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作为专政的主要对象的,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恰恰有利于他们实现这一政治图谋。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分裂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队伍。正如有人所说:“民族主义正好此时趁虚而入,成为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合法性背书的一股力量。在此情况下,曾经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走向其反面,由进步思潮变成保守落后意识。在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合流的同时,也意味着民族主义与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分道扬镳,从而‘左派’、‘毛派’内部的民族主义因素迅速膨胀。抢夺了马列毛主义的话语权,因此说,民族主义对‘左派’、‘毛派’的侵蚀,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划清民族主义与此马列毛主义的界限,必将把‘左派’、‘毛派’队伍带入歧途。”

对于毛远新、朱丹华、毛新宇为什么要在当前形势下发表上述看法,是很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刻领会的。

毛主席曾多次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党内走资派是斗争的重点。正反对两方面的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正如苏联党垮台国解体,它的危险性就比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危险得多。

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红卫兵诞生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凶猛烈火,可以说就是从天安门广场点燃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毛泽东八次接见的l000多万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红卫兵把“火种”带到了全国各地,从此“燎原”了整整10年。

红卫兵组织诞生在1966年5月29日的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名字的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刚开始,这个由中学生自由组织的秘密团体,因为干扰了工作组在中学的正常工作,被视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而强行解散。最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连续写了一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组织从北京蔓延全国,成了那个革命年代的一种强大的集团力量。

当然,毛主席第一次接见并不仅仅限于红卫兵。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个十分醒目的通栏大标题:“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主席穿着军装戴着一位红卫兵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向群众抬手的侧面大照片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这张大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恐怕发行了上千万张吧。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还专门有这样一段文字:“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的《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

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还不是专有名词,还要用引号括弧起来。直到8月25日,《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引号才去掉。8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面有“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从此,《红卫兵》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专有的名词。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邓小平:产生新资本家就走邪路




邓小平的几个“如果”几乎全部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邓小平的不管黑白摸石头争先富的流毒不该批判清算肃除吗?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何止百万? 如今千万、亿万资本家都有了。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根本不读马列的书, 不懂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只强调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事实上放任经济上的私有化,放任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试问,在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私有制经济占半壁江山并继续扩张的条件下,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能有多大的效果?

邓小平历来拒绝批评,拒绝不同意见。这就是他发明的“不争论”。这和集思广益、实行民主是对立的。

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

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

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

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50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

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

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

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

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

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

《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

《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

《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邓小平"垂廉听政"下用的两任总书记都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来越严重,并很快复辟了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难道不是邓小平的旨意?

还有邓小平鼓吹的“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政策,让今天中国很多的高端技术比起文革前还不如,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后了。

还有让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越来越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劳动, 贫官污吏遍地都是。

而造成现在的老百姓上访的越来越多。

社会上一切丑陋的封建迷信的文化泛滥, 不都是邓小平的历史虚无主义祸根长期影响下产生的吗?

如现代各字典文件中都写上"毛泽东犯错"的字条一样给中国和世界的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也给现在的年轻人留下了巨大的难题。

世界领袖中注明犯错的只有毛泽东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毛泽东说过他的被"撤职开除"无数次, 因犯错打过败仗。

但"文革"决不是犯错。

是邓小平在玩弄历史虚无主义的祸根。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文革中最光荣的事就是参加劳动





作者:《老三届》一员

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的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就非常喜欢干农活。他是个大庄园主,可他很会干农活,在偌大的一个庄园里,每一项农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曾经说,我要不会干活,怎么管理近百名农奴,并为他们指派活计?

他一生热爱劳动。有一次,他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夫人当作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夫人搬完箱子,得到5戈比的工钱。当码头上有人认出了他,围过来向他问好,那贵夫人见状无地自容,想要回那让她蒙羞的5戈比。托尔斯泰拒绝了,说:这是我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多少。

他一生热爱劳动,至死都信奉: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只能说明精神贫弱和思想空虚。强有力的劳动培养强有力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劳动,只有劳动,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这也是我对劳动的理解。

文革后上山下乡在人民公社里,下农田犁地才是我当农民上的第一课啊!我开始领悟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刻含义。除了犁地,还在农闲时要兴修水利。要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建设水利工程,不但要抓质量还要抓进度,我对工程质量也从来没有放松过。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干、实干,我们终于赶在春节的前一个星期完成了任务。事实上,在热火朝天的水利战斗中,我们堆头民兵排被公认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因为经多次评比,那面“流动红旗”一直在本民兵排的工地上“流而不动”。

春节过后,我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同时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政治队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员开展政治活动:每天组织社员做“三件事”(站在毛主席像前敬礼,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念《毛主席语录》)。

为了给青年人开辟一块活动阵地,实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学文化。    

文昌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当时海南流传着一种的说法:没有文昌人不成机关,没有文昌人不成学校,没有文昌人不成剧团。
 
1969年7月1日,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大队党支部在大队办公室为我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我是党的人了,应该为党多做些事情。

政治学徒 练达本领 顺其自然,踏上新征途,步入新行列,这是我的新一幕。
  
1970年10月,在我当了两年农民,与村民打得正火热时,经群众推荐,被县委选拔为“政治学徒”,抽调去参加文昌县斗批改工作队,还当上工作队党支部书记。    

政治学徒是当时县委、县革委会选拔和培养干部的一种途径和做法。政治学徒先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推荐,然后县委组织部门摸底、考察,拟定名单,最后由县委常委讨论决定。能当上政治学徒的都是政治可靠,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一定成绩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农民。当了政治学徒就成了县委的后备干部,每月发28元的工资,脱离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由县委安排使用,算是准干部。

参加县斗批改工作队,犹如进入一所大学校。工作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这些从每个公社选送一位的“政治学徒”,一种是从县“五·七”干校抽调回来的国家干部。显然那些国家干部是“师傅”,我们是“学徒”。  

当干部光会干还不行,还得会说。我专门请教县斗批改办公室主任邹行蕃。他是河南人,又是部队教导员,听说他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但很能说会道。我问他:“邹教导员,你这么能说会道,是怎么学来的?有什么决窍吗?”他说:“小杨啊,其实很简单,比如在你布置工作时,只要把三个问题讲清楚就行了: 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  

离开这三条,你东一句西一句,既无条理又无中心,结果变成废话一大堆,让人听得不明不白,你白说,人家也白听,回去还不好贯彻落实,既搞坏会风,又浪费时间,更收不到效果。”邹教导员的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并且一直在指导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所以,在我工作过的地方,人们都会说:我讲话有条理,没废话,大家喜欢听,听完后易明白,好贯彻。这都应该感谢邹教导员的帮助和教导。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领导艺术,我是在县水利兵团开始学的。1971年夏季,文昌县组织万人水利建设兵团,第一次动员大会前,兵团领导在“如何开好动员大会,怎么组织比学赶热潮”的主题中所做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

兵团副政委符永俊(时任文昌县武装部副政委)在会上说:我们要动员的对象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特点是干劲大、热情高、不服输,所以我建议设一面“工地流动红旗”,“红旗”的号召力是无穷的。  

其次,开工以后不断地树立包括工地上干的,后勤方面管的,宣传方面鼓动的,各个方面的榜样,让大家学,叫大家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再次,共青团方面,要不断地发动青年向团组织靠拢,积极地发展新团员,让大伙在争取政治进步的道路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符副政委越说越来劲,我一边听着一边感动。我想,学生时期我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也是群众运动,但是,那个群众运动与这个群众运动大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形式不一样。在这些“不一样”中,我学到很多“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不一样”的作用,所以,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不一样”的开拓,“不一样”的创新,“不一样”的成果。    

2年的“政治学徒”生涯,使我不断地走向成熟,慢慢地由政治学徒转为国家干部,逐步地走向领导岗位。领导说:“你的责任心强,工作干劲大,点子也多,在全县青年中有威信,相信你会把工作搞好。但是,有一条要注意,那就是当上领导后,你走起路来也要像个领导的样子。”我一下子哭笑不得,我说:“这一点恐怕我很难做到啊,慢慢学吧!”其实我心里想,要我装那个“官腔”,摆那个“官样”,走那个“官路”,我真的是怎么也装不出来,当然,这不等于不严肃。我最佩服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走马湖山 大展宏图 广阔天地,不断探索,尽力施展,这是我的又一幕……。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公社是以农民为主组成的一个小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一方小天地,党委书记就是这个小天地小社会的当家人。  

从党、政、军、民,到工、农、商、学、兵。又从钱、粮、财、税,到吃、喝、拉、撒,都在掌管之中,公社党委书记是中国最小一级的“封疆大吏”。虽然从传统上说,公社书记还算不上“七品芝麻官”,不算什么“官”,但在一个公社,却是大权在握,说话算数。当你真正当上了“封疆大吏”,处于谋政位置的时候,你就会亲身体验到谋政的压力和苦恼,当然,你也能从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你还可以分享到欢乐和成就感。

文昌女子,相貌柔美,却内藏傲气;贤劳淑德,却百折不屈。文昌出了三位“第一夫人”。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公认的中华民国的“国母”,当然的第一夫人。宋庆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自然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生在19世纪,走过20世纪,逝于21世纪,以106岁的人生历程阅尽近代历史的是是非非,见证了世纪的递嬗与朝代的千古兴亡,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谢飞,湖山公社茶园村人,就是我将要任职的湖山公社人,14岁入团,15岁入党,是30名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之一员,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位海南人中唯一的女性。谢飞曾经是刘少奇的夫人,刘少奇曾担任过国家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讲,谢飞属第一夫人。  

一个县出了三位第一夫人,这不能不算奇迹。文昌女子,善良纯朴,妇德礼仪,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文昌女人,目光长远,胸怀宽广。她们觉得男人的天地应在外面而不在家里,她们鼓励男人到江湖上去闯荡;当男人们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创业、求取功名,她们义无返顾地挑起掌家责任的重担,操持着一个个家庭,守望着一片片家园。文昌女子,让男人们肃然起敬。文昌是“国母之乡”。    

文昌男人是热血儿郎,踌躇满志,四海为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张云逸,一个响亮的名字,文昌土苑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开国大将之一。

陈策,文昌会文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广州)海军总司令,广州市长,追赠海军上将。    

林文英,文昌清澜人,鼎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华侨的一面旗帜。后来不幸落入敌人魔掌,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声朗诵:溘然长逝去悠悠,竟把头颅换自由;我不负人人负我,愿将铁血洗神州。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中,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文昌的热血青年纷纷跻身军旅,赴汤蹈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因战功卓越而晋升将军者就有196人之多。文昌是“将军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教育之乡”, “排球之乡”。  

一个西瓜打一场翻身仗。湖山公社的特点是“三多三少”:荒坡多,熟地少。旱地多,水田少。瘦地多,肥地少。开荒容易种瓜难。

一座桥梁受益一方百姓。一会儿,整个工地便人山人海,大家挑着土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这开头的第一幕告诉我:群众就是力量,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从6点钟开始,工地广播站就播放着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接着,公社妇女干事林一春从工地广播站发出标准的文昌话:“英雄的水利战士,你们辛苦了!公社党委欢迎你们,东山滚水坝欢迎你们!湖山的大干快上靠着你们,湖山必上,人民必胜!”工地正中两侧横竖着两条大标语:“二个六点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坚决打胜攻坚战”。醒目的大标语、振奋人心的广播声,一排排你追我赶的挑土队伍,在烈日之下,勾画出一幅“湖山学大寨”的动人图画。它告诉我们:大寨人在艰苦奋斗,湖山人在改天换地。    
天要改,地要换,靠的就是一个“干”字。

一所“学校”培育一代新人。 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戏台”上教 “唱戏”。 在“唱戏”中讲“台风”。  

在比较中树学风。小题大做抓作风。同床共枕“耳边风”。为民着想挡歪风。

借这个机会,我一边在不断地发现湖山人才,一边在不断地引导着他们,引导他们读书、学习、工作、创业,引导他们立志做人,引导他们跟上时代步伐。    

国母教诲 铭记心中 人们都说文昌是国母之乡,一个县出三个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和谢飞。  

“我的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    

谢大姐当即转过脸向着我说:“杨书记啊,我这个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我们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可解放都那么多年了,乡亲们生活还比较困难,我的心不安啊!”

这是多么语重深长的一句话,她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担,我只有带领乡亲们改变湖山的贫穷面貌,才对得起湖山的老百姓,才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辈。    

接着,谢大姐说:“搞农业,水利是命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乡的水利情况很不好,现在怎么样啦?”  

“决不能让‘黄赌毒’卷土重来”  

“创办‘外来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否定毛泽东必将是大动荡大衰退






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中国社会己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滑向政治大动荡、经济大衰退、精神大崩溃边缘的危险。所谓滑向政治大动荡边缘的危险表现在多个方面,走资派右派们既把肯定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取得了成就统统称作“极左”,从而将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打成“极左”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能以当时的毛主席语录为标准,检验当前的实践”。

明眼人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都是由一条条语录构成的,不讲别人的语录,只讲不能把毛主席的语录作为检验当前工作的标准,说穿了这就是虽然在总体上强调继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质上全面彻底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对当前的指导作用。

显然,这实际上是赤裸裸的砍旗行为,或者说是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行为。再加上山东郯城、湖南望城拆除毛主席塑像行为等等,无疑都说明四十年来一直存在一股反毛泽东恶潮。

这表明走资派官僚民族资本集团不仅激化了同官僚买办集团的矛盾,也激化了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四十年来教育系统由走资派和右派篡改的毒教材接连出现,一些教员在课堂上胡说八道等等,说明教育领域是重灾区,斗争很激烈。

另外,一些资本家企业搞“996”,使打工人受到严重剥削和压迫,矛盾越来越尖锐。年轻记者以亲身接触到的三个打工人受到老板欺压的活生生事实,说明了阶级矛盾也在激化。

同时,中国和美西方及周边某些国家及地区,在南海、台海、东海、中印边界、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包括擦枪走火引起战争的危险性,都在不断增加。

这表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越来越恶化。这就告诫中国人,中国在政治上正越来越快的滑向大动荡的边缘。

关于滑向经济大衰退边缘的危险。“1至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4%”(《新浪新闻中心》2023年12月27日)。“

贸易,中国内地下降25.5%《昆仑策网》2023年12月26日)。

“70个大城市中,11月,新房房价下降的有59个,而年初只有13个,二手房房价下降的更厉害,达69个,房价跌幅也越来越大”(2023年12月24日)。“

最近,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调研报告显示,现在,中国仍旧有6亿人月可支配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2023年12月29日)“

纵观全年,A股主要股指大多数收跌,其中沪指全年下跌3.7%,收在三千点下方。创业股指全年下跌14.4%”(《新浪新闻中心》2023年12月29日)。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官方媒体在报导经济数据时,往往只讲同比即和去年同期比,而不讲环比即和前几个月比。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报喜不报忧。以上几点,就从不同方面证明经济下滑的幅度相当不小,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中国的经济滑向大衰退的边缘。

关于滑向精神大崩溃边缘的危险。有人指出:“中国非毛泽东化的事例,在文化、文艺、戏剧、教育、新闻、理论、历史、外交等上层建筑领域以及经济基础等诸多领域都有表现。可以说,这样的问题一抓一大把,不胜枚举。不能不承认,几十年来非毛泽东化的逆流已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一定的气候,就像今年的寒冬一样,可谓是‘高天滚滚寒流急’。”说的完全对。

人所共知,人民群众经常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里,就有这样一句歌词:“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表明他们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或者说作为军魂、党魂、国魂、民魂的。

走资派和右派们采取低级红、高级黑的手段,在推出的《新东方红》歌曲中,把毛主席只说成是开国的“大救星”,这就是在否定毛主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红太阳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不落的太阳”地位时,实际上抽掉了我军、我党、我国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或者说给我军、我党、我国和广大人民群众换魂。这样,必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造成精神崩溃的局面,如果不能立即和有效地制止,它的范围必然迅速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对纪念毛主席活动的阻止上,2023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年。正如有人说,国内外、党内外、各层各界、反共反华的敌对势力都在或明或暗地出没,偷偷摸摸地进行窥视、监测、干扰、破坏等见不得阳光的可耻阴谋。

进入红色的十二月,寒流袭来,气温骤降,一时间反动势力更加猖獗,逆动频出,企图在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心头造成类似解放前国统区对待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气氛,仅仅在首都北京,就有数场重要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活动遭到无理干涉,被强制阻挠破坏掉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报名参加去韶山缅怀伟人的群众竟然遭受恶意威胁,被无理要求退票,不得届时前往。这样史无前例的空前残酷的大倒退,鲜明地告诉全国人民,反动派在哪里?他们撕去了伪装,露出了狰狞面目,“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们欺骗党和人民的惯用策略,他们最害怕人民拥护毛主席,特别害怕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

正像弹簧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越强一样,2023年的纪念活动总体上看反而有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座谈会之类的纪念活动,由于受到的打压太厉害,场次数可能有所下降。据红歌会网汇总的数字,各地的情况是:北京34,湖南31,河北24,黑龙江16,湖北15,江西14,四川14,山东13,河南13,甘肃10,江苏10,广西10,广东10,上海9,安徽7,辽宁7,陕西7,福建7,内蒙古5,海南5,新疆5,天津4,山西4,云南4,吉林4,重庆2,宁夏2,浙江2,香港1。

但是,据说网络微信群、朋友圈、微博、公众号、小视频上和通过赠送毛主席像章及其他纪念物品、朋友聚餐、家庭会议、吃长寿面等方式搞纪念活动的,则大量增加。可见,在总体上,2023年的规模,无疑会大大超过以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劳尔网友所反映的韶山纪念活动盛况。他说,这一天,韶山仿佛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中心,虽然地球上还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有喜有悲,悲比喜多,但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像韶山这样能汇聚人心,很难再找到位已逝之人能在如此广大的人群心中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真是感天动地的情景。

现在这轮毛泽东热并没有官方的助力,而是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纠缠、呼应和对比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穿越时代的现实力量,还要归功于继承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良心学者和启蒙者们,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现实的教育。如果没有现实的鞭打,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毛主席当年的忧心和所作所为。

在韶山,毛远新不仅和广大群众一道纪念毛主席,而且同红友们谈了话。他说:“从反右啊,一直到后边一系列社教运动啊,等等他(指毛主席)就要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了,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文艺革命反正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这就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的任务,他说这个才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才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啊,他说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话,你经济基础取得的所有制改造的成绩完全可能会倒回去,这是他原来讲的。他给我讲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不理解。所以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从合作化,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这一部分,等于这一段,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任务,开始要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什么什么等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韶山,由三峡人家网友代读的古正华老《在全国十省市庆祝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大会上的书面发言》指出:“今年纪念毛主席有一个聚焦点————反击诋毁毛泽东的恶浪。这股恶浪主要来自社会上层,来自党内,来自西方。左翼力量则奋起反击。”

在韶山,一个短视频所反映的情况:“在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有节奏地挥舞着拳头振臂高呼,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的私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这个短视频瞬间在各个微信群里、朋友圈里炸开了锅,随即变成网络上的一道霞光,到处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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