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艺专任教的日子(上)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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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艺专任教的日子

                                      1、 干校重新分配工作

       1972年春天,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半年,这件在世界范围都脸面扫地的政治丑闻,在国人心中引起的震撼和困惑,已经逐渐烟消云散,人们在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以后,都不想再当傻瓜,期待开始过一种新生活。但新生活在哪里?

省五七干校一大队四连(即原省文化局)领导班子在我的抵制和坚持下,被迫对我的审查结论一改再改,最后由省五七干校一大队肖军代表出面,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我在审查结论上签字。

       我虽然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受了迫害,没有给我赔礼道歉,也没有在原省文化局群众中给我恢复名誉,心里十分不平,但肖军代表一番话,让我的委屈情绪得到很大缓解。

     他说,在革命队伍中,对干部进行审查,已经是一种传统。在审查过程中,有的人受的委屈比你还大——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拍桌子瞪眼,甚至搞逼供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你的问题,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经过内查外调,终于搞清楚,写的结论没留什么尾巴,这对你以后的工作,只有好处,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肖代表讲得有道理,因为我知道,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冤死的人无计其数,便在审查结论上签了字。

肖代表又说,根据你的愿望,上级研究决定,分你到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去教书。你还有什么意见?

       的确,就工作分配问题,肖代表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曾经表示,我的情况不适合在党政机关工作,因为我不是党员。但内心真正的想法是,经过六七年的亲身体验,我认识到,党政机关里的干部,只有像刘培华和娄广华一样丧尽天良,才能站住脚,才可能往上爬;你要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坚持说真话,或是你出身成分不好,你即使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些机关你也很难混下去——运动一来,弄不好,随时可能被整到劳改农场去。所以,对我来说,只适合去搞业务。

搞什么业务呢?在这种政治运动不断的社会里,远离政治,搞纯技术最好;可我不是学理工的,我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学。这个专业强调为政治服务,动辄犯错误,假如出了问题,再和家庭出身一联系,问题就更严重……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高中三年英语课学得还认真,只要有教材,加上努力,在这个穷乡僻壤给初中学生上英语课,还是可以混饭吃的。因此,我向肖代表提出,是否可以分我到中学去教英语?所以我问,到艺校让我教什么呢?

肖代表说,至于教什么课,由省艺校的领导来安排。

就这样,从1965年走出中戏校门,来到贵州,文化大革命折腾六七年,终于开始搞业务了。那年我已经34岁。

                                        2 破败的省艺校

      省艺校离贵阳市中心不远,骑自行车出城往南去花溪方向,还不到太慈桥,大概一刻钟就可以到艺校。

     为了到艺校上班,我们夫妻勒紧裤腰带,买了一辆自行车。去艺校报到那天,正是初春季节,天气晴朗,马路上车来人往。“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曾经使我心灰意冷,而林彪事件又进一步使我的理想信念破灭。那些日子,我曾经变得十分颓唐,心想我这一辈子还能干什么?无非养儿育女,了此残生。没想到,离开省文化局以后,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在我面前展开……

      可是,当我走进艺校大门,我的激动心情马上烟消云散。因为作为省艺术专科学校和我想象中的样子,简直差别太远。走进校门,只见整个校园里面没有绿树,没有花坛,到处高低不平,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再看艺校大门里的收发室,里面摆着一张陈旧的课桌和一把椅子,室内空空荡荡。收发室对面不远处,是十几间低矮的平房,就像北方乡下农民住的土屋,人说那是教师宿舍。再往校园里走,下个小坡,是一个篮球场,篮球架陈旧不堪,而在篮球场的另一端,正在盖一栋独门独院的宿舍,听人说,那是专门为文革前调来的校长刘大嵩一家盖的“校长院”,尚未完工。篮球场的南面稍微像样的一栋建筑是四层教学楼。而篮球场的东面,是类似工棚一样的学生食堂。再往东是三层红砖楼,是学生宿舍。

     整个艺校,从校园里的一片荒凉,到宿舍和教学楼建筑的陈旧,使我不免想到,这难道就是贵州省的艺术专科学校?贵州的艺术人才就在这里培养?从贵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五六年的时间,莫非贵州的贫穷落后面貌依然像解放初期?面对艺校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我对贵州的贫穷落后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经询问,我在教学楼三楼找到艺校办公室,敲门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戴副眼镜,坐在办公桌前,他就是办公室主任李祖楠。李主任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我说是来报到。他接过干校给我开的报到函,打量我一眼,说你的档案已经从干校转过来,经校领导研究,决定你到我们学校文化课教研室,由教研室负责人蒋大鹏老师给你安排教学工作。说着,就派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姓孙的女同志带我去找蒋大鹏。

       从三楼的办公室走下来,向东绕过学生宿舍楼,蒋大鹏就住在学生宿舍后面的两间小平房里,小孙敲门,只见一位瘦瘦的中年人开了门,小孙对他说,这就是从五七干校分来的李老师,李主任说,你可以把情况向李老师介绍一下,说完转身就走了。

蒋大鹏把我让进他的宿舍,让我坐在一个方桌旁的椅子上,对我说,教研组已经得到通知,听说你要来我们组,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还没有开学,音乐舞蹈班和京剧班正在招生。他又说,文革前,学校还有一个黔剧班,现在,参加文革的学生都已经分配走了,你分到我们文化课教研组,我们负责给初中班上文化课,学校还有一个高中班,这个班由贵大毕业的一位老师负责。经小组研究,决定让你给京剧班上语文和数学课。说着,还把已经准备好的教材发给我。最后,他说现在学校里除了招生,没有其它什么事,你每周五上午来学校参加政治学习,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其余时间可以在家里备课。就这样,我成了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位正式教师。

                                          3、走进艺校以后

       通过每周五的政治学习,我认识了文化课教研组的几位教师。在文化课教研组里,有三个男性和四个女性共7名教师。男性教师除了临时负责人蒋大鹏以外,还有一个姓张的中年教师;四个中年女性的姓名是屠秀珍,李曼兰,另一个姓孟,还有一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大家叫她小黄。我们7个人负责两个京剧班和一个舞蹈班的初中语文、数学和政治课的教学任务。

每次政治学习,都由蒋大鹏主持。蒋大鹏比我年长几岁,他性格温和,说话细声细语,看来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好人。所以,我们的政治学习就完全不像在省文化局那样正儿八经,在那里大家发言都是报纸腔和社论调,言不由衷。来到艺校,蒋大鹏主持每周五的政治学习,除了读中央文件或报纸上的社论文章以外,大家往往是坐在一起闲谈聊天,实际上是大家交流社会新闻,或是学校情况,我们三个男老师常常是坐在旁边很少讲话,听四位女将的发言。

      在四个中年女教师里,听口音屠秀珍一口北京腔,估计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在偏僻落后的贵州,屠秀珍对我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热情和友好。屠秀珍的年龄大概比我大一些,长得个子不高,腰宽体壮,样子十分精明。她就住在学校的教学楼里,丈夫在贵州广播电台工作,她有一个胖胖的儿子尚未到读书的年龄。

屠秀珍知道我住在城里以后,她就经常把一个辞海大小的塑料桶交给我,让我帮她从市内给她买酱油。当时贵阳人都喜欢到味纯园专卖店买酱油,因为这家的酱油味道好。这样,一来二去,屠秀珍就和我接触多一些,成了沟通交流的朋友。

从屠秀珍那里,我了解到,艺校在文革初期学生造反闹得很凶,特别是京剧班的学生,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煽动和组织下,打校长,斗老师,把学校搞得天翻地覆。所以,现在学校变得冷冷清清,就像一场天灾人祸刚刚过去,大家在心灰意冷中,彼此变得十分疏远,不知道日子如何混下去。

一天,屠秀珍问我,你见过刘校长吗?我说,还不认识。她说,经常蹲在校园土坎上抽烟的那个高个子黑脸膛男人,五十多岁的样子,就是刘大嵩校长。听说刘校长是个部队干部,打仗很勇敢,没多少文化,南下到贵州以后,开始在赫章县当县委书记,娶了原来国民党时期伪县长的女儿做老婆。他是山东人,听说家里原来有老婆,好像是离婚没离家。屠秀珍又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组织部门在文革前把刘大嵩这样一个部队干部调到艺校来当校长,他既没有文化,又不懂艺术,这不是外行来领导内行吗?看来,屠秀珍属于心直口快那种性格,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不像文革前那样忌讳议论领导,朋友之间敢讲真话了。

      来到贵州以后,我渐渐知道,在贵州的省级和市级机关,许多领导人都是“南下干部”。所谓南下干部,是指1950年从北方随部队进入贵州,完成剿匪任务以后,就转业到地方,根据他们在部队的级别,转业到地方以后,上至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至各单位的头头脑脑,大小都是官。但我还第一次知道,像刘大嵩这样的部队干部,也来艺校当校长。刘大嵩在部队可能是个团级干部,因此转业到地方,就是县级领导。

屠秀珍还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艺校的造反派把刘大嵩揪出来关进牛棚,没好久,赫章县的造反派就来贵阳,把他揪回赫章进行批斗。跟着一起去赫章的艺校造反派回来讲,刘大嵩在那个贵州最穷的县里,简直就是个土皇帝,说一不二。回来的人讲,赫章县城外有一片水田,每到夏天,水田里的青蛙叫声一片,弄得刘大嵩睡不好觉,他就命令县城里老百姓半夜里起来,到水田里去打青蛙,你说他像不像土皇帝?

经屠秀珍这么一介绍,我每次来艺校开会或参加政治学习,都开始注意校园里有没有一个黑脸膛男人。果然,在篮球场旁边的土坎上,经常有一个黑脸大汉蹲在那里,口里叼着一直香烟,双眼注视着篮球场那边尚未完工的“校长院”。他那样子就像一个老农民,在望着自己地里的庄稼,即使有学校的教师或工作人员走过他面前,他也目不转睛,理也不理。我心想,这个山东大汉,在部队里大概是个狠角色,能打仗,升了官以后,对手下战士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满脸冷酷无情。下到地方,当了县委书记,自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现在他的脸上除了冷酷无情以外,又增添了仇恨和傲慢,即对造反派的仇恨,对手下人的傲慢。因此,我开始担心,假如他刘大嵩知道我曾经是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将来会不会整我,给我小鞋穿?

不过,屠秀珍告诉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打击,现在刘大嵩已经懒得管学校的事情,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盼着早点把他的校长院建起来,全家人搬进去住新房,估计他已经离退休没有几年了。

     艺校还有一位叫朱石麟的副校长,屠秀珍说,朱校长是搞音乐的,他主要是负责音乐班的教学。朱校长家住市内,有他的课,或者有事情,他就来学校,平日也看不见他。他在运动初期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情绪受到很大影响,除了上课,学校的事情他也懒得管。现在,学校里行政上的事情,就是李祖楠和小孙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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