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港（古称刺桐港）始建于唐代。公元711年（唐景云二年）设置泉州府，港口开始逐渐发展。北宋至南宋（公元960年—1279年） 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泉州海外贸易迎来爆发式增长。元代公元1271年—1368年间是泉州最繁华的时段。当时的泉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甚至在吞吐量上更胜一筹。其作为全球最顶尖枢纽港口的高光时刻大约持续了3百多年。那时的中国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最繁荣的海上贸易与最开放的港口体系。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日本人、东南亚商人，都曾在泉州汇聚。那是一个宽容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全球化的一段岁月。
宋元时期的文人们在泉州留下了大量极具画面感的诗句，直接勾勒出这座城市的开放和繁华。北宋谢履在《泉南歌》写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犁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这首诗直白地解释了泉州人走向海洋的必然性，人多地少，全靠造大船去海外做生意。北宋李邴是这样记录的：“栟榈叶战一声寒，又是苍茫拂晓看。涨海声中万国商，绿头鸭展看波澜。” “熏天意气连蛮獠，乱插繁花向晚晴。” 这里的“万国商”和“蛮獠”，生动描绘了满大街都是金发碧眼、缠着头巾、各色皮肤的外国客商，他们与本地人一起戴花、喝酒，其国际化程度完全不亚于今天的纽约和伦敦。在南宋王十朋笔下：“刺桐为城，周环三十里。” 在宋代，一个没有政治帝王身份的商业城市，能拥有方圆三十里的规模，是极其罕见的“巨无霸”城市。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自己著名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中曾以浓墨重彩描绘泉州。马可·波罗在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从泉州港起航，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并顺便踏上回威尼斯的归途。他在游记第二卷中专门开辟了“刺桐城”章节，对这座“宏伟秀丽的城市”进行了热情的赞美。作为来自欧洲商业帝国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对当时西方眼中的“奢侈品”香料极为敏感。他用了一种强烈的对比手法来形容泉州的胡椒贸易：“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如果有一艘运载胡椒的船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基督教世界，那么就会有上百艘船来到这个刺桐港。”这一评语直接奠定了泉州“世界第一大港”的历史地位。在他眼里地中海航运枢纽亚历山大港的规模，在泉州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马可·波罗详细记录了泉州作为世界级物流中心的盛况。他写道，刺桐港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全印度的商船都聚集在这里，带来大量的宝石、珍珠和其他珍贵商品。不仅如此，大批的内地商贾也带着中国本土的特产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使得港口“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规模之大，简直难以置信”。作为曾替忽必烈效力多年的官员，马可·波罗极其敏锐地观察到了泉州的财政价值。他详细记录了元朝政府在泉州设立的市舶司抽税制度：所有的远洋商船如果运载杂货，要向官府缴纳总货值的 30% 作为税款。如果是胡椒，抽税高达 40%；如果是芦荟、檀香以及其他贵重商品，抽税更是高达 40% 甚至 50%。此外，商人们还要支付 44% 的高额船舶运费。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指出，因为剩下的利润依旧非常惊人，所以全世界的商人还是乐此不疲地前来。他感叹道：“由于这些高额的捐税，大汗从这个港口获得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大收入。”
马可·波罗特别提到了刺桐城附近的“德化”。他写道，那个地方制造大量精美的瓷碗和瓷盘，大小不一，漂亮得难以形容。最让他震惊的是这些高档瓷器的价格极其低廉：“花上一个威尼斯银币（Grosso），就能买到八个如此精美的瓷杯。” 这一记载也向欧洲人揭示了中国瓷器外销的大本营。除了繁华的商业，马可·波罗对泉州的人文环境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这个地区风光秀丽……这里的居民民性和平，喜爱舒适，爱好安逸。” 他还注意到当地人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文雅气质，非常热衷于艺术和学习。
摩洛哥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于元代末期（约1346年）抵达泉州。在他的名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写道：“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是泉州制造的远洋大帆船赞不绝口。他详细记录了这些“超级巨轮”的构造和规模，一艘大船需要雇用上千人，其中有600名水手和400名随船保护商旅的战士。大船有四层甲板，里面设有带独立厕所和门锁的私人官舱、商人舱。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水手甚至能在木槽里种植蔬菜和鲜姜，以此来供应漫长航海中所需的营养。在城市风貌和生活习俗上，伊本·白图泰也留下了有趣的记录：“城内每户必有花园及空地，居室即其中央”，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家乡摩洛哥的赛格尔美撒城。作为一个严格遵守伊斯兰教规的穆斯林，他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在市场上贩卖各种各样的肉类，包括青蛙、猪肉甚至是狗肉。同时，他也提到这里的鸡比他家乡的鸡要肥大得多。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历史的转折发生在元末。泉州爆发了长达近十年的波斯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叛乱，这场战乱不仅导致惨烈的外侨与平民仇杀，更将泉州繁华的城市建筑、港口设施破坏殆尽。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把海外贸易收归官方。泉州失去了民间的商业活力，其地位迅速被作为“官方朝贡港”的福州和后来的漳州月港所取代。到了清代，迁界禁海更是让闽南沿海彻底边缘化。这种“毁灭性”的官方政策，导致泉州的繁华没有像伦敦、纽约或者国内的广州那样延续下来，历史记忆渐渐被国人遗忘，泉州在主流历史认知中成了“被遗忘的明珠”。
便捷的高铁将我们带到泉州，它不像西安那样庄严，也不像杭州那样精致。泉州有一种更复杂、更古老、充满市井烟火气，也更接近真实历史的气息。 你能在一条街上同时看见伊斯兰清真寺、闽南红砖古厝、妈祖庙与南音戏台；能在空气里闻到海盐、檀香、牛肉羹和香火混杂的味道；还能隐约感受到，宋元时代那场席卷欧亚大陆的海洋贸易，仿佛并未真正远去。在中国，很少有一座城市，像泉州这样，把“海”与“神”、“商”与“佛”、“人间烟火”与“世界文明”缠绕得如此深。
若想一脚踏入泉州的核心，西街是唯一的起点。这条自唐代便已开辟的街道并不宽，却像一条穿越时间的甬道。两旁是骑楼、旧厝、木门与斑驳砖墙。走在西街的青石板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复杂而迷人的气味：面线糊的鲜甜、炸醋肉的焦香、以及从无数个庙宇中飘散出来的檀香。两旁是典型的闽南骑楼，斑驳的墙面上有岁月剥蚀的痕迹，也有近代南洋风情的雕花。抬起头，视线越过喧嚣的人流，便能看到不远处高耸的开元寺双塔。那种市井烟火与宗教神圣毫无违和地杂糅在一起的场景，正是泉州最迷人的底色。
街的尽头，忽然出现了东西双塔。开元寺就静静坐落在那里。开元寺，这座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相传当年富商黄守恭梦见桑树开莲花，遂舍宅建寺，这便是“桑莲法界”雅称的由来。大雄宝殿内，梁枋间雕刻着24尊飞天乐伎，她们手持各式乐器，衣袂飘飘，虽是佛教寺院，却融合了希腊、印度等多种异域艺术风格，这在全国的古建筑中都堪称绝版。漫步在大庭中，头顶是八棵参天大榕树，斑驳的树影投射在红砖地上。庭院东西两侧，镇国塔和仁寿塔相对伫立。这两座我国现存最高、最大的仿木结构八角五层石塔，历经八百余年的风雨与大地震，依然巍然不动。仔细端详塔身的浮雕，从佛教的诸天神佛到印度教的猴王哈奴曼，无一不在诉说着那个“梯航万国”的宋元气象。
这里不像北方大寺那样肃穆，反而带着一种世俗的温暖。有人求财，有人求平安，有老人低声念佛，也有游客坐在古桑树下发呆。闽南佛教似乎从不拒绝人间烟火，它允许商业、航海、家族、信仰与欲望同时存在。而这，也许正是泉州真正伟大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城市。而是一块开放包容的土地。
从开元寺坐车不远，便到了通淮关岳庙。还未走到门口，便能闻到浓烈的香火味。这里的建筑将闽南的“剪瓷雕”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屋脊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由彩色瓷片拼贴而成的龙飞凤舞、人物花卉，色彩浓烈，甚至显得有些“夸张”和“艳俗”。但正是这种极致的饱满，承载了闽南人最炽热的世俗信仰。大殿内挤满了求签、掷茭的信众。“啪嗒、啪嗒”，木质的茭杯一次次落在石板地上，伴随着人们口中的念念有词。在泉州人眼里，神明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而是可以商量家长里短的“邻居”。
与关岳庙仅有一墙之隔的，是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清净寺。这是一座纯正的阿拉伯风格伊斯兰教清真寺。跨过高大的青灰色花岗岩门楼，仿佛瞬间从热闹的闽南穿越到了中东。很难想象，在一千年前，这里曾聚集着来自波斯、阿拉伯、印度乃至东非的商人。他们带来了香料、珠宝、象牙，也带来了语言、宗教与世界观。而泉州，并没有排斥他们。恰恰相反，它把这些异乡文明吸收进了自身。我忽然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真正开放的时代，往往不是靠口号，而是靠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真正需要理解他人；只有海洋，才真正迫使文明学会共处。宋元时期的泉州，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不问你来自哪里，只问你船上装着什么。
再往前走，便是泉州府文庙。这里的建筑风格同样带着闽南的红砖风骨。站在大成殿前，看那极其罕见的黄色琉璃瓦歇山顶，低头敬拜孔老夫子，求一份内心的沉静。而位于城南的天后宫，则是妈祖信仰的祖庭之一。对于那些“以海为田、以船当车”的泉州先民来说，妈祖是他们驶向未知大洋时唯一的心理寄托。如今，这里依然是无数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回乡寻根的第一站。一炷清香，连接的是扯不断的血脉与乡愁。
“江南有都江堰，闽南有洛阳桥。”这座由北宋书法家、福州知州（后任泉州知州）蔡襄主持修建的石桥，全长一千多米，横跨在洛阳江上，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与卢沟桥、赵州桥、广济桥并称为“中国四大古桥”。初见时，它并不像想象中的“名桥”那样宏伟。长桥横卧于江海交汇处，灰白色石梁在潮水间缓缓延伸，桥身安静得近乎朴素。然而真正站上桥面，迎着海风缓步而行时，才会慢慢意识到：这座建于北宋的古桥，曾是中国古代工程史上一项惊人的创造。
潮水在桥墩间来回拍击，远处滩涂上白鹭低飞。桥石早已被岁月磨得温润光滑，石缝间能够看到成片古老的牡蛎壳。据说当年为了固定桥基，工匠们首创“种蛎固基”之法，让牡蛎附着岩石，以抵御海潮冲刷。这种融合自然智慧的建桥方式，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令人惊叹。更让人触动的，却是洛阳桥背后的时代气象。北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强盛武力帝国，却拥有极发达的商业、航海与民间技术。而洛阳桥，正是那个时代民间财富与公共精神的结晶。它不仅连接两岸，也连接着泉州通向海洋世界的道路。无数商旅、僧侣、番客与远行者，曾从这里走向刺桐港，再驶向东亚与南洋。
桥上行人稀疏，海风吹动衣角。我们在桥上慢慢地走了一个来回，忽然觉得，洛阳桥真正动人的，并不仅仅是“古老”，而是它让人看见：中国古代文明并不只有宫殿与帝王，也曾有过这种属于民间、属于海洋、属于普通行路人的辽阔胸怀。在中国，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像闽南人这样具有强烈的海洋性格。他们务实、重家族、敢冒险、善经营，同时又极度敬神。这种矛盾，在泉州表现得尤其明显。一边是香火鼎盛的庙宇，一边是全球化程度极高的民营经济；一边是古老宗族文化，一边又是遍布东南亚的商业网络。有人说，如果没有闽南人，东南亚华人商业史至少会失去一半。这话并不夸张。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从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无数华人家族都能追溯到泉州、晋江、石狮一带。他们像潮水一样，从这里走向南洋。
离开泉州前，我们特意去了清源山。与泉州城内密集的庙宇、古街和人间烟火相比，清源山更像这座海洋城市背后的精神高地。山并不算高，却因为长期俯瞰刺桐港，而带着一种超然的历史气息。拾级而上，两旁古榕盘根错节，巨石间散布着历代摩崖石刻。山风吹来，夹杂草木与海潮的微咸气息，仿佛能感觉到千年前商船出海前最后望向陆地的目光。
最著名的是那尊巨大的清源山老君岩。老子石像依山而卧，神情安静，从容得近乎淡漠。那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道教石雕之一。经历千年风雨后，石像边缘早已被岁月磨圆，却因此更显出一种东方哲学特有的宽厚与松弛。山下的泉州，曾是万国商船云集之地，充满财富、欲望与喧嚣；而山上的老子，却只是静静俯视人间，仿佛在提醒世人：再繁华的港口，终究也不过沧海一瞬。
站在山间远望，整个泉州城铺展在暮色之中，红瓦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海天交界处。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闽南人既敢于冒险下南洋，又如此敬神、信命。因为面对大海，人终究会意识到自身的渺小。而清源山，正像泉州灵魂深处的一次回望 - 在喧闹世界之外，仍保留着一种古老而沉静的中国气度。
中国历史叙事里，常常更强调黄河、长安、中原与农耕文明，却很少谈论海洋，仿佛中国天然属于土地。但泉州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泉州真正迷人的，也许并不是它拥有多少世界遗产，而是它身上那种罕见的“文明层积感”。泉州告诉世界，中国人不是只会修长城，我们曾经真正向海而生，驰骋海洋近千年。我们不是通过战争，也不是征服，而是经由平等的贸易，互通四海汇聚八方。值得庆幸的是，宋元海贸的精神没有消亡，而是正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上海已经连续16年独占全世界港口吞吐量首位，2025年的世界十大海港，中国占据了六席。历史并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依然活在人们今天的生活里，暗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