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邓小平：产生新资本家就走邪路
邓小平的几个“如果”几乎全部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邓小平的不管黑白摸石头争先富的流毒不该批判清算肃除吗?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何止百万? 如今千万、亿万资本家都有了。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根本不读马列的书, 不懂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只强调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事实上放任经济上的私有化，放任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试问，在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私有制经济占半壁江山并继续扩张的条件下，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能有多大的效果？
邓小平历来拒绝批评，拒绝不同意见。这就是他发明的“不争论”。这和集思广益、实行民主是对立的。
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
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
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
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50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
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
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
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
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
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
《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
《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
《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邓小平"垂廉听政"下用的两任总书记都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来越严重，并很快复辟了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难道不是邓小平的旨意?
还有邓小平鼓吹的“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政策，让今天中国很多的高端技术比起文革前还不如，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后了。
还有让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越来越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劳动, 贫官污吏遍地都是。
而造成现在的老百姓上访的越来越多。
社会上一切丑陋的封建迷信的文化泛滥, 不都是邓小平的历史虚无主义祸根长期影响下产生的吗?
如现代各字典文件中都写上"毛泽东犯错"的字条一样给中国和世界的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也给现在的年轻人留下了巨大的难题。
世界领袖中注明犯错的只有毛泽东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毛泽东说过他的被"撤职开除"无数次, 因犯错打过败仗。
但"文革"决不是犯错。
是邓小平在玩弄历史虚无主义的祸根。
《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它不分种族、性别、国籍、族裔、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权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以及其他更多权利。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享受这些权利。
《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
《人权》：它不分种族、性别、国籍、族裔、语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
《人权》：人权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利。
《人权》：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
《人权》：意见和言论自由的权利。
《人权》：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
《人权》：以及其他更多权利。
《人权》：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享受这些权利。
《人权》是《我们拥有的权利》，只因《我们》作为人类而存在——《并非任何别的国家或任何别人所能赋予。
这些普遍权利为《我们》所有人所固有，不分国籍、性别、民族或族裔、肤色、宗教、语言或任何其他身份。
《人权》涵盖的范围广泛，从最基本的生命权，到食物权、教育权、工作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等让生命富有价值的权利。
《国际人权法》规定了各国政府的义务，规定了政府采取行动的特定方式或应避免的特定行为，以促进和保护人权及个人或团体的基本自由。
联合国人权法体系的基础是大会于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此后，联合国逐渐扩大人权法的范围，设立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以及其他脆弱群体的权利标准，保护他们免受许多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歧视。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进和保护以下人权：
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
享有社会保护、相当的生活水准和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的权利。
获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学进步所产生的利益的权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行动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审判以及无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见和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结社自由。参与公共事务和选举。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等权利。
公约禁止任意剥夺生命。酷刑、残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奴役和强迫劳动。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干涉隐私。战争宣传。歧视。鼓吹种族或宗教仇恨。
以上是联合国对《人权》所描述的理想。这些“理想“产生于一九四五年之后。直白地说，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运动之后。也就是说在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全世界人类中是没有《人权》之一说的。
没有《人权》之下的人类就是：富人可以吃喝嫖赌，朱门酒肉臭。而穷人只能是做牛当马为富人服务劳动，路有冻死骨。
就是因为共产党运动的出现，有了《人权》一说。
然而，富人有钱有文化，脑子灵活，很快将《人权》占为己有。
富人们口头上高喊《人权》，实际做得如何？
拿自称《人权》记录最好的美国说，对照一下以上的《人权》理想做到了吗？没有做到。这个结论要用几十万字的叙述也说不完。在这不说了。有兴趣者查查网上有美国不良《人权》记录的完整报告。
拿《文革》说事：
从最基本的《生命权》开始说，《生命权》的根本是要《活》，要制造的《生命多》，又能《活下来》。这一条《文革》时做到了。有博文如是说：《从七万万中国人到九万万中国人》，单说《生孩子》之事。《文革》时代六六年到七六年十年间，从七万万中国人到九万万中国人。《生孩子》二个亿。
能《活下来》就需要拥有到《食物权》。事实摆在这里《养活九万万中国人》的历史事实中的中国人大多数还活着。更有力的依据还有就是《粮票》为实据。文革中的《食物权》是人人平等公平地享受的。当时的《食物》都是自然健康的《食物》。没有转基因，没有造假有毒食品。都是缘色自然健康的《食物》，当然稀少珍贵了，所以为了不让少数权贵多吃多占，让人人都有份，就来用《粮票》等各种票证发到每家每户，国营粮店菜市场保证供应。没有中间商价廉物美。还有一条，二十多年物价稳定。从未加过价。以确保人人都享受为了生命而拥有的《食物权》。古今中外哪朝那代何方神圣能做到过？
《人权》中的《教育权》：《文革》中的教育是让广大的劳动人民子弟享受教育权利。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在农村人民公社以下的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这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在农村，高中学校的数目从1965年起增长了约80倍，于1977年达到最高峰。与此同时，初中、高中老师配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了当地的老师。还有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也成为了农村教育的老师。
因为致力于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给新中国教育带来巨变。教育供给的总水平提高了，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特权阶层的子女独占的阶级优势的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入学率与识字率的上涨。小学教育基本普及。毕业生从1960年代早期的500万飙升到1977年最高点的2500万。其中，农村从45万升到2100万。入学率从1964年开始明显增长，在1970年代中期达到了90%多的高峰。中学教育增长更明显。到1970年代晚期几乎所有学生都能进入初中。高中阶段增长同样显著。1970年代中期，70%的孩子进入高中。城市、农村都是有体现。1960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儿子平均接受了8.2年的教育，而1945年出生的只有5.8年。
另外，识字率的增长和文盲率的下降也趋势明显。1949年到1952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远超过40%，而男性是13%。这种不平等在毛泽东晚期得到缓解。1963到1967年间出生的男性文盲率降到了4%，而女性从40%迅速降到15%。
教育公平的实现。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很显著——1962年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
毛泽东《文革》时期政策对教育公平的作用极大，还表现在工人和农民的地位被提高，知识分子和城市干部的特殊地位不再是子女受教育的优势。
在1960年到1965年，父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而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没有显著影响。
出生于1940年代晚期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儿子往往比农民的儿子多受2到2.5年的教育。而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的人的此差距降低到不足一年。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有着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的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文革是不受欢迎的。
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的发展战略尝试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教育制度的转变正是这个战略中的关键一步。
毛泽东重视初等教育的普及、强调教育公平、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在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绩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也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人权》中的《工作权》：工人有《铁饭碗》。农民为人民公社的社员。学生毕业没一人失业。
《人权》中的《健康权》：工人全保医疗。1968年，《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报道了王桂珍、黄钰祥等人事迹，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大为改观。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
专业医护人员不够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突出的问题，尤其广大农村，原有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导向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医护卫生服务的需求。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都是后来赤脚医生的职责。赤脚医生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和工厂，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常见的小伤小病。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那时候，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世界卫生组织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称之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该模式既满足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发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可悲可叹的是，2000年中国三农危机爆发，医疗重新成为工农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1968年12月，毛泽东批转了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及经验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阳公社“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看病吃药花钱少，“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并称赞首创者当地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至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达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方面缺医少药问题。
《人权》中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结社自由。》：这是《文革》的最大亮点。全世界都知道的历史事实。《四大武器》。各种造反派红卫兵集体结社组织都有。不是走资派们攻击抹黑的材料吗？
文革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黑人领袖。1969年5月1日，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应邀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共同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会。毛泽东和林彪还共同在罗伯特·威廉的红宝书上题字。之后他结束了流亡生涯，回到了美国。
文革时的《人权》大捧握在中国人民的手中！
现在人们一提到工农兵学员，就将其与“走后门”挂钩。其中除有人凑热闹、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别样文章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不了解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培养一线工人报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尽快恢复招生。此即后来启动大学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国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武大、华工等，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试招人数大约5万人。1971年全国院校基本上都恢复了招生，仅武汉地区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复招生，全国招生人数大约有15万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拓展，如武汉测绘学院由此前专招部队学员的“军测”恢复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渐开办了一些分校，如复旦大学分校、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黄石分院，湖医咸宁分院等，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人数每年在16万到17万人以上。
从1970年试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为止，全国大专院校共计招收工农兵学员百万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据网友提供的95万人的数字偏低），这还不包括部队院校的学员。全国县以上各类中专从1971年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各级师范学校、财贸学校、机械学校、卫生学校招收的人数尤多。从1969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的大中专工农兵学员大约有2300万人。全国县以上的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的工人大学、技校共计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
党的“九大”之后，开始由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期进入到继续革命时期，到1976年10月经历了近七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提高，然后再根据国家需要逐渐给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爱说的“住牛棚”；地方各级党委、革委会班子的组成人员为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内设机构通常是三大组，即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干部人数大约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员不可能大规模搞特殊化，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当年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员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班子内部的相互制约，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众的大字报、群众组织的批判会等各种“大众民主”的方式随时随地的监督。
当年农村基层组织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大队是党支部和管委会，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也就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兼财经队长、会计、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几个人；小队是队委会，干部有队长、财经队长兼仓库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大、小队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队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出勤计算工分，业余时间的开会、做思想工作不计工分；大、小队的日常工作除上级督促外，还要接受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监督，毫无特权可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队都设有社员大会，队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会议决定后由队委会贯彻执行，村干部这些人处处都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继续革命”。
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时节，先成立各级由地方、院校、部队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构成的专班，然后层层下发招生文件，规定招生院校及名额、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工作要求、领导责任、违规处分等，报纸、广播配合宣传招生意义、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条件具体明确，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实践中锻炼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力，本人政治面貌、一贯表现（有劣迹者一票否决），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体健康（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年龄在25岁以下，业余爱好和特长。招生指标层层分配到基层单位。
实施推荐时先由公社召开全社大、小队干部会议，传达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荐工作；然后各小队根据公社的推荐指标及要求召开各自小队的社员大会推荐本队合格青年，没有就不推荐；大队党支部开会对各小队报来的青年比较择优选拔上报公社；公社党委再在各大队报来的青年中进行比较择优，定出被推荐人和备选人上报区党委；区委比较研究确定后，组织对初选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检；政审、体检中如有落选人员，由区委在各公社报来的备选人员中比较择优补上，再对这轮初选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办理；直到推荐的人员都合格后，报县招办审查公布，接受举报，无异议后报地区审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员均确定后，汇集到省招办审核、备案。其间招生院校参与层层推荐人员的业务及能力考核，还有最后的决定（录取）权。工矿企业和部队的推荐工作也按照这样的程序从基层层层往上推荐。
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层层把关，至于说到“开后门”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能说没有， 但操作也相当困难， 各地都有常年的评选先进模范制度， 知青要选模范， 没实干精神很难当选，首先必须得到村民认可。当年的推荐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众中进行的，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荐上会的，其他条件也得过得去，不是特别优秀的谁也不敢再往上推荐，怕担责任。当时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点点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会了结束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话， 走后门，腐败是存在的， 但远远没有现在一些人想象 或传说那么严重， 这其实就是改开以后邓某一帮黑文革，黑老毛的结果。
当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现在看来，当年的推荐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少数学员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学习困难， 这就是1973年招生 恢复考试的原因， 考试结果也作为重要录取指标（不是唯一）， 后来因为张铁生的反潮流，以后几届又取消文化考试？但是“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试卷， 从而又出现遗漏了一些贤才的问题。所以说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工农兵学员中知青，社会青年和农村青年大约各占1/3， 根据专业， 不同有所差异。干部子女， 尤其是高干子女，大约有1/10， 这些人背景强， 走后门的概率大一些，但他们文化程度高， 见多识广， 多少确有真才实学， 这些人有些有利用关系上大学的， 但说是走后门有些也是说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实际上任何社会， 任何时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看来公平， 另一些人就会认为不公平。对工农大众来说， 文革时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时代， 但对一些知识分子， 老干部等，受到打压的四类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对于那些想通过科举制度出人头地的人来说， 就是丧失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不公平。还有当时虽然有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对待的政策，但具体执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为政治背景， 政审不过关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最后说一点，工农兵学员的最后录取权还是学校的， 任何走后门的现象 根本上是受制约的。基层推荐的人数和最后录取的比例是3：1，这个原则也大大减少走后门的概率，一般来说， 学校工作人员和基层有瓜葛的人极少。
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如果与事实出入， 也请批评讨论。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说，关于毛主席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完全公布，不是担心有损毛主席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损某些人的形象。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他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法国纳德·兰塞姆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
周恩来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周总理还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因为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中国领袖没有那个人都无所谓，但没有毛主席，革命胜利早着呢。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朱德说：“我们确确实实是常常和毛主席争论，毛主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那时候，尤其是在井冈山，我们常常认为毛主席是不对的时候，就要与毛主席争论，就要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但是往往在事后证明是我们错了。”
叶剑英说：“毛、刘、周、朱、陈、林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黄克诚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王震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多看五十年。
陈云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时间，说过一句话“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
习仲勋说“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意味深长！
科学巨匠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
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
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
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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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中发〔68〕135号
1968年8月25日
毛主席批示： 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军分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兵种：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七·二四”布告，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
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接到通知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并将你们的部署或计划电告中央。在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先创造条件。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典型经验的报告，将另发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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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２〕。
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 泽 东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二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３〕
三
大体可以了。
四
除已写明是我讲的两段话以外，其余都不用粗体。〔４〕
五
照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六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七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九
这个“独立王国”〔５〕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十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十一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十二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十三
在这个过程〔６〕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十四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十五
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７〕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姚文元八月二十三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五是对姚文元八月二十四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六至十五是对这三次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２〕 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文中整理的毛泽东的两段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一些修改，见本篇十一、十四中带引号的文字。这篇文章送审时，原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从此以后作为毛泽东语录引用），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发表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人民日报》等报纸在八月二十六日转载。
〔３〕 姚文元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送审稿中写道：“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４〕 姚文元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送审稿上写有：“这是准备提交碰头会宣读的稿子。您加的一些段落，都用了粗体，以便同志们了解学习。如认为有的地方在发表时不宜用，请注明。”毛泽东在“不宜用”三字下划了一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批语中所指的两段话，见本篇十一、十四中的两段引文。
〔５〕 指上文中提到的所谓“旧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
〔６〕 指上文中提到的“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的过程。
〔７〕 引号中的文字公开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平均每12天接见一次。天刚蒙蒙亮毛主席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是稍往前回顾一下。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随后的几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作为毛主席的客人陆续云集北京。
于是，毛泽东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因为第二天的天安门广场上要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不过，毛主席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也还是没有想到。8月31日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还是没有报导，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从第四次接见就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这是10月18日，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院校师生，从而促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在3个多月时间里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一次：
1966年8月18日，北京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讲话中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会上发言的群众代表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以及各地的大中学生代表。北京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7]。会后，毛泽东检阅了游行队伍，在检阅过程中，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二次：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乘敞篷汽车绕天安门广场一周，第二次接见了50万名全国各地红卫兵和师生。毛泽东同林彪、贺龙乘坐车队的第一辆汽车，其后为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第三辆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第四辆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第五辆车。所有领导人都和毛泽东一样身穿绿军装。车队进入天安门广场后，在人群中间缓缓而行，毛泽东不时向人们招手致意。原本席地而坐的红卫兵见到后，情绪激动，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不停呼喊“毛主席万岁”。后面的人为了更真切地看到毛泽东，拼命往起跳，往前拥。担任警卫的部队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竭尽全力顶住人潮，维持着通道。即使这样，有些地方仍被拥挤的人潮堵塞了通道，迫使车队不得不停下来。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三次：
1966年9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全国学校停课，学生全国大串联，学生的旅费和食宿均由国家支付。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了各地及首都的红卫兵和师生约100万人。林彪在会上讲话中说，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讲话中则强调，要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四次：
1966年10月1日，北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大会，毛泽东第四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万红卫兵和群众。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五次：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五次接见串联到京的150万红卫兵和师生，并和中央领导人分乘敞篷汽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红卫兵在长安街两侧席地而坐，没有举行游行。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六次：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和师生，时间持续7个小时，人数达200万。同日，林彪发表接见讲话。王维舟还专门到这些师生代表住地接见了他们。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七次：
1966年11月10日、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180万人。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第八次：
1966年11月25日、26日，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共250万人。
至此，毛泽东先后接见了1100-1300万人。通过这8次接见，各地红卫兵士气大涨，从而促使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第一次的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半钟开始。
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一点开始就步行往天安门方向前进了。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下已经有秩序地集合完毕。
新华社报道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来维持秩序。
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5点，离大会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
接见安排在早晨5点钟。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也许其中有东方红，太阳升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8月份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上午下午在室外都几乎热死人。选择在早晨不仅气候适宜，而且从保卫方面说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这种大会，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革命群众中难免鱼龙混珠，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中间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虽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组织大会，但是形势那么乱，怎么可能保证每一个参加者的审查？更不要说严密审查了。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上下功夫了。为了更多地接见群众，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群众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群众。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到了四五个小时。没办法，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动员，群众队伍也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检阅方式了。记不清是哪一次了，毛主席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走不了了，红卫兵整个围住了车，乱七八糟，神仙也维持不住秩序了，有的红卫兵干脆被挤进了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接出毛主席的车子，才发现车里有一只女孩子的鞋。还有一次，天还没亮，红卫兵已经来了一部分，毛主席来了以后首先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警卫人员赶紧劝主席上城楼，好一阵子才把主席劝走。接见完，毛主席又自己下了城楼，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总理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主席过了金水桥，也顾不上说什么，就急着往下跑，工作人员也都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总理，大家一齐站毛主席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主席并不理，还是任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以后司机把车开过来毛主席才上车走了。更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完后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记者也蜂拥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主席接出来。
几十年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一个纯粹的偶然使一个红卫兵名声大振。一个小女孩因去厕所回来没见到毛主席，当场晕了过去。
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的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来到了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人们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几十年后，这个久久不去的印象还深深刻在当年的红卫兵心上。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凝神望着，他似乎被这一片翻腾的红海洋感动了，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军帽上红星在初升的朝阳下不时闪着红红的光芒。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在7点16分的时候，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名代表，并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合影留念。
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准时开始。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就从这以后，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固定副词。
大会结束后，像每年的五一、十一庆祝一样，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网易注：宋任穷之女，文革后又改名为宋Ｘ）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经过。
这纯粹是一个偶然。
也正是这一个偶然，使红卫兵超乎寻常得一下子名声大振。
宋彬彬那天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那个让她心砰砰跳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另一个名叫杭生的革命军人的后代也献给毛主席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接过来，冲他微微一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是最先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看到毛主席的，他和另外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说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他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大声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
红卫兵的队伍直到上午11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参加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一一合影。当时，在天安门城搂上的北大红卫兵提出要让毛主席讲话，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的不是毛主席语录吗？那上边都是毛主席的话。”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有一次接见红卫兵结束之后，观礼台上的数万红卫兵始终没有走，他们说他们没有见到毛主席。因为毛泽东始终是在天安门的下面，就是下来了，观礼台上也看不清。所以，他们挥舞着红红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不离开观礼台。工作人员建议毛主席就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来回走一趟，以此来满足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要求。但是，毛泽东挥舞着军帽从城楼的东侧走向西侧，又从西侧走向东侧，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了整整六个多小时，此时已经回去休息，总不能再让老人家重返回天安门吧？再说，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还很多，要分好多批才能全部见完，再有两三个小时恐怕也打不住。
一些走资派的特色学者和吹鼓手们忽悠"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同20世纪出现的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全盘西化”论相伴而生的"。
这些资产阶级的文人们以"反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 实实在在地玩弄着更恶劣的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根源在走资派邓小平, 而且走资派邓小平又是个玩弄历史虚无主义的高手。走资派邓小平亦即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混合的彻头彻尾的两面派。 走资派邓小平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派邓小平更是在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走资派邓小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找借口, 为了在文革中被批判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翻案。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否定文革、颠倒黑白抹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派邓小平戴着马列主义的帽却不信仰马列主义。走资派邓小平让工人们下岗解散人民公社、强行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加在四人帮和红卫兵造反派头上。
走资派邓小平这些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 文革是在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吗? 江青是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毛泽东吗? 江青反邓小平倒是事实该判死刑吗? "否定中华民族文化"这顶帽子够大的, 当然所指是搞文革的发起者。
百年前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白话文白话诗也曾被戴过这顶帽子。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也被戴过。就如陈延年等年轻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信仰自由主义初试办的"互助小组"试验也被戴这帽子还被诬篾为"共产共妻"等帽子。剪辨子解放女人裹小脚也被某些人反对过。而文革是为"否定中华民族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通过捏造事实、割裂联系、否定规律等手段篡改和丑化党的历史。集中表现为攻击党的领袖和英雄人物，抹黑进而否定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史。通过颠覆社会大众对党史国史的基本认知，鼓噪和宣泄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
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政治目的和现实诉求的唯心史观，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共产党和几千万中国的农民工人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几十年奋斗得来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篡权复辟后的几十年的中国社会的实践不就是证明吗? "改革开放"富了? 请邓小平在一九四九年搞让少数人先富黑白猫乱摸石头过河能使中国富吗? 割裂毛泽东时代、割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是个如同他祖父辈一样成为一方的大恶霸而己。
走资派右派说：“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接触量、贸易量和社会之间的整体交流量，都是前苏联完全不可比拟的，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大措施得当，就完全可能抵消美国霸权主义的强势。”这里，这是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全国工业企业 总额为78039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68466亿美元，即企业垄断组织已经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实际利用外资1443亿美元，对外投资15 17亿美元，即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特别重要的两个基本特征，认为中国已经很像当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达到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阶段，从而大搞“争霸主义”了。
既然中国的走资派右派们都承认现在中国特色政府所进行的是和《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斗争，那么，显然人们只有如实承认中国自2022年之后，已经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阶段，才有利于中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争霸斗争，有利于防止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掩盖自己的“争霸主义”实质。
走资派右派们掩盖中美关系特别紧张的内因。首先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肯定，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外因。
但是也不能只看外因，不看内因。这个内因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
对最后一句话，毛主席实质上是指出了，在资本主义道路走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像苏联那样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所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会激化，并被敌人所利用。
现在走资派右派们的“霸权主义”政策，不就被美国霸权主义者利用来反对中国了吗？
例如，美国官员出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仇恨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用一句话讲了三个观点。
其一，“中国是《美西方》唯一的竞争对手”。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已像当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成为唯一能和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
其二，“它有意图和越来越多的能力重塑国际体系”。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已由“先装孙子后争霸”，逐步过渡到附庸为辅，争霸为主。
其三，“以适应其独裁的偏好”。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领导人主张这样做，是为了实现自已追求独裁的欲望。
正因为这样，美国霸权主义以比当年对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欧盟，比当年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对朝鲜、古巴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更凶狠十倍百倍的手段来对付中国。
走资派右派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国内有利于否定毛主席把反帝和反霸结合在一起的战略方针。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坚持打倒美帝国主义，同时又反对美苏两霸的。这是在于，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最大帝国主义国家，奉行唯我独尊、欺凌别国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帝国主义才是社会制度本身。因此，只有在反帝的基础上反霸，才是真正从根本上反霸、彻底的反霸。
走资派右派们由于害怕反帝最终反到自己的头上，而只提反霸而不提反帝，显然暴露出自己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因此，中国对《美西方》不是反霸而是争霸。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这样做有利于彻底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的伟大真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观点是全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利益。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然。而问题在于，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救俄国、救世界。正是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导下，解散了苏联东欧国家的军事组织即华沙条约组织，发生了苏东剧变这种历史大悲剧。在这种血淋淋的历史教训面前，依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低级红、高级黑的手段，说成新时代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可见其用心是多么的阴险和歹毒。
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有利于国际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阻止“新的十月革命”。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最近指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和功败垂成，从根本上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在实质信仰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徒的帮助下，对改变和瓦解的。” 正因为这样，俄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用它来抨击“十月革命”。认为“1917年，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打击，当时国家正在参与第1次世界大战，但胜利果实却被窃取了。阴谋、争斗、背后捅刀、军民最后的政治活动，变成了最大的震动。军亡国亡，大片领土丧失。结果，酿成了内战悲剧。” 讲这些话，既是为了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更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共产党重新掌握政权。中国的走资派右派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显然不利于俄共的革命斗争。
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有利于中美之间搞“臣妾主义”基础上的和平崛起。走资派右派们公开宣扬，“中美现在不是敌人，未来也绝对不应该成为敌人。事实上中国越强大，也越没有谁敢把中国朝着敌人的方向逼”。毫无疑问，这是主张让中国在中美“夫妻关系”甘当小老婆，并通过和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相类似的“和平崛起”，逐步建成“中美国”即“中美共治”，也就是中美两霸共同统治世界。
而这在美国看来，这正是和它争霸的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并且，这种“和平崛起”的老底让美国摸到了，恰恰让其更轻易的通过军事威胁占便宜。这反而是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从“向美国学习甘当小学“、“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是夫妻关系“、“中美现在不是敌人，未来也绝对不应该成为敌人。“一厢情愿地奉行“臣妾主义”至今，似乎闻到了战争的味道，美国制造的军事武器己在台湾堆积如山，美国军事教官己进入台湾，台湾的军官赴美学习己成常态。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转移对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正如列宁所说：“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实现打垮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罪恶目的。走资派右派们强调，“如果我们因为警惕外部颠覆势力而看谁都像特务，见谁都嫌反美态度不坚决，对社会内部的反美情绪带动‘左’的东西不断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有可能变得僵化，从而削弱我们与美战略博弈长期后劲的形成机制。”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是把镇压左派即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作为专政的主要对象的，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恰恰有利于他们实现这一政治图谋。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分裂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队伍。正如有人所说：“民族主义正好此时趁虚而入，成为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合法性背书的一股力量。在此情况下，曾经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走向其反面，由进步思潮变成保守落后意识。在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合流的同时，也意味着民族主义与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分道扬镳，从而‘左派’、‘毛派’内部的民族主义因素迅速膨胀。抢夺了马列毛主义的话语权，因此说，民族主义对‘左派’、‘毛派’的侵蚀，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划清民族主义与此马列毛主义的界限，必将把‘左派’、‘毛派’队伍带入歧途。”
对于毛远新、朱丹华、毛新宇为什么要在当前形势下发表上述看法，是很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刻领会的。
毛主席曾多次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党内走资派是斗争的重点。正反对两方面的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正如苏联党垮台国解体，它的危险性就比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危险得多。
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