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因为腰疼，也因为要去肯尼亚旅游，找痛症医生进行腰椎注射，但医生仍然非常认真地为我安排了腰部和颈部的MRI（核磁共振）检查。我原本希望通过脊椎注射来缓解疼痛，好让我能够按计划在9月25日去非洲旅行。两天后检查结果出来，晚上9点多，医生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费城旅游，他告诉我，“明天我会抽空见你。”我告诉他我在费城，结果他在电话里严肃地说：“你的情况很严重，有水肿，脊髓受到压迫，你需要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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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试缓和气氛，说：“但我感觉好多了啊。”医生却回答：“幸亏我给你安排了颈部检查，否则万一你摔跤，会很危险。”接着，他又叮嘱道：“如果你摔倒了，觉得不舒服，你只能去纽约最大的三个医院之一的急诊。如果医生说需要手术，你要告诉他们，第二天和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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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医生的话，我不禁一阵冷汗：“我怎么了？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虽然脖子疼痛，但我知道只是压迫神经，真的需要手术吗？我本是陪朋友在费城玩，心情一下子被彻底搅乱。医生还告诉我必须立即取消旅行，“现在的旅行对你来说非常危险，可能导致瘫痪，甚至生命危险。”我没有别的选择，立刻退了机票，还损失了$1000多的定金，但此时，钱已经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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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纽约后，我马上去看医生，这是一家在纽约乃至全美最好的运动专科医院。18年前，我认识的一位疼痛专科的台湾医生帮我引荐了这方面手术的顶级中国医生。能够在美国接受一位中国医生的治疗，内心感觉格外亲切。手术医生看了我的MIR报告，马上给我预约看他，告诉我，应该在最快的时间手术，是一种先天缺陷，颈椎脊髓多处被压迫，诊断是“颈椎后纵韧带骨化症，”OPLL .经过一系列的术前检查，10 天后进行了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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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成功了，短短两天住院，我原本麻木的手也大有好转，疼痛也不再那么刺痛。记得我对医生说：“我退休后还需要写作，右手指头对我太重要了。”医生听了之后说：“这不该是手术后的后遗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接着补充道：“可能是某处有水肿压迫神经，我给你开了静脉激素和消炎药，应该会有效果。”果然，今天我的手指感觉好了很多。然而，由于用了大量的激素，我的血糖和血压都升高了，脸本来就有点大，现在因为水肿更大了。但和手术的成功相比，这些副作用真的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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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间，隔壁床的病人是位86岁的中国老人，62年从上海到香港，67年移居美国。在上海她曾是内科医生，到了美国则从事医学研究。她因为腰椎压迫坐骨神经，导致右腿剧痛，手术前需要每天服用大量止痛药。朋友介绍她来做手术，手术后右腿不疼了，但左腿却完全动不了。医生告诉她，有20%的患者会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她失望至极，我还是安慰她：“你有痛觉，这说明有恢复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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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常说后悔做了手术，不停地说“你真幸运。”由于她暂时无法回家，需要转到康复中心继续治疗复健。她因为无法活动，每晚还要花600美元雇人照顾12个小时，虽然医院护士的照顾已经非常周到。她失眠严重，需要按摩才能入睡。昨天她腹泻了，整个晚上在我旁边大便三次，疼痛已经让我难以入眠，加上这种情况，我真是苦不堪言。但我心里也劝自己，她能排便是好事，腰椎手术后最怕的就是排便不畅。想到这儿，我甚至开始羡慕她能正常排便，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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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住院的经历，让我对生命有了更多的体会，虽然痛苦，但我也感受到了人们之间的关怀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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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手术已经过去四个月了，回想前一个月的日子，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每天必须靠几次止痛药才能支撑下去。在这家医院，这已经是我第七次手术，而这次却是最无法回避、也是最让我抗拒的一次。如果不做，哪怕只是一次摔倒，都可能让我瘫痪，但手术前的我，看起来却和普通的健康人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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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4岁时便被诊断出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到美国，发现多项自身免疫系统的血液指标不正常，比如强直性脊椎炎、红斑狼疮等，但医生始终没有明确的诊断。我也常常觉得自己看上去像个健康人，也许根本没有生病。我想，支撑我走到今天的，也许是母亲的乐观性格。无论病情如何，我都会积极治疗，遇到好的医生便全心信任，不吝投入，为自己选择最好的医疗保险，让自己能去最好的医院，找到最值得信赖的医生。这次经历让我深感自己虽历劫而未倒，心底不禁涌出一种信念：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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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了，医生说避免了一次瘫痪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