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顺元何许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然而，刘顺元在党内的命运却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军出兵东北，刘顺元担任中共旅大党委领导期间，因不满苏军扰民曾提出异议，被苏占领军指名要求调离。彼时中共倚重苏联，刘曾因此受党纪处分。1953年，刘顺元调入江苏，任分管农业的书记，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常务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刘顺元对浮夸风多有尖锐抨击，他曾公开批评时下尽多「三六九干部」和「风马牛」干部。「三六九」者，指嘴上高唱「三面红旗」、「六亿人民」、「九个指头」（即成绩为九个指头，缺点为一个指头，此为毛泽东所创的名言）；「风马牛」者，指顺风转舵、溜须拍马也。刘顺元这番切中时弊的「名言」不胫而走，竟传到毛泽东那里。毛在打倒彭、黄、张、周后，一不做，二不休，正待将所有敢于表示异议的干部一网收尽，于是，刘顺元成了撞上枪口的靶子。
1959年10月后，江渭清与省长惠浴宇接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其意是江苏还有一个「老右倾」刘顺元。究竟如何处理钦定的「老右倾」刘顺元[4]，现在真正成为江渭清最棘手的难题。
中共党内在1949年后，毛的指示对于全党是绝对律令，凡被毛钦定为「坏人」的干部，在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后，重则削籍入狱，轻则贬谪基层，除此之外，似乎再难有什么其它的结局。反右倾运动期间，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就因解散了一批农村公社食堂，引致毛震怒，而被当地领导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5]。
考验江渭清与惠浴宇道德良知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据惠浴宇回忆（在《江渭清回忆录》中对下述细节略去），为了商讨如何应对来自毛泽东的直接压力，江渭清与惠浴宇相约，在南京巿郊的高级招待所中山陵五号的草坪上，「搬两把藤椅，避开闲人，从早晨直谈到暮色苍茫」。在「全党上下噤若寒蝉」（惠浴宇语）的大气候下，江苏省两位主要领导的意见完全一致：向柯庆施求援，全力保护刘顺元。经过江渭清的力保，柯庆施默认了江渭清的要求。此时已是1960年后，大灾荒已成为明摆的现实，毛泽东似乎已无兴致再抓「右倾份子」，刘顺元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江渭清在50年代后期两次为了保护部属顶住来自于毛泽东的巨大压力，事后仍然做他的省委第一书记，除了毛泽东对他一直保有基本信任外，还在于江渭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始终严格遵循北京的路线。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省有个别地区自发实行包产到户，江渭清一发现，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党批转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江渭清回忆录》对此略去不提）。故而，即使江渭清少抓一些右派、右倾份子，也不成其为问题。
江渭清作为一个深谙中共政治生态学的地方大员，在毛时代的政治惊涛骇浪中，逐渐练就一套生存之道。1961-1962年上半年，当「包产到户」之风从江苏邻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动。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华主持下，甄别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还是观望。当毛泽东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发起反击时，很有资格充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却无意去抢那顶「左派」桂冠。江渭清这种稳健、谨慎的从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风浪中再次站稳了脚跟。
二、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将近尾声，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毛主席」之外，「刘主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治场合，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已完全明确。
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对地方的指导方式上，与毛泽东有某种差别，刘少奇对地方工作一般不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但是，随着刘少奇在党内影响的扩大，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1964年，刘少奇为指导「四清」运动，给江渭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具有某种直接干预的性质，导致了极其复杂的结果，使得江渭清被卷入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的旋涡中。
在50-60年代初，江渭清与刘少奇仅维持着一般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依照中共历史上的「山头」谱系，江渭清不属于刘少奇的系统。40年代初期，刘少奇被毛泽东派往华中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江渭清虽是刘少奇的属下，但是，江渭清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没有渊源，江渭清的直接上级是他可以亲切呼之为「谭老板」的谭震林。
考之中共历史，凡是位居中共核心层的领导人，其权威来源不外两端：一是有赖于在党的历史上形成的地位，二是在工作中所取得的实绩。刘少奇作为中共第二号人物，其在党内的地位，早在中共七大就已得到正式确认；刘少奇领导白区党的贡献，也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全面肯定。然而，中共七大由刘少奇参与建立的体制是领袖主宰制，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与党内同僚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质。毛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既是同事关系，毛也是其同僚们的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的关系，逐步从双重性质过渡到单一性质。毛渐渐不再是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之一，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刘少奇等人的领袖。历史上因共同对付党内留苏派和所谓「经验主义者」，毛、刘曾有过的亲密合作关系，使得刘少奇比其它领导人多一份「特权」，即只有刘少奇可以个别向毛泽东表达和转述对某些敏感问题的不同看法。但是，这仅是「习惯法」，而非「成文法」。它完全取决于刘少奇有无表达和转述的意愿，以及毛泽东有无倾听的兴致。因此，刘少奇虽位居中共领导人排行榜的第二位，但与排行第三的周恩来仍同处一个地位，刘少奇虽距毛泽东仅一步之遥，但两人的地位、权力、权威则有天壤之别。（待续）
（按：本文节选于高华教授所著：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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