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厚兰与柴玲：两位女学生领袖的时代回响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影响深远的学生领袖——谭厚兰和柴玲。她们都是年轻女性，在各自的时代成为轰动全国的风云人物。然而，她们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在文革风暴中扶摇直上，最终因时代变迁而凋零；另一个在民主浪潮中激昂呐喊，最终选择流亡海外。她们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个人的浮沉，更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一种缩影。

  谭厚兰出生在湖南，1960年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但也深受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年轻的谭厚兰成为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她以激烈的言辞、强硬的立场迅速崛起，直接参与了对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



     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老毛接见学生领袖，右起：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韩爱晶。

  当时，北京高校的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不仅北师大，其他高校也涌现出了一批激进的学生领袖。其中，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航的韩爱晶、北地的王大宾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成为文革中“五大红卫兵领袖”，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破四旧”和“批斗权威”的浪潮。这五大领袖分为两派，一为“天派”，一为“地派”，虽然都自称拥护和崇拜毛主席，互相间却是你死我活。这几位有力地推动了文革早期的学生造反派势力。

  1966年5月，聂元梓在北京大学率先贴出批判校长陆平的大字报，指控他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张大字报不仅成为文革初期最著名的标志之一，还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支持，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一举动迅速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大字报潮，直接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蒯大富在文革高潮时期，曾经在人民大会堂中不知天和地厚地当面与毛泽东辩论，展现出他的激进立场和坚定信念。结果，文革还在进行之中，他就被老毛无情地清算，1970年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如今因中风而在深圳的一家养老院中苦度晚年。

  韩爱晶则在激进斗争中多次组织批判大会，甚至曾将彭德怀从成都押送至北京批判。

  谭厚兰是五人中唯二的女性，她身材矮小瘦弱，能量却是惊人。她的言辞极端，主张彻底摧毁封建思想。她带领红卫兵横扫校园，砸毁了大量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书籍、文物，参与了很多极端行动。1966年，她带头组织了对北京四中的校长、教师进行批斗，并亲自参与了对学者的侮辱和迫害。

  作为后来者的柴玲，则成长于1980年代一个相对开放的年代。她考入北师大时，正值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普遍比前一代人更加自由，信息更加开放。1989年春天，这个年轻的研究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聚光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她和同伴们成立了“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成为学运的核心人物之一。

  尽管谭厚兰与柴玲两人身处不同的时代，但她们在青年时期都展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影响力，迅速成为学生群体中的核心人物。



 文革中， 在谭厚兰的推动下，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进行了一场激进的大扫除，把大量教授、学者和校领导推上了斗争的舞台。她的言辞激烈，认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极端斗争潮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便是1966年11月她率领200余名红卫兵奔赴山东曲阜，对孔庙、孔府、孔林展开了一场轰动全国的“破四旧”行动。谭厚兰在这次行动中展现了极端革命的狂热，她带领大批红卫兵冲进孔庙，砸毁了无数珍贵文物，包括历代帝王所立的碑刻、牌坊、古籍。她甚至组织了一场公开的批判大会，声称“封建文化必须彻底铲除”，并带头破坏了孔子的塑像。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这场行动不仅震惊全国，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即便是在文革狂热的氛围中，很多人都对红卫兵的极端行为产生了质疑。而随着文革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整顿红卫兵，谭厚兰的激进言行被批评为“过火”。她被逐步边缘化，1970年代初彻底被清算，最终被判刑，度过了一段灰暗的岁月。

 而柴玲的经历，则发生在另一个政治舞台。1989年春天，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紧张局势，她和其他学生领袖组织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她以清晰的思路、激昂的演讲鼓舞着成千上万的学生。她不断在媒体前表达学生的诉求，提出了“要一个没有腐败、更加透明的政府”。

  4月和5月的日子里，柴玲和学运领袖们组织了数次大规模集会，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她是绝食抗议的核心推动者之一，认为只有以最坚定的态度才能让政府妥协。在广场上，她日夜不休，指挥后勤、安排发言，并在国际媒体前接受采访。她的演讲极具感染力，一度被认为是学运的象征。

  两人的结局，一个归于沉寂，一个流亡天涯。

  谭厚兰的命运急转直下是在文革后期。1968年，她还在高位，曾经与姚文元以团长副团长的身份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但随着文革的行进，局势突变。她的激进言行成为了“极左”的代表，1970年被打倒，遭到审查，并在1978年被判刑。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回到湖南，生活低调，1982年11月，谭厚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一生未婚。据说与江青相同，她选择了自杀。也许她至死都没有明白，为什么积极地跟随毛主席闹革命，下场反而如此悲惨。

  柴玲的结局则是另一种悲剧。1989年后，她被通缉，最终流亡海外，在美国定居，并取得了博士学位。然而，她的人生并未因此而平静，她的回忆录、访谈以及她在海外的政治立场引发了诸多争议。

  这两位女学生领袖，一个曾经是革命的宠儿，最后却被革命吞噬；另一个曾经呼唤自由，却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漂泊。她们的故事，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图片均来自网络）

  后记：前不久参加文学城王府活动，中间有一段小插曲。一年前Shifu圆导组织成立了一个北太平庄小分队，今年又获得扩编。我出国前曾经在北师大恶补了半年英语，北师大临近北太平庄，因此也加入了小分队。这两天突然想起北师大的两位女学生领袖，有感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