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婆子（二）

三
 

 

 

   后来几年里，翠云接二连三地生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农村的生育高峰期，因为三年经济

 

困难期间农村不但没有孩子出生，还饿死了许多人，那时政

 

府鼓励多生孩子，一开始对生孩子的妇女还有工分补助。按

 

理说，他家有了三个孩子后能分到五口人的粮，粮食紧张的

 

状况应该会得到缓解，不过，他家因为工分做不上来，年年

 

超支，不但年终分配时拿不到一分钱，还要被队里将口粮卖

 

到粮管所里去，让他自己拿钱去买，他没钱买时就将'计

 

划'卖掉一些议价，再用卖粮的钱去买剩下来的粮，这样的

 

做法在当时叫“杀猫儿喂猫儿”，老小多的超支户那时大都

 

是这样做。这样一来，粮食就仍然不够吃。又由于年年分不

 

到钱，家里的零花钱就更紧张，有时养的两只老母鸡抱窝不

 

生蛋，连买一盒火柴的二分钱都没有，每回烧饭时，翠云都

 

是拿一个草把到我家灶膛里“过火”。为了节省一些点灯的

 

油，晚上翠云大都是到我家油灯旁边“借光”为孩子们补衣

 

服、纳鞋底。

 

 

 

    他家五口人，每年可以分到十丈多一点的布票，分布票

 

对他家来说就等于是“分红”，因为一尺布票可以卖到二角

 

钱，实在需要给孩子添件把衣服时就卖掉些布票，再用卖布

 

票的钱买几尺花布。高得财从来没添过新衣服，他的那一身

 

军装一直穿了好多年，黄色被洗成了灰白，上面还补了不少

 

不同颜色的补丁，夏天，他都要打几个月的赤膊，只穿一条

 

短裤头，烈日下也只披一块见方不足三尺的白粗布披肩，那

 

块布，既能当上衣，下河洗澡时还能当毛巾。翠云在穿着上

 

面的花费要比得财“奢侈”些，因为，年轻的妇女不能像男

 

人那样打赤膊，在漫长的夏天里，她们至少每人要有两条可

 

以换洗的短裤和两件短袖洋布上衣。我们那里都习惯将短裤

 

叫“昆子”（昆字还应该有个衣旁），那种短裤较宽大，是

 

可以单穿着干农活的，与现在的内衣是两码事，那时农村中

 

的妇女还不知道什么是内衣。生过孩子的女人，穿的褂子旧

 

一点破一点也不大要紧，唯独她们的昆子要结实，马虎不

 

得，有时候在田里干活一不小心将旧昆子绷开了一条缝，就

 

不得不用手捂着屁股跑回家去换衣服。那样令人十分尴尬的

 

事那些年时有发生，记得翠云就碰到过不止一次。那时，做

 

昆子的布全是用的洋布（一种较薄的棉布），一是图价格便

 

宜，只有三四角钱一尺，二是图热天穿在身上凉快，但不经

 

穿，看起来还是好的，其实已经没得“身份”了，经不起折

 

腾。

 

 

 

     翠云在这方面倒也不大在意，她的表现常常比别的妇

 

女还要“侉”一些，她不但会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中旁若无人

 

地给孩子喂奶，甚至晚上在外面纳凉时干脆光着上身，在皎

 

洁的月光下，她的两个大白**常常让那些在一起纳凉的光棍

 

汉们想入非非。为此，后来队里有人在背地里给她起了个诨

 

名，叫她“侉婆子”，当着她的面就叫她“二婆子”，时间

 

长了，她父母给她取的那个很好听的闺名就渐渐地被人们淡

 

忘了，三十岁还不到的她在远处看就像是一个老婆子了。那

 

时有了两三个孩子的农村妇女大都是这样的，有一句俗话叫

 

“蓬头赤脚领儿女”，她们短暂而苦涩的青春年华随着一个

 

个孩子的降生很快就成了遥远的记忆。

 

 

     我当村支书的那些年，高得财被队里照顾安排到集体

 

猪场上养猪，其实也说不上是照顾，活儿特别脏不说，还只

 

能拿到一个半劳力的工分。只是活儿轻巧一些，能挤出一点

 

时间来照看孩子，那几年，他家孩子的状况实在是惨不忍

 

睹，最大的一个才六岁，一个四岁，一个两岁。他们夫妻二

 

人上了工，家里就靠那个六岁的儿子带两个小的，有时负责

 

带弟弟妹妹的“大人”只顾自己出去玩了，四岁的弟弟就跟

 

着他，还不会走路的小妹就在床上哭得死去活来，有一次还

 

被老鼠啃掉一个小脚肢头。高得财当了“猪倌”后，家里的

 

情况就好得多了，他可以将那个最小的带到猪场里，上午该

 

干的活儿干完了还能回到家里烧中饭，翠云从田里回来也就

 

能吃到了一顿现成的。队里对他能做到这样人性化的安排，

 

也算是仁至义尽了，那时对退伍回来的军人没什么特别照

 

顾，只是到了旧历年底，村里会象征性地敲锣打鼓送几张年

 

画和一张“光荣人家”给他们。像高得财这样的**员每年还

 

要缴五角钱党费。这段时间里，虽然翠云做的工分比得财

 

多，但得财却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他不但会洗衣做饭，还会

 

缝缝补补，当了几年兵的人大都会做些针线活，不过，人们

 

一见到那种粗针大线就知道是出自男人之手。

 

 

 

     他那个猪场，只养了十多头“长寿”猪，那时集体养

 

的猪，大都是喂的粗糠和青饲料，一年到头不长肉，出栏的

 

周期很长，年年亏损，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得到一点猪粪作肥

 

料。猪场里也只有高得财一个饲养员，没人管，特别“自

 

由”，为此，高得财的这份“工作”还挺让人羡慕，甚至还

 

有人妒忌他，捕风捉影地说他的坏话。有一次，生产队长向

 

我反映：说有人看见他偷猪场里的精饲料烙饼给他儿子吃，

 

我起初并不相信，就叫他先别声张，等我调查核实一下再

 

说。我找得财个别谈话时，他承认确有其事。平时猪场并没

 

有精饲料，那一回是因为有一头母猪下了崽，队里用五十斤

 

大麦轧了些粗麦粉，为子防止被养猪的人拿回家去煮粥吃，

 

送到猪场后，生产队里的会计还特地亲自动手掺了一些粗糠

 

进去。我问他既然已经掺了粗糠怎么还能吃，他说：“实在

 

没办法，那天家里又断了炊，孩子们在猪场哭闹得凶，就每

 

人烙了一块饼给他们，其实那里面掺的糠不多，孩子们吃得

 

还挺香，不过我向你保证，总共就那么一回，除了那一次，

 

我可从来没往家里拿过一回东西，这事你可以再调查。”我

 

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也没要他在支部会上作检讨。那时我

 

想，就是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人物如果还活着，碰

 

到高得财目前这种情况，也是难免会犯一点小错误的。

 

四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被调到公社工作，大女儿已经

 

出了嫁，其余的几个孩子也都在外面上学，桂贞一个在家里

 

种了五六亩承包田，到了农忙时还常常会得到得财夫妻的帮

 

助，翠云替我家栽秧也从来不要桂贞还工。每年过春节时，

 

我都叫得财写一份报告，替他找公社民政科争取二、三十元

 

钱的困难补助。其实那时他已经算不上是困难户了，跟大多

 

数农民一样，至少都能吃上饱钣。他家的三个孩子都没上多

 

少年学，家里没有吃闲钣的，劳力多，除了种承包田还能搞

 

点家庭副业，后来，国家对农村退伍军人还多少有了一点生

 

活补助。因为两个儿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他家还跟队里要

 

了一块宅基地，新砌了三间简易的砖瓦房，接着又化了两千

 

元钱为大儿子“买”了个贵州的媳妇。翠云还经常跟人说，

 

她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如果不是赶上了计划生育让她做了

 

结扎手术，后面还可能有两三个孩子，那样的话就更够他们

 

折腾了。

 

 

     后来 ，他的大儿子分出去了，住进了新屋。没过几

 

年，又将那两间住了二十多年草屋改建成瓦房，虽然砌的仍

 

然是最简单那种平瓦空心墙，但却比原来的土屋宽敞明亮了

 

许多。记得当年我和他做邻居时，他一家五口人在闷热的夏

 

天里都是挤在一张不是太宽的板铺上，高得才常常通夜在露

 

天外纳凉，庄子中间新建了一座水泥板桥，到下半夜时桥上

 

还躺满了纳凉的人。那时没电，没办法，桥上面有点河风，

 

蚊子也比在巷子里少一些。有一回听到翠云对桂贞说：“现

 

在算是过上好日子了，不愁吃，不愁穿，住得又宽敞，每年

 

还能余点钱为儿女们办事情，真想不到还能有今天。”

 

 

 

     又过了些年，我替桂贞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在乡

 

派出所食堂煮饭（那时公社又改成了乡政府），家里的承包

 

田全部让得财家代种。那几年，他家靠种田还发了点小财，

 

就是人也比在大集体时更辛苦了些。那时农业机械化才刚刚

 

起步，只有耕田、灌溉和脱粒用上了机器，像收割、栽秧这

 

些大宗农活都仍然靠原始的人工来完成。还有，那时每年都

 

有河工任务下达到村，任务是按照承包田面积平摊下来的，

 

不给工钱。他家田种得多，分的任务就大，得财每年冬天都

 

要出去无偿地挑个把多月的河，他本来就算不上是个大劳

 

力，个子不高，长得又单薄，现在又有了一把年纪，挑不动

 

也只能硬撑着。不过，苦虽苦一点，种田的收入却不少，苦

 

了几年，二儿子也结了婚，二媳妇是明媒正娶的本地人，当

 

然花的钱也比娶大媳妇要多得多。

 

 

 

     正当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高得财又经历了一场“劫

 

难”。那年他的大孙女儿已经三岁，大媳妇又偷偷地怀上了

 

二胎，秘密暴露后，不敢在家中久留，一抬脚就逃到贵州的

 

娘家，大儿子送走了媳妇后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打工了。

 

乡计生办的人就将高得财“抓”了起来，说是要跟他拿钱派

 

人去贵州“抓逃”。他因为不肯出钱还吃了些拳脚。那天，

 

我听到消息后，特地赶过去看他，他被关在计生办大楼楼梯

 

下面的一个不足两平米的杂物间里，水泥地上只有一摊稻

 

草，以前听说这间“禁闭室”里曾经将一个媳妇超生的老头

 

关了一个多月。见到我时，他眼里噙着泪水，没跟我说一句

 

话。我找到那个主任，我说：“你们千万别把当普通群众一

 

样对待，当年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你们还

 

都没出生。”我那时是乡里的中层干部，虽然“级别”要比

 

那个主任高一些，但他那时手里有“尚方宝剑”，事关“国

 

法”，不便多什么，那时计划生育可是个敏感的“雷区”，

 

弄得不好会惹火烧身。每当到了吃饭的时候，桂贞都从食堂

 

里盛一大碗饭送过去，只关了三天就放回去了。

 

 

     后来，媳妇在贵州给他生了个孙子，计生办要拆他大

 

儿子的房子，我又帮他解了一次围。那回我直接找了分管计

 

划生育的乡长，我说他那房子拆下来值不了几个钱，不如由

 

我做他家的“工作”，让他一分不欠地将超生罚款缴上来。

 

那时超生二胎的罚款标准虽然也只有三千元，但在那时可是

 

个天文数字，差不多要卖一万好几千斤粮食。他的儿子出了

 

一千，得财也出了一千，还差一千是我借给他的，过了二年

 

也是得财还的。后来，翠云美滋滋地抱着孙子跟桂贞说：

 

“受点儿罪，花掉些钱还是值得的，要不哪有孙子抱？”

 

 

 

     我退休的那年，得财查出了晚期肺癌。拖了不到一年

 

便走了，最悲痛欲绝的当然是二婆子翠云。那年得财67岁，

 

翠云刚过了60，其时，他的一切身后事都安排妥当了，就连

 

最小的女儿也在前些年成了家生了孩子，他走之前最放心不

 

下的也就是这个跟着他过了将近四十年贫苦日子的女人。再

 

往前走，前途一片光明，满以为，人老了却苦尽甘来，还能

 

会有一段好日子过，哪晓得，天不遂人愿。走的人苦，未亡

 

人注定会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