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艺专任教的日子（上）

在省艺专任教的日子

                                      1、 干校重新分配工作

       1972年春天，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半年，这件在世界范围都脸面扫地的政治丑闻，在国人心中引起的震撼和困惑，已经逐渐烟消云散，人们在意识到自己被愚弄以后，都不想再当傻瓜，期待开始过一种新生活。但新生活在哪里？

省五七干校一大队四连（即原省文化局）领导班子在我的抵制和坚持下，被迫对我的审查结论一改再改，最后由省五七干校一大队肖军代表出面，征求我的意见，并要求我在审查结论上签字。

       我虽然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受了迫害，没有给我赔礼道歉，也没有在原省文化局群众中给我恢复名誉，心里十分不平，但肖军代表一番话，让我的委屈情绪得到很大缓解。

     他说，在革命队伍中，对干部进行审查，已经是一种传统。在审查过程中，有的人受的委屈比你还大——隔离审查，不准回家；拍桌子瞪眼，甚至搞逼供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你的问题，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经过内查外调，终于搞清楚，写的结论没留什么尾巴，这对你以后的工作，只有好处，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肖代表讲得有道理，因为我知道，从延安时期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冤死的人无计其数，便在审查结论上签了字。

肖代表又说，根据你的愿望，上级研究决定，分你到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去教书。你还有什么意见？

       的确，就工作分配问题，肖代表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曾经表示，我的情况不适合在党政机关工作，因为我不是党员。但内心真正的想法是，经过六七年的亲身体验，我认识到，党政机关里的干部，只有像刘培华和娄广华一样丧尽天良，才能站住脚，才可能往上爬；你要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坚持说真话，或是你出身成分不好，你即使夹着尾巴做人，在这些机关你也很难混下去——运动一来，弄不好，随时可能被整到劳改农场去。所以，对我来说，只适合去搞业务。

搞什么业务呢？在这种政治运动不断的社会里，远离政治，搞纯技术最好；可我不是学理工的，我学的专业是戏剧文学。这个专业强调为政治服务，动辄犯错误，假如出了问题，再和家庭出身一联系，问题就更严重……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高中三年英语课学得还认真，只要有教材，加上努力，在这个穷乡僻壤给初中学生上英语课，还是可以混饭吃的。因此，我向肖代表提出，是否可以分我到中学去教英语？所以我问，到艺校让我教什么呢？

肖代表说，至于教什么课，由省艺校的领导来安排。

就这样，从1965年走出中戏校门，来到贵州，文化大革命折腾六七年，终于开始搞业务了。那年我已经34岁。

                                        2 破败的省艺校

      省艺校离贵阳市中心不远，骑自行车出城往南去花溪方向，还不到太慈桥，大概一刻钟就可以到艺校。

     为了到艺校上班，我们夫妻勒紧裤腰带，买了一辆自行车。去艺校报到那天，正是初春季节，天气晴朗，马路上车来人往。“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曾经使我心灰意冷，而林彪事件又进一步使我的理想信念破灭。那些日子，我曾经变得十分颓唐，心想我这一辈子还能干什么？无非养儿育女，了此残生。没想到，离开省文化局以后，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在我面前展开……

      可是，当我走进艺校大门，我的激动心情马上烟消云散。因为作为省艺术专科学校和我想象中的样子，简直差别太远。走进校门，只见整个校园里面没有绿树，没有花坛，到处高低不平，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再看艺校大门里的收发室，里面摆着一张陈旧的课桌和一把椅子，室内空空荡荡。收发室对面不远处，是十几间低矮的平房，就像北方乡下农民住的土屋，人说那是教师宿舍。再往校园里走，下个小坡，是一个篮球场，篮球架陈旧不堪，而在篮球场的另一端，正在盖一栋独门独院的宿舍，听人说，那是专门为文革前调来的校长刘大嵩一家盖的“校长院”，尚未完工。篮球场的南面稍微像样的一栋建筑是四层教学楼。而篮球场的东面，是类似工棚一样的学生食堂。再往东是三层红砖楼，是学生宿舍。

     整个艺校，从校园里的一片荒凉，到宿舍和教学楼建筑的陈旧，使我不免想到，这难道就是贵州省的艺术专科学校？贵州的艺术人才就在这里培养？从贵州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五六年的时间，莫非贵州的贫穷落后面貌依然像解放初期？面对艺校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我对贵州的贫穷落后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经询问，我在教学楼三楼找到艺校办公室，敲门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戴副眼镜，坐在办公桌前，他就是办公室主任李祖楠。李主任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我说是来报到。他接过干校给我开的报到函，打量我一眼，说你的档案已经从干校转过来，经校领导研究，决定你到我们学校文化课教研室，由教研室负责人蒋大鹏老师给你安排教学工作。说着，就派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姓孙的女同志带我去找蒋大鹏。

       从三楼的办公室走下来，向东绕过学生宿舍楼，蒋大鹏就住在学生宿舍后面的两间小平房里，小孙敲门，只见一位瘦瘦的中年人开了门，小孙对他说，这就是从五七干校分来的李老师，李主任说，你可以把情况向李老师介绍一下，说完转身就走了。

蒋大鹏把我让进他的宿舍，让我坐在一个方桌旁的椅子上，对我说，教研组已经得到通知，听说你要来我们组，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的情况是，学校还没有开学，音乐舞蹈班和京剧班正在招生。他又说，文革前，学校还有一个黔剧班，现在，参加文革的学生都已经分配走了，你分到我们文化课教研组，我们负责给初中班上文化课，学校还有一个高中班，这个班由贵大毕业的一位老师负责。经小组研究，决定让你给京剧班上语文和数学课。说着，还把已经准备好的教材发给我。最后，他说现在学校里除了招生，没有其它什么事，你每周五上午来学校参加政治学习，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其余时间可以在家里备课。就这样，我成了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位正式教师。

                                          3、走进艺校以后

       通过每周五的政治学习，我认识了文化课教研组的几位教师。在文化课教研组里，有三个男性和四个女性共7名教师。男性教师除了临时负责人蒋大鹏以外，还有一个姓张的中年教师；四个中年女性的姓名是屠秀珍，李曼兰，另一个姓孟，还有一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大家叫她小黄。我们7个人负责两个京剧班和一个舞蹈班的初中语文、数学和政治课的教学任务。

每次政治学习，都由蒋大鹏主持。蒋大鹏比我年长几岁，他性格温和，说话细声细语，看来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好人。所以，我们的政治学习就完全不像在省文化局那样正儿八经，在那里大家发言都是报纸腔和社论调，言不由衷。来到艺校，蒋大鹏主持每周五的政治学习，除了读中央文件或报纸上的社论文章以外，大家往往是坐在一起闲谈聊天，实际上是大家交流社会新闻，或是学校情况，我们三个男老师常常是坐在旁边很少讲话，听四位女将的发言。

      在四个中年女教师里，听口音屠秀珍一口北京腔，估计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在偏僻落后的贵州，屠秀珍对我有一种老乡见老乡的热情和友好。屠秀珍的年龄大概比我大一些，长得个子不高，腰宽体壮，样子十分精明。她就住在学校的教学楼里，丈夫在贵州广播电台工作，她有一个胖胖的儿子尚未到读书的年龄。

屠秀珍知道我住在城里以后，她就经常把一个辞海大小的塑料桶交给我，让我帮她从市内给她买酱油。当时贵阳人都喜欢到味纯园专卖店买酱油，因为这家的酱油味道好。这样，一来二去，屠秀珍就和我接触多一些，成了沟通交流的朋友。

从屠秀珍那里，我了解到，艺校在文革初期学生造反闹得很凶，特别是京剧班的学生，在北京南下串联的红卫兵煽动和组织下，打校长，斗老师，把学校搞得天翻地覆。所以，现在学校变得冷冷清清，就像一场天灾人祸刚刚过去，大家在心灰意冷中，彼此变得十分疏远，不知道日子如何混下去。

一天，屠秀珍问我，你见过刘校长吗？我说，还不认识。她说，经常蹲在校园土坎上抽烟的那个高个子黑脸膛男人，五十多岁的样子，就是刘大嵩校长。听说刘校长是个部队干部，打仗很勇敢，没多少文化，南下到贵州以后，开始在赫章县当县委书记，娶了原来国民党时期伪县长的女儿做老婆。他是山东人，听说家里原来有老婆，好像是离婚没离家。屠秀珍又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组织部门在文革前把刘大嵩这样一个部队干部调到艺校来当校长，他既没有文化，又不懂艺术，这不是外行来领导内行吗？看来，屠秀珍属于心直口快那种性格，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人都不像文革前那样忌讳议论领导，朋友之间敢讲真话了。

      来到贵州以后，我渐渐知道，在贵州的省级和市级机关，许多领导人都是“南下干部”。所谓南下干部，是指1950年从北方随部队进入贵州，完成剿匪任务以后，就转业到地方，根据他们在部队的级别，转业到地方以后，上至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至各单位的头头脑脑，大小都是官。但我还第一次知道，像刘大嵩这样的部队干部，也来艺校当校长。刘大嵩在部队可能是个团级干部，因此转业到地方，就是县级领导。

屠秀珍还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艺校的造反派把刘大嵩揪出来关进牛棚，没好久，赫章县的造反派就来贵阳，把他揪回赫章进行批斗。跟着一起去赫章的艺校造反派回来讲，刘大嵩在那个贵州最穷的县里，简直就是个土皇帝，说一不二。回来的人讲，赫章县城外有一片水田，每到夏天，水田里的青蛙叫声一片，弄得刘大嵩睡不好觉，他就命令县城里老百姓半夜里起来，到水田里去打青蛙，你说他像不像土皇帝？

经屠秀珍这么一介绍，我每次来艺校开会或参加政治学习，都开始注意校园里有没有一个黑脸膛男人。果然，在篮球场旁边的土坎上，经常有一个黑脸大汉蹲在那里，口里叼着一直香烟，双眼注视着篮球场那边尚未完工的“校长院”。他那样子就像一个老农民，在望着自己地里的庄稼，即使有学校的教师或工作人员走过他面前，他也目不转睛，理也不理。我心想，这个山东大汉，在部队里大概是个狠角色，能打仗，升了官以后，对手下战士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满脸冷酷无情。下到地方，当了县委书记，自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现在他的脸上除了冷酷无情以外，又增添了仇恨和傲慢，即对造反派的仇恨，对手下人的傲慢。因此，我开始担心，假如他刘大嵩知道我曾经是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将来会不会整我，给我小鞋穿？

不过，屠秀珍告诉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打击，现在刘大嵩已经懒得管学校的事情，他唯一的愿望就是盼着早点把他的校长院建起来，全家人搬进去住新房，估计他已经离退休没有几年了。

     艺校还有一位叫朱石麟的副校长，屠秀珍说，朱校长是搞音乐的，他主要是负责音乐班的教学。朱校长家住市内，有他的课，或者有事情，他就来学校，平日也看不见他。他在运动初期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情绪受到很大影响，除了上课，学校的事情他也懒得管。现在，学校里行政上的事情，就是李祖楠和小孙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