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和身体

情色和身體

很久以前，早忘了是在哪本书里,我读到过一种奇怪的语言起源论：说是最初只有专门指称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词汇，后来这些单调的词汇使用得太久，原有的意思渐次磨损，遂被转用于指称其他的东西和动作，同时人们又发明出有关性的新词汇来。新词不断按这一方式发生，旧词陆续转于他用，这种词语的替换在那洪荒年代中日积月累，语言便废品回收似地丰富了起来。那一批批被淘汰的性词汇就像复员军人脱去军装转向各行各业一样，从此完全失去原有的性含义，人间的万事万物遂获得了各自的名称。真是匪夷所思的怪论，当时我在惊诧之余，也只把那说法当个理论笑话姑妄听之，并没有费神去做过什么深思。如今提笔试作“情色”之论，只因想到了词语及其传达的信息在语境变换过程中的动态消长，顺便把这个语言的性起源臆说公布出来，聊作本文的入话。

同一个词语，以前曾经贬义十足，后来旧义日渐剥落，随之就可能引伸出另外的新意思来。汉语在这方面也许特别富于弹性，比如在今日中国的后现代语境中，我发现很多性论述都不再使用像“色情”这样洗刷不清的旧字眼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偷换的措词策略：只是把那俩字打了个颠倒，一下子就另造了含义更为开放的“情色”一词。它甩脱了原来的道德嫌疑，以其比较模糊的语义拓宽了指涉的空间，不但为有关情欲和身体的呈现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方便的关键词，同时也为“erotic”这个英文词确立了一个较为准确而又含蓄的中译。

至于以下要讨论的身体，乃是人的本体，它既为个体生命存活的血肉之躯，也是社会观念和话语实践的产物。动物只有自然形态的躯体，它们在自己的混沌一体中蠢然而动，其躯体上的雌雄之分仅有生殖器官及其功能的区别，它们的皮肉和神经只是机械地产生痛感或快感罢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始于男女有别，是男人和女人分别在躯体上人性地发展各自性征的进程中，人逐渐萌生了身体的意识。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性别的存在，一个人关于自我或身分的观念，首先形成于身体上与异性的相互区别。打从孩提时代开始，在我们的身体整个的发育过程中，几乎每一步显著的变化特别是衣服遮盖下那些隐秘之处的变化都会引起我们的惊恐、好奇和某些很难说清楚的秘密冲动，所谓性意识，应该说首先就是在我们注视到自己的身体，并感触到了什么的时候萌动的。应该看到，身体虽为我们自己所有，却又外在于我们，作为感受的主体，它同时还是我们认知的对象。孩子对身体的好奇首先从自身开始，他们大都喜欢向大人提出自己从何而来的问题，但对这个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疑问，父母一般都不愿率直将真相说出，于是就信口胡诌地回答一番，随便把孩子敷衍过去。孩子还喜欢玩弄自己的性器官，在父母的眼中，这当然是不太好的举动，他们大都会因此而呵禁孩子。大约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孩子便置身此类若有禁忌的怪异氛围，他们的无意识深处才害羞地酝酿起了对自己的身体想知道些什么的欲望。弗洛伊德把这种最早的身体经验称之为自淫的本能冲动（autoerotic instincts），而把精神分析学说活用于解释西方叙事作品的耶鲁教授布鲁克斯(Peter Brooks)则提出了一个含义更广泛的用语，在几年前出版的《身体作品》(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一书中，他反复强调，正是受到了这种“认知癖”(epistemophilia)的驱动，我们的身体才有了情色的意味。求知欲怎么会和性欲有关？也许乍一听说这样的命题，你会觉得诧异而费解，但请不要忘了，其实很多人在他们早年翻阅人体生理手册的时候，大概多少都有过受到刺激的经历，都在阅读描述生殖系统的文字或看见有关的解剖图时，对那些与自己的身体有关的知识发生过隐秘的兴趣。在虹影《饥饿的女儿》一书中，女主角就是在读了性知识的书籍之后朦朦胧胧生出了越轨的欲念，接着便投入她老师的怀抱，初试云雨，自荐了枕席。《圣经》告诉我们，开天辟地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亚当和夏娃偷尝了知识树上的苹果，他们在认识上的开窍竟导致了在身体上的犯禁，从此开始了人类的堕落。这样看来，我们对于自己或他人身体的欲望，本质上就是一种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的好奇心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眼睛的注视得到的满足远远丰富于与他人身体的接触，身体总处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在它的“他者性” (otherness)中聚积着性欲的能量。按照布鲁克斯在一次接受访谈时的说法，正是拈出了认知癖这个概念，他才把他对欲望的兴趣与叙述的认知方面结合起来了。他说：“我一直关注建立在求知欲上的叙述，而欲望又集中在身体上，身体本身就可解答一切迷团。身体是欲望和认知的对象，看的欲望、拥有的欲望和认知的对像是联系在一起的。” (见布氏另一本书：Psychoanalysis and Storytelling, p.129) 我想知道就是我要看到，猿人从猿猴群中直立起来向人走去的漫长历程，可以说一直都是一个重点发展眼睛，不断提高注视能力的过程。

佩格利亚的《性面具》一书早已指出，男性取向的视觉专注是贯串西方艺术发展的一条红线，她盛赞这种阿波罗式的投射，说它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眼睛，并将其描述为光的照耀或箭之射出，把它求真造美的动力与原始大母神的重浊状态对立起来。她认为，内囿于繁殖使命的雌性代表了自然的本质，它只趋向量的无限增长，它的丰饶只会造成莽苍的景观，以其弥漫的单一性淹没事物的差别。相反，文明的全部努力却在于揭示蒙蔽和突出差别，最终让真相在除去掩盖后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人就用裸体的女神雕像象征真理的概念。女人的形象便这样吊诡地被造了出来，男人既认为她们善于弄虚作假，却偏偏又爱拿她们的裸体来作真和美的感性显现。布鲁克斯在他的书中引证了一个十八世纪西方作者的言论，那位形而上的唐璜主义者干脆就把求真等同于求女，把男人对女色的迷恋与他们对真理的酷爱硬是拉扯到了一起。按照他的逻辑，要想求真，就得揭穿一切假相，得不断地摈弃虚幻，因而男人之耽于情色和见异思迁，全都可以被视为他们不懈地探测真相的结果。他最终把好色和好学界定成了一条蔓上的两个甜瓜。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言论，例如假托后汉伶玄所撰的《飞燕外传》序就说过：“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则通，通则流，流而不得其防，则百物变态，为沟为壑，无所不往焉。”聪明的眼睛必然要看到界线以外，慧根原来就是犯规的根子，认知之所以是一件乐事，正因为知道了那些不该知道也不准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很有快感的。对于这一乖僻的现象，布鲁克斯在他的书中反复做了理论化的阐述，他给他的认知癖还特意搭配了另一个叫做“观色癖”(scopophilia)的用语，他力图用这两个对子一样的概念理清求知和欲望，身体和情色之间的复杂关系。按照他的描述，从注视中得到快感的欲望总是发自男性的视角，而注视的焦点则集中于女性的身体。正是基于认知癖和观色癖的双重纠葛，从古典时代的雕塑到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直到现代的摄影和录像，西方文明在注视技术上的发展始终都以人体的再现为主，而其中投入了注视最多，也最吸引注视的就是女性的裸体。

在影视形象泛滥的当今世界，暴露的女性身体已经成了魅力的模型，它们被作为性感的标准件布满了各类商业广告的前景。女性身体实际上已经不只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它同时也受到女人自己的欣赏。美国有一个戏仿《花花公子》的刊物名叫Playgirl，顾名思义，那当然应该是给风流女士消遣的读物。该刊专登非常暴露的男性裸体，不知底细的人往往会以为那是专供荡妇淫女玩赏的春宫，其实不然，据说真正对这种画报感兴趣的是广大的男同姓恋者。原来好男色而以男性身体为欲望对象的依然是另一些男人，他们属于另类人物，应放到例外的情况下专门讨论。至于女人，听说有不少人都在私下澄清，她们对男性裸体的观感与男人对女性裸体的色迷其实并不相同，因为我们的文化语境并没有让女人养成把男性身体当欲望的对象来注视的习惯。男性身体还没有被编码为情色的符号，在任何场合，公然把那个拉康所谓绝对能指的阳具暴露出来，不管在男人眼中还是在女人眼中，都是极不雅观的。在把自己脱光的事情上，我看男人通常都比女人胆怯和勉强得多，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男人常常显得昆德拉式的可笑。一般来说，男人健壮的肌肉和毛茸茸的体表，充其量不过象征勇武或暴力罢了。在女人面前，那样的形象更多的是作为攻击性的武器进逼而来，而非作为欲望的对象显示出魅力。对于自己同性的身体，女人欣赏的角度也与男同姓恋者欣赏男性身体的眼光完全不同，她们所欣赏的是她们认同的美，是她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她们从中渴望的只是她们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被看性”，她们不是渴求那个对象，而是渴求成为欲望的对象。现在，男人主导的商业和情色市场把女人的身体塑造成了情色的偶像，它不但被装扮成男人渴求的对象，而且被抬高到女人群起效仿，竞相崇拜的地步，最终使女性身体的性感成了女人自愿为自己购买的商品。消费的女人越是要拥有自己的身体，她们便越是从自己的身体异化出去。正如拉康所说: “通过男人的中介，女人在为男人充当他者的同时也变成了自己的他者。”女人的身体越来越受到市场和流行美学的操纵，她们热中购买各种减肥的器械和药物，每一天都把大把的钞票花到了能使身体更有魅力的化妆品以及形形色色的内衣上。求真的古代艺术家用尽了手段，为的是给他们的“身体作品”灌注生气，人们都熟知皮格马利翁把自己制造的雕像爱抚得变成活人给他当了伴侣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讲述的奇迹当作一个寓言来读，它无疑肯定了欲望和想象的万能，也表现了古典艺术在追求理想美和征服真实等方面的自豪。但在“机器复制时代”的今日世界，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则由于利用现代的技术和材料制作了完全等同一个真实的个人的雕像，结果却使艺术丧尽灵气，把刻意在裸体上突出的性感搞成了精美的冷感，最终，把身体作品做成了一个只是引起人注视的东西，一个只让人对造成这一仿真效果的技术感到惊讶的产品。时装模特甚至比超级写实主义的雕像还走得极端，她们走到了皮格马利翁奇迹的反面，把自己有血有肉的身体练得雕像一样冷漠。因为她们的专业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充当活动的衣裳架子，让面孔尽量定型为面具，然后迈出机械的步子走向前台，以一具具美丽的行尸走肉为换不尽的时装擎起旗杆。衣服本来是要装饰身体的，模特的职业却把身体弄成了衣服的附庸。欲望现在从身体转向了物，转向了商品，最后只剩下了单一的消费欲。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所知所见向来都十分有限，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其实只是一个想象的对象。你不可能全面看到它，也不可能一览它延续着的动态过程，眼睛的注视永远都被限制于局部和片断，身体好像越追越远的幻影，你越想彻底把握它，它越对你显示出不可穿透的他者性。世上确实没有完全的满足，匮乏乃是本体性的，正是欲望的中断、受禁和不可完成激发了欲望的活力，而同时也加深了它的挫折。对于求真的西方哲学，欲望与其无法最终实现之间的紧张一直在产生进一步求真的动力。如上所述，在视觉艺术上，西方的眼睛对身体的刻意捕捉已达到了将它物化的程度。以悟道为最高境界的传统中国哲学显然对无止境的求知缺乏兴趣，庄子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道是“惟恍惟惚”的，你无法穷尽它的细节，对于这个只可意会而难以形求的东西，古代视觉艺术的旨趣更倾向于遗貌得神，而非巨细毕究。神是道灌注于一切有形之物的生气，它显示的美感即为气韵生动。对于人体，中国画并不追求解剖学上的真实感，所以裸体的题材始终都留下了空白。在传统的人物画中，女性身体基本上虚化于服饰的包裹，裙褶、长袖和飘起来的衣带，以及勾画它们的线条所形成的飞动之势，给你呈现出的只是意想的身体。那些美人画不管是丰艳端丽的还是纤弱柔媚的，都难以确切看出可以使观色癖得到满足的东西，画上面的身体好像被表现为一种暗示的关系，是恍若要向背景远退而去的姿态，它把你的无处落实的注视阻止在界线以外，使你生出一股子幽思和怅惘。这就是中国古典式的情色，警幻仙姑所谓“意淫”的东西大约就是这回事了。现在，你面对的美人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形象，它既呈现为女性的身体，又有一定的象征意味，于是，你因中断、匮乏、挫折而产生的人生失意也可以寄托在那上面了。“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楚王台上一神仙，眼色相看意已传。见了又休还似梦，坐来虽近远如天。”由望而生慕，又因隔阻而起哀怨，在古典的怨慕型诗词中，这种“意密体疏”的情境已经被诗人抒写到了呻吟成病的地步。那是一个“意似近而既远，若将来而复旋”的身体，挑起欲望，随即又把它打消，如此迭相变换下去，干扰得男性的注视欲罢不休，最后陷入了苦恼。“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在这里，女性身体成了一个移动的标尺，标志着诗人向往的世界，诗人可能在其背后寄托了他从游仙到仕途乃至爱恋的任何欲望，女性身体的不可接近性于是具有了普泛的含义，所有的不满足都被迭印在美人身上那飘飘欲仙的衣褶内。诗人是没有自传的，大同小异的香艳无题诗消融了每一件本事的痕迹。西方的叙事传统与中国古典的抒情传统相反，叙事的目的就是要把事情的真相说清楚，从坦白个人的性经历直到对他人身体的窥视性描写，在西方的小说中，故事的讲述常常采取了男性侵入了女性私人领域的形式，用一幕幕揭起、剥光和穿透的性场景把读者想知道的真相展现出来，而读者也在注视真相如何暴露的过程中得到了阅读的快感。在古典诗词的抒情描写中，女性身体往往被置换为美丽的对象：或置身闺房世界，把女性身体与服饰及种种女性用品的并置在一起，通过悦目的铺陈，让身体的不同部位展现为一首首咏物诗的题目。或是用花柳的意象比拟或代指女性身体，如堆砌柳腰，桃腮，樱口，海棠春睡，红杏出墙等香艳的意象，从而把女人身上具有肉感的部位都遮盖起来，把它装饰成精美的对象。

总的来说，中国古典的诗词趣味把女性身体编码为香艳词藻，现代西方的商业文化则把消费者对身体的欲望引向了委锁的恋物癖。我们的世界在前进中好像又回到了量的无限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