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父亲（1）
曾祖母的去世，对祖父的刺激特别的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充满着悔恨，甚至有一段时间嘴里总是念念有词的说自己害死了母亲。但与“大烟”彻底决裂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也是考验我祖父的意志和毅力的关键时刻，但他最终成功了。
但他的身体犹如生了一场大病，人显得十分的瘦弱，要他像以往一样操劳全家的特别田地的活，已经力不从心了。所幸，我父亲已经长大成人，并且他勤奋、聪明又孝顺，他毅然接过父亲的重担，担当起家里一切的事来了。
父亲到了当婚的年龄，祖父想起了父亲儿时的一个婚约。当时我们还在海门县的老宅时，我祖父与邻居陆家的儿子陆时达是好朋友，后来两家成为了世交。我父亲出生一年后，陆时达的大女儿也出生了，两家彼此知根知底又是朋友，经过算命先生的算命、排八字，他们将是天生的一对，于是两家便成了亲家。
我父亲5岁时，全家随同曾祖父移民至启东县。但两家还保持着来往，虽然两家相距有50华里之遥。当时，这种从小定婚的现象在我们老家很普遍，而且是被众人称道的一种定亲方式。当然也有因某种原因而发生变故的，但一般都像买卖契约一样的有效。
我家由于我祖父的原因，可谓名声狼藉，海门的老家邻居不可能不知道。当时有点想把死马当活马医的做法，祖父让我父亲去海门陆家提亲，哪知道陆家念在过去两家的情份上，接受了我父亲的提亲。不久把他们家的大女儿陆振英嫁到了我们李家。她便是我们后来兄弟姐妹四个人的母亲。
土改时，我外公陆时达家被评为地主而扫地出门，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地主家的大小姐一定是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其实不然，我母亲可是个纺纱织布，烧饭做菜样样精通的家庭主妇。而且她勤奋、聪明、善良，又对我的祖父母非常孝顺，对我父亲非常尊重，给我们李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婚后不久，我的大哥小康（乳名）和大姐携康（乳名）相继诞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但也给家庭带来了生活的重负。父亲意识到，任凭自己如何的努力，要改变家庭困境希望渺茫。于是，他于25岁便离开自己所爱的父母、妻儿独自去上海谋生。
父亲凭着自己有点文化基础，又为人忠厚老实，很快在上海江湾的一所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全国唯一的一所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总务科里谋到一份工作。他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工作始终勤勤恳恳，很快得到了当时校长陆丽华的赏识和信任，由他来负责总务科后勤组的工作。
在日本人轰炸上海江湾时，校长要求学校师生全部撤离学校，由我父亲带领部分员工守护学校。父亲尽忠职守，在停止轰炸后，校长与全校师生回校复课时，把完好无损的学校交给了校长。从此，赢得了学校更大的信任。
在此期间，父亲的薪水并不高，但是，当时来这里求学的女孩子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富家子弟，她们都娇生惯养，出手阔绰，在生活中有求于我父亲的事不少，她们的“小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父亲将赚得的钱不断的寄回家去，我母亲又能勤俭持家。不久，母亲又在老家买了田地，盖起了房子。在我出生时，我家已经又过上了“小康”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时，我才三四岁，可是我已经有些朦胧的记忆，听说日本人走了（但不知道日本投降了），幼小的心灵似乎感到很高兴。父亲也从上海回来了，并在我家附近的共和镇开了一家酱油店，且生意还可以，认为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发动了内战，又有了莫名其妙的逃难。我们只听大人们说，穿黄色军装的是中央军，穿灰色军装的是新四军。老百姓只要到了晚上，从远处传来敲锣声，就知道穿黄色军装的中央军又来抓壮丁了，于是我们又要逃难了。父亲为了避免被抓壮丁，他独自去逃难，我们由母亲带领着我们往北方向逃难，当逃过一条叫竖河的大河就安全了，因为那里是新四军控制的地方。
有时中央军往北来时，会遇到新四军或民兵的袭击，就会展开一次激烈的战斗，我们就藏在自家灶头的后面，战斗一结束，许多人还仍然躲在家里，只能在家门口向外张望，常看到有死伤的人被抬着从村里通过。待大人认为安全了才放我们出去玩，我们常常在庄稼地里捡到子弹壳。
后来，新四军控制了我家附近一带，逃难的情形基本上没有了，父亲可以安然的做他的生意。可是不久，母亲发现我父亲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母亲显然有些不高兴。父亲只能如实告诉母亲，父亲的几个朋友和熟人在晚上要借用他的店，碍于面子，不得不陪着他们到很晚。母亲知道父亲忠厚老实，又爱交朋友，她也认为男人应该广交朋友，因此深得我母亲的理解。
可是没有多久，竟然有人称呼我父亲为“李主任”，才知道当时地下共产党已经在这一带建立了什么民主政权，任命我父亲为乡调解主任，但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只是认为我父亲在这一带的人缘很好，有利于他们处理乡村里的各种矛盾。果然我父亲在此期间，公正、公平地解决了许多乡邻之间的矛盾，获得了很好的口碑。
可是，有一天，父亲很晚很晚回来，母亲每天总是等着他回来，再弄点什么给他吃了才睡觉。可是今天看他神色很不高兴的样子，母亲一般不过问他的事，因为是男人的事。依然给他弄吃的，可是父亲推说已经很晚了，不用再麻烦了。母亲却执意要弄，父亲突然发火地说：“叫你不要弄，你还要弄！弄好后你吃？”母亲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了，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再去烦他。母亲顺从他，马上给他弄洗脸、洗脚水，让他早点休息。
后来才知道，在前天的晚上，他们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连夜制定一整套的行动计划，一直弄到很晚很晚。他们平时确实也没有好吃好喝的，显然弄的那么晚肚子已经饿了。于是，他们的头突然提议：“今晚我们把某地主家的一只羊弄过来，算是慰劳我们的。大家已经够辛苦的了。”因为这提议来的太突然，大家听了只是面面相觑。引起场面上一阵的寂静。我父亲听了后，竟然有眼不识泰山站起来说：”我们这里已经经历了土地改革，地主已经不存在剥削一说。我们若这么做只会影响我们的声誉，我不赞成这么做。“。该头头原以为自己一言九鼎，只要他一句话，绝对没有反对的。可是今天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又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我父亲。但他马上又装的若无其事的说：”我是看到同志们最近实在太辛苦了。既然有人不同意，那就算了。已经很晚了，宣布散会。“
我父亲回来了，但那个头又把他们几个核心成员叫到一个地方，把我父亲的发言作为一个事件来处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法律，那些拥有权力的人，要弄掉一个人，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父亲完全不知道。第二天清晨，曾是我父亲书塾里的同窗赵国英赶来我家，催促我父亲明晨尽快离开这里去上海。说完，二话不说就走了。父亲回忆起他当时的语气和神色，知道问题严重了。但他没有与我母亲说什么，照样去共和镇的店，晚上回来对着母亲说：“我已经把镇上的店盘给人家了，明天一早就去上海，老东家要我回去。”他怕母亲受不了这样的惊吓，什么都没有说，第二天一早，母亲早已顺从地为他准备好盘缠和衣物用品，父亲又一次的离开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