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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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瞬间】特刊
《我们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庆
作者：阮耀钟
永生难忘的八七风波
一、管校长劝学生有绝招【1】
文中提到的合肥市府广场和市府大楼现已搬迁
管惟炎校长自己是学生出身，一辈子与学生打交道。所以他很爱护学生，做学生工作他还有“绝招”。
有一年科大调整学生宿舍。老生觉得调整以后的位置不如原来的好，不肯搬；总务处去做工作，做不通。不肯搬的是我们物理系的学生，系总支去做工作，也做不通。问题反映到管校长那里，管校长就用了个“绝招”。管校长跟我们低温物理教研室的吴杭生院士很熟。吴杭生院士是研究超导理论的，管校长是研究超导物理（实验）的，管校长来科大任校长前就与吴杭生教授很熟。我在“怀念钱临照先生”和 “大学学习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中都讲到，吴杭生院士不仅科研出色，并且课也教得非常好，在学生里面威信极高。这时，管校长对学生用的绝招，就是请吴杭生院士去做学生工作。吴杭生院士他本来只是个教授，不管这种事。老朋友有难，请他帮忙，吴杭生院士义不容辞。我记得好像是吴杭生院士因为小儿麻痹症，成了瘸子。他一拐一拐地爬到楼上，到了学生宿舍，根本就没有劝，就把学生狠狠批评了一通。有的说是把那些学生骂了一通，学生乖乖的搬走了。这说明吴杭生院士的威信之高，也说明管校长的这一绝招真灵。
1986年学潮，管校长又用了这一“绝招”。由于部分科大学生不听管校长和方励之的劝阻，1986年12月5日下午，科大学生第一次上街游行。由于科大领导一方面尽力劝阻学生，另一方面积极与省、市领导沟通，安徽省当局也公开表态：游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科大学生的游行是合法的。这是由于管先生年青时也曾上街游行过，知道对学生游行只能采用冷处理；而管先生又是研究“低温物理”的，是冷处理的高手。当然那次学生游行安徽省当局也做得不错。管先生知道，学生游行实在劝不住，就随他去，反而没事。管先生自已也像没事一样，第二天照常去参加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在会上，管惟炎教授被选为安徽科协的新一任主席。在校内，上课、科研、例行会议等照常进行，一切有序。合肥市也平静如常。【2】
但是科大学生上街游行后，随后引发了全国 29 个城市中的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有的地方对学生游行，不是采用冷处理，反而使事态扩大。科大学生为了声援上海学生再度上街，方励之是这样回忆的：
“科大学生再度走出校园是为上海学生打抱不平。上海学生12月17日首次上街，他们也要求上海当局承认他们的游行合法。但是上海当局没有象安徽省那样做，而是于12月 19日清晨以警察武力驱散学生。消息传到合肥，科大学生急速升温，于12月23日再度上街，声援上海同学。从当日下午开始，科大学生涌向合肥市政府广场（合肥市区仅有的广场）。学生要求安徽当局公开表态谴责上海警方的暴力行动。安徽当局拒绝了，理由是，安徽省不具有公开谴责上海市的权力。学生坚持不散，开始在市府广场静坐。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事态开始紧张。晚上10时左右，中共安徽省委来电话，点名要求管惟炎和我从速处理此事。管惟炎和我当即商定，去广场。我们到广场的时候，学生领袖和一部分学生已经占据了市府大楼的东边。市府负责人还留在西边。形成对峙僵局。管惟炎和我穿梭于东西之间，传话、沟通、说服、谈判。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学生和安徽当局终于达成妥协：1、合肥市府将科大学生的抗议转达上海当局；2、科大学生结束静坐。市府负责人和学生领袖都要求管惟炎和我向学生宣布这一结果。当时广场上仍是一派激情场面，口号声、呼喊声此起彼伏。然而，当管惟炎和我简短宣布了双方的妥协结果，呼吁大家返校后，上千静坐的学生竟齐刷刷地同时站起，一致地、慢慢地向学校方向退去。‘危机’化解了，时间已是24日的凌晨。这是管惟炎和我共事的两年多中，最艰难而兴奋的一夜。”
方励之的回忆中忘了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管校长这次又采用了上面说的那个“绝招”，用轿车把科大二十几位有威望的教授接去，混在学生里面劝说。当然，也把吴杭生院士请去了。这二十几位有威望的教授，在底下劝说学生。管校长跟方励之硬着头皮，在大会上规劝学生。另一方面，管校长和方励之又请求安徽省当局领导采用“冷处理”，适当作点妥协与让步，给学生有个台阶下。省委也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学校又派了车，把学生都接回去了，没出动一个警察。这样做的结果，安徽省委当然也很高兴，并且很吃惊，科大领导本领真不小。管校长的本事说穿了就是用“绝招”加“冷处理”。后来我想，八九年的事情如果也能用管校长的“绝招” 加“冷处理”，也许结果会不一样。
二、永世难忘的晴天霹雳
1987年1月12日，学校把科大教师用几辆大客车拉到安徽省委礼堂。我是第一次到省委礼堂，到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气氛，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受这种气氛，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经历这种气氛。当时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从严肃而沉重的氛围中，能预感到即将有重大事情发生。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新面孔，整个会场空气似乎凝固了，突然，不知是谁说了句，下面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宣布中央《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的决定》：撤消管校长科大校长职务，调管校长回北京物理研究所当研究员；撤消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调方励之去北京天文台当研究员。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决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 月 3 号，管校长刚召集我们开会，准备开展高温超导大会战。这个决定是我这一生经受的最突然的一次，简直是晴天霹雳。可以说，科大师生包括管校长本人在内，都毫无思想准备，毫无预感。决定还宣布，任命滕藤为科大校长，彭佩云为科大党委书记。当时滕藤和彭佩云都在场，宣布这一新的任命时，在场一千多名教师居然无一人鼓掌！难道当时所有科大人都傻了，不，大家心里明白，这时只能沉默。
我们这么好的二位校长就这样突如其来的被撤职了，加给管校长的罪状是“削弱党对学校的领导，削弱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严重失职，已不能保证学校沿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据我所知，文革期间罢免北大校长陆平和南大校长匡亚明分别是用中共北京市委和江苏省委的名义，而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罢免大学校长是“首例”，这个做法在中国绝对是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并且我相信这也是绝后的，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人生一辈子能享受这样一次空前绝后的殊荣，也够了！
当年科大的大门
因为怕学生闹事，向科大学生传达“一号文件”没有开 全校大会，1987年1月12日晚上分班传达的。学生听完传达后，很多学生要上街游行，这时学校把大门紧闭，大门口挤了很多情绪异常激动的学生，科大的新领导一个都没露面，原来的科大领导再三劝阻，效果甚微。校门内是情绪激动的学生，校门外是大批便衣警察，虎视眈眈，拭目以待，形势十分危急。最后，我记得是黄东霖教授，出于对学生的爱护，不顾个人安危，站到高处，声泪俱下的劝阻学生，说他当年被打成右派，下放了十几年…，劝同学们千万不要上街…，一直到很晚才把学生劝到学校大礼堂。又是那个“绝招”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这一次不是管校长使用这一“绝招”，是一位对学生充满爱心的摘帽右派教授自发使用“绝招”。在此，我向这位奋不顾身保护学生的黄东霖教授说声谢谢！向黄东霖教授致敬！
三、无声的欢送会【3】
管校长要离开科大，回北京去了。说实在真舍不得管校长走，像当年我们科大不愿下迁合肥一样，大家又有什么办法呢？管校长确实是一位中国少有的，非常难得的好校长！真是一心一意想把科大办好。
我从未叫过管校长，一直叫他管先生，我是管先生的学生，我们的《超导物理》就是管先生教的，管先生的研究生也是让我代他带的，我那时还是副教授，不能招研究生，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以管先生名义招的，并且事先说好，仅仅是挂他的，做我的课题，完全由我带。管先生很开明，很随和。
我是低温物理教研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管校长虽然是我们学校的一把手，可是管先生的党组织生活却在我们低温支部过。管先生每次在我们支部过组织生活，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没有丝毫架子。
有一次，按上面的布置整党，要求每个党员先写个自我鉴定，在支部大会宣读，大家提意见，再写上支部意见，上交总支和校党委，总支和党委签具意见后，装入各人的档案。
说实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早对这套形式主义的做法看不惯了，再加上到美国去当了二年访问学者，思想也比较开放，所以我对支部里的每个党员事先打招呼，谁没缺点，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用不着写到自我鉴定中，装入各人的档案，每个人在自我鉴定中不必写缺点。因为管先生是我的老师、校长，无论是职称还是职务都比我高三、四个数量级，我不好意思跟管校长打招呼。结果那次支部大会，大家念自我鉴定时，只有管校长一个人有缺点，大家都没缺点。支部大会散会时，大家乐开了，“大家都没有缺点，只有管校长有缺点！”
管校长要离开科大了，当时我们低温物理教研室想开个欢送会，但是不让。幸好，原定1月15日管校长有个博士生要在合肥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早已发出通知，并有几位来自南京和北京的院士参加，无法改期。于是我们便将这次博士论文答辩，变成变相的欢送会。这次博士论文答辩不让在科大举行，只得改在合肥“梅山饭店”举行。学校派了辆大客车，把我们低温教研室师生送到梅山饭店，在车上我还特地叮嘱学生：“今天是一次学术活动，大家不谈政治！”学生完全理解，也许是我无意中也使用了“绝招”，虽然我当时还是个副教授，远不能与吴杭生院士相比，但在那种情况下，学生都理解。
下午论文答辩完了，照理晚上有个会餐。不知是谁说了句：“今天老方也来参加会餐”，给我们带来了麻烦。上面马上通知我们，会餐不许举行。原来是便衣同志听错了，我们说的“老方”，是指物理系的系主任方容川，方容川是科 大5902学生，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从不称他“方主任”，一直叫他“老方”，便衣把“老方”理解为方励之了。经解释，最后误会总算消除，会餐照常举行。
会餐时，知道周围肯定有很多便衣同志，大家纷纷向管校长敬酒，但每个人一句话都没说，静静的敬酒，一切都在无言中。我也端着酒杯，两眼含着泪，默默地走到管校长跟前，跟管校长碰了碰杯，话都没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唯一一次无声的欢送会，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欢送会，是我永生难忘的欢送会！我相信这种无声的欢送会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空前绝后的。说实在，我今天写到这里，还热泪盈眶…
校长要回北京去了，我们无法为他开个真正的欢送会，但总该有点表示吧。几乎我们低温教研室的每个老师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的。如何表达我们的心意，有的老师提议送棵塑料做的黄山松，因为黄山松是安徽的象征。既然送黄山松，那总得写几个字吧。夏健生老师提议，就用陈老总那首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同志生前写的这首诗，生动地概括了他傲霜斗雪、倔强峥嵘的战斗一生，用来送给管校长正合适，并且即使上面来追查，也挑不到毛病。后来上面还真来追查了，问我们为什么送给管校长黄山松，我们回答，黄山松是我们安徽的象征，我们不送黄山松，送什么？上面也无话可说。
因为我的毛笔字还拿得出手，陈老总那首黄山松的诗是我抄写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礼物，我们也无法在管校长回北京前送给他，因为管先生当时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国家安全部安排，已无个人行动自由。这盆黄山松后来是由我专程送到北京，送到管先生家里的。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与管校长的最后一面……
在上图的人行道上，学生摆了两张桌子，征集大家的签名，准备送给管校长作纪念
四、“管校长，你别走！”【4】
在管惟炎先生离开科大的前几天，我亲眼看到科大学生在管先生的宿舍门上贴了一张字条：“请同学们不要打扰管校长，让他好好休息。”——因为很多学生络绎不绝来找管先生签名。有的学生说：“管校长，本来毕业证书是校长签名，今后我拿不到你签名的毕业证书了，请你在我的学生证上签个名吧！”有的没带学生证，就请管校长在书上或笔记本上签名。管校长来者不拒，一一给学生签名，一律写了“努力读书，报国有门”八个字。有的学生看到前去找管校长签名的同学实在太多，担心管校长太辛苦，于是，出现了前面说的那张条子。
我还亲眼看到，在校园里正对着物理楼的马路上，就在我拍的上面那张照片中，马路左侧，在停着的汽车稍前面一点，学生摆了两张桌子，征集大家的签名，准备送给管校长作纪念。
管校长要走了，管校长要回北京去了。我们低温教研室的老师都是管校长的学生，如今，我们的“老师”将含冤回北京，我们当“学生”的想送送他，但是送不成。因为管校长的一切行动都得听安全部安排，几乎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走得很秘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群众？！
管先生离开合肥的那一天，科大上千学生，打着“管校长，您别走！”的横幅，到合肥火车站去送行，但送了个空。原来，上面早就料到学生会到合肥火车站为管校长送行，所以，先用小车把管校长送到蚌埠，让管校长在蚌埠上火车！科大学生在合肥火车站送了个空。
“你们回去吧，学校已派车子来接你们回去。”
“我们不坐学校的汽车，我们走回学校去。”
“不许游行！”
“我们走人行道，只唱歌，不喊口号，不是游行！” 上千名科大学生，一路上唱着国际歌，唱着科大校歌，
浩浩荡荡从合肥火车站出发，走回学校，唱回学校，走了十多里，唱了十多里，又一次唱着悲壮的校歌……
管校长走了，这是科大的巨大损失，也是对科大的巨大打击。
管校长离开合肥了，但是，事态的发展并未结束。上面还担心学生到北京火车站去迎接管校长——因为，管校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研究生院”院长。因此，在蚌埠，他们不让管校长乘合肥到北京的火车，而是乘南京到北京的火车——我们的安全部对付学生，步步都是高招。
不出所料，科大北京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们，果真去北京火车站迎接管校长。结果，接了个空。有的北京学生，接不到管校长，急得在几个车厢来回转，到处找管校长，不幸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抓。不过，也有一个机灵的学生，在北京车站找了个熟人，走了“后门”，给管校长送了一束鲜花。这束鲜花代表了科大师生的心愿！
既然上面会料到科大有大批学生送和接管校长，说明上面也知道管校长深受科大学生爱戴，但是，偏要把深受科大学生爱戴的管校长撤职调走，真不知是何居心。
虽然管校长走得很神秘，科大只有党委副书记王学宝一个人送他到蚌埠。但是，事后管校长也知道了，有数千科大学生送他和接他。世上有哪位下台校长有这么多学生送和接？我敢断言，一位下台校长有这么多学生送和接，古今中外都是空前绝后的——管校长又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
在科大人心目中，管校长永远是科大校长，他决不是失败者，他是人们心中的英雄！——管校长，人生有这么一次也值了！
五、对自由化的思考
1987年1月，中国科大的校长和常务副校长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箭落马。改革开放前，常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把人置于死地；而改革开放后，“资产阶级自由化”使不少人遭了殃。因此，我不能不思考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呢？通过网上搜索“资产阶级自由化”，百度是这样描述：
“自由化的实质是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要求绝对自由。事实上绝对自由是没有的。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受约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人们对必然的认识，只有当人们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时候，才有自由可言。在政治上人们的自由，一定要受法律、纪律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否则，就会妨碍和侵犯别人的自由，一旦同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那就把自己完全置于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了”。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社会科学一窍不通。看了上述对“自由化”的定义，我有几点想不通。
"自由化”前为何要冠以“资产阶级”的修饰词？ 1987年反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一直误以为还有“无产阶级自由化”，就像市场经济那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分。但从目前存有的理论文章和资料分析，凡是自由化必是资产阶级的，世上没有无产阶级自由化。既然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那为什么在自由化前面还要加上“资产阶级”的修饰词？完全没有必要在自由化前面再加上“资产阶级”的定语，简单的叫自由化不就行了吗？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要求绝对自由吗？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既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之分，也没有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自由之分。
美国在1776年制订的《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明确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四条进一步解释：“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1】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谈到“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1】，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5】
在上述这些经典式的定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由是指人们可以做一切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事，它们以别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如何实现这种权利，如何界定自由的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所以，百度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定义中，认为“自由化是在政治上要求绝对自由”，纯属无中生有，是找不到可批判自由化的东西而随便编造的。
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追求自由？《马赛曲》里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斐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等等，既代表了资产阶级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坚强决心，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精神。因为争取自由，实现自由，不仅符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自由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共同的需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一切先进的思想家无不推崇自由、宣扬自由。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推崇自由、宣扬自由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马克思十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统一起来。从语义上看，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最终目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
自由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早已公认的对美好社会的追求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不仅资产阶级政治家追求自由，无产阶级政治家也同样追求自由！ 没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社会，培养不出引领世界潮流的巨人，永远无法站在创新发展的前沿。所以，百度对于自由化的定义中，把自由化全部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该为中国的自由化而奋斗吗？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我们共产党人就应当把争取自由、实现自由化作为毕生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也曾在民主革命时期高举自由的旗帜。他一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当允许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号召全党努力“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建立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在《论联合政府》和《两个中国的命运》中他都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并且明确地表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将“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然而，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他却再也不提“自由”“个性”这些概念了。为什么呢？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在民主革命期间，革命的对象是蒋介石的封建专制的独裁政权，当然非借重自由、民主、个性这些口号不可。
在毛泽东的思想里，自由民主只是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所采取的一种手段一个号召民众、争取民众的口号。他没有认识到自由民主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呼求，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努力争取和实现的目标，所以，一旦夺取了政权，这些便弃之若敝屣。对自由的认识不到位是建国以后自由被冷落的认识根源，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制度性的根源。由于建国后没有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没有铲除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主义当作革命的对象，致使建国前便已在共产党内部产生的专制主义，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形成了社会主义其名而专制主义其实的一整套制度。
自由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当革命者自身转化为专制主义的物质载体时，他们怎么能容纳旨在消灭封建专制的自由理念，怎能允许人民群众保有自由民主的权利呢？这便是毛泽东抛弃自由和毛后时代“反自由化”的实质所在。
在我们向社会主义道路进军的途中，应该看到专制主义尚未完全肃清。肃清专制主义是一个必须跨越的阶段，而在肃清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自由民主是最强大最有力的武器。自由化的进程，就是肃清专制主义的进程，也是奔向社会主义的进程。我们要提倡、推进自由化，而不是反对、压制自由化，不但经济需要自由化，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也需要自由化真正做到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陆定一坚决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6】，提出要允许艺术和科学领域“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认为“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人类的宿求，是每个人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2】
【1】 http://yzruan.blogchina.com/633425977.html#article
【2】《忆管惟炎教授》
http://hi.baidu.com/zhdustc/blog/item/6479cbfec98063315d600856.html
【3】 http://yzruan.blogchina.com/893217840.html
【4】 http://yzruan.bokee.com/505374048.html
【5】 杜光：为“自由化”正名
【6】 陆德：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
（本文经再次重审。本人申明，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不是学社会科学的，若有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但请不要给我扣上宣扬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帽子。）
《科大瞬间》文学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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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各有侧重，你没看到不等于没写。这篇是专门讲八七运动。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俄国，土耳其，日本的西化都是以军队引领的，或者至少是做主力参与的。北洋军还算是正规编练过，西方教官。但是也没有达到领社会先河的要求。黄埔军是速成班，苏联教练，就更差了不少。中共军根本就是土八路。最强的部分就是收编的满洲军，日本编练的。但是中上层自然不可能用这些人。当然军队现代化为前导也只能速成不能长效，而且容易军国主义化。
中国的西化的领导者，无非是一些做题家和走私贩。两者在武力上政治上都是软弱无能的。甚至做题家还不如走私犯有真正的影响力。做题家作为候补干部，走得还是忽悠光绪的上层路线。说不好听的就是找借口抢班夺权，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体制。因为官僚读书人本来就是大一统皇帝制的最大受益人和支持者。反之走私犯才是西方商贸自由主义的雏形。官方之流，不过是重复戊戌六君子的老套。就如改革开放是二次业务运动，特区就是新租借。
之所以中国历史总是循环。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历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