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医院连击叛徒案和“红队”遭重创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1933年初，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局（1931年9月周恩来等撤离上海后成立的中央领导机关）也撤离上海去江西苏区后，新成立了一个中共上海中央局，由李竹声担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上海进行领导工作，并负责江西红军根据地党中央机关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
国民党中统上海特务机关在英租界巡捕房的秘密配合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逐步掌握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的多个秘密联络点。
1934年6月26日，中统上海特务机关决定，准备当晚在英、法租界与华界同时行动破获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机关，抓捕所有他们掌握的中共地下党员。中统上海特务机关采取逮捕行动前，由中统上海“肃反专员”季源溥亲自将要抓捕人员名单送到租界特区法院，请法院签署逮捕令。季源溥担心泄密，直到6月26日下午3点过（离特务们晚上采取行动前约6小时）才来到特区法院办理手续。
当时在租界特区法院潜伏着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情报人员，他在6月26日下午获得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和捕人名单后，立即将情报送到一个报警员家里，让他迅速转报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紧急采取转移与防范措施。
“报警员”属中共中央特科领导，其任务是传递敌人危害中共机关与领导人的紧急情报。他们一方面与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接头，一方面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局领导汇报。
这名报警员叫熊国华。熊国华早年参加中共，“九一八”事变后曾被组织上派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后潜回上海，进入中央特科，担任当时隐蔽战线中至关重要的“报警员”工作。
为预防情报人员送来情报但报警员外出不在家，致使情报传递耽搁，中央特科规定，遇此情况由情报人员将情报放入报警员的一个有暗锁的抽屉里。报警员外出回家后，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先打开抽屉看一下。
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过去多次以这种方式逃过了敌人的追捕，然而这一次却因熊国华的疏忽出了大事。
6月26日下午4点左右，潜伏在租界特区法院的情报人员把中统将在当晚破坏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的情报急急地送到熊国华家中，恰恰熊外出不在家。情报员便将情报放到事先约定的熊国华那个有暗锁的抽屉里。
下午5点过，熊国华回家了，但他这天没有按规定先去打开抽屉，而是拿起酒瓶，上街打酒买肉回来独斟独饮起来，喝得酩酊大醉后倒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他起床拉开抽屉看到昨天下午情报员送来的那份特急情报，却为时已晚。
就在6月26日晚9点，中共上海中央局与江苏省委的多处机关被中统特务破坏，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与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等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不久，李竹声、赵立人等人相继叛变。他们供出了苏区红军的兵力、番号与作战意图，以及上海地下党的许多秘密。
后来特科经过追查，发现这次组织遭受大破坏的关键原因是报警员熊国华失职，中共党组织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审查。但熊国华却毫无自责悔改之心，反而对抗组织，并威胁说要向敌人告密。不久，他果然悄悄向中统上海特务机关自首。
由于以前跟他联系的中共地下组织人员多用化名，并且是单线联系，中共方面事先已作了一些防范与转移工作，所以他的叛变并未造成重大损失。中统上海区的头目季源溥、韩达等人指示熊国华不要暴露叛变一事，继续留在中共组织内做内奸，协助中统破坏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局与中共江苏省委。
但是，中央特科很快就察觉并查证了熊国华的叛变与内奸活动，“红队”得到命令迅速镇压这个叛徒与内奸。
“红队”的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等人接到任务后，针对熊国华近来诡秘谨慎的特点，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刺杀计划。他们让一名经常与熊国华联系、化名叫“巴本”的秘密党员托人用暗语通知熊国华，上海局的新领导人要亲自与他谈话，要熊于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谦告旅馆开一个单间等候，上海局新领导人将秘密前来与他会面。
熊国华受中统特务机关指示，正急着寻找中共上海局新领导人。他得到通知后，十分高兴。邀功心切的熊国华就这样钻进了“红队”设计的圈套。
1934年9月15日早晨，熊国华匆匆来到位于市中心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的谦告旅馆。他向旅馆账房要了一间单人房间，在旅馆登记簿上写了个人信息：姓名熊国华，年龄34岁，浙江台州人，职业是做电器生意的老板。
熊国华在旅馆里待了一整天，只在晚上出去过一次。第二天9月16日，他又一整天未外出，直到深夜11点才让旅馆茶房给他买来一碗肉丝汤面，吃完后让待茶房泡了一杯清茶送进去后便闭门就寝了。
这天深夜11点30分左右，旅馆来了两人说要找熊国华。他们从旅馆账房那里得知熊入住的房间号后，径直上楼叩响房门。熊国华听到有人叫他，一骨碌儿从床上跳下，开门一看是两个陌生人，正要开口询问，那两人已亮出手枪，朝熊连开3枪，熊立即倒在血泊之中。两名刺客随即迅速下楼，与在门外望风警戒的同伴会合，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旅馆老板和伙计们听到枪响，吓得目瞪口呆，见刺客逃走后，才上楼来到熊国华的房间。熊国华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话还未讲完就昏死过去。旅馆账房急忙打电话报告英租界的老闸捕房。中、西警探乘警车迅速赶到旅馆。熊国华虽然当时血流满身，呼吸微弱，但还活着，警探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仁济医院。
“红队”很快知道这次刺杀行动没有将熊国华打死，也侦查到熊国华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疗。在特委委员，红队队长邝惠安的带领指挥下，在9月26日再次出击，终于结果了叛徒熊国华的性命，同时还击毙了一名保护熊国华的密探和一名华籍巡捕。
这次刺杀行动还被当时报纸作为大凶刺案新闻报道：
同时此案也招致了中统疯狂的反扑，在中统特务苏成德（原中央工运早期著名人士，蚌埠中共组织创始人）的率领下，终于用“细胞战术”，将特务打入红队中，一点告破，全盘崩坏，后来让红队遭到了重创。
熊国华被刺杀事件轰动了大上海，对党内的叛徒们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中统南京特工总部刚刚派到上海市警察局任侦缉总队长兼“肃反专员”的季源溥，与中统上海特区区长韩达听到熊国华被暗杀的报告，又是惊慌又是恼火。
因为熊国华是一个秘密叛变的共产党，又被中统秘密派回共产党内部的内奸。这样的人怎么就在重重戒备中被共产党惩处暗杀了呢？季源溥与韩达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可怕。
他们联想到近几年来上海滩上连连发生的中统特务与共产党叛徒被暗杀的事件，一致认为：这次案件又是可怕的中共中央特科“红色恐怖队”所为！
季、韩两人将上述情况向南京的特工总部作了报告，特工总部要求他们迅速破案，将“红色恐怖队”人员一网打尽。他们搜捕的第一号重点对象就是红队队长邝惠安。
中统上海特区对红队的侦查已有很长时间，作了多种布置与侦查工作。其中，上海特区下属的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工作最有成效。他派了一个名叫张阿四的小特务，以工厂工人的面目出现，伪装革命，钻入到中共地下组织内部，被调进红队工作。
1934年9月16日，张阿四被临时叫去，跟着邝惠安等人，来到昼锦里谦告旅馆，被分配在旅馆外马路上望风，参与了对熊国华的暗杀活动。但在当时，他不知暗杀的是谁，更不知熊国华是什么人。昼锦里谋杀案发生后，苏成德秘密召见了张阿四，要他迅速查明红队人员情况，以便让中统立即破案。
但张阿四在红队中只是一名普通成员。张阿四加入红队组织后，就给他在上海北埔城租了一个灶披间，让他住宿与隐蔽，平时不许他上街，只有有任务时，才临时派人来通知他跟着一道行动。张阿四不仅不了解红队领导的工作部署与行动计划，而且连红队领导邝惠安等人的住址也不知道。
张阿四将上述情况向苏成德作了汇报。苏成德与中统上海“肃反专员”季源溥、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韩达等特务头目协商，决定派两个特务化装到北邺城一带活动，协助张阿四侦查。张阿四说：“区上派人来守候，准可以钓到大鱼”不久，在不十分热闹的北邺城，新增了一家水果摊，摊贩自称名叫张光任。在水果摊对面，又来了一个补鞋匠。这两人就是化装的中统特务。小摊贩真名叫李典；补鞋匠真名仇一丸，化名张一之。两人都是中统上海区行动股的老牌特务，是专门来侦查红队与邝惠安的行踪的。
隐蔽在北邺城的张阿四每天都要到水果摊来买一点水果，借机与李典交换情报。
有一天，张阿四刚好来到水果摊，突然望见远处来了一个身穿短裤褂的青年人。张阿四向水果摊的小摊贩用嘴一指，轻声说了句：“他就是邝哥子。”说完买了苹果，就迎着邝哥子走去，与邝惠安打了招呼。两人一边低声谈话，一边沿街慢走。原来这天邝惠安是来向张阿四传达一件事情的。传达完毕，邝就让张阿四回驻地，然后他迅速地离开了这里。
但就在张阿四向邝惠安打招呼时，那个化装为水果小贩的特务李典就向对角那个补鞋匠示意：盯上去。那个化装成补鞋匠的特务仇一丸就背起自己的木箱，跟了上去，仇一丸发现，前面的邝惠安在走“之”字拐。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走路方式。一会儿走路这边的人行道上，一会儿又走到路那边的人行道上，目地是为了发现尾巴与甩掉尾巴。狡猾老练的仇一丸也不动声色地跟着邝惠安走“之”字拐，竟然丝毫没有让邝惠安发觉。这样，他终于发现了邝惠安的一处活动地点。
接着，中统特务组织又连续跟踪侦察，顺藤摸瓜，守候盯梢，又弄清了红队的其他几处活动地点与人员驻地：邝惠安与其妻林二妹住在法租界巨赖路（今巨鹿路）112号新文祥银楼三楼上一个房间内，这是红队秘藏武器的地方；红队的另一个负责人孟华亭住在英租界西藏路大世界对面的××里；爱文艺路的鸿祥旅馆是红队的联系点……。
1934年9月27日，中统特务首先集中力量抓捕红队负责人邝惠安。他们在邝的驻地法租界巨赖达路，新文祥银楼附近守候。因为他们知道邝有枪，又武艺高强，枪法准，不敢冒死进去抓人。他们直等到晚上9点多钟，才发现邝手拿一把雨伞从楼里走出来，就尾随其后，紧追不舍。
等走到一僻静处，一个特务就从后面猛扑过去，企图绑架邝惠安。没想到邝警觉性极高，觉得后面有人扑来，就往旁一闪，使那特务扑了个空，摔了个四脚着地。另一个特务又扑上来，邝用雨伞一晃，拔腿就跑。
邝跑至霞飞路时，适逢电影院散场，人群拥挤无法迅速通过，被特务赶上扭住。邝就与他们撕打起来。这时巡捕吹起警笛，大批警探闻声赶来，邝遂被捕。特务与巡捕们押着邝惠安，直扑其驻地新文祥银楼三楼。
这里是红队储藏武器的地方，因而邝一被押上三楼，就大叫起来，以让其妻林二妹警觉。特务们找到他住的房间。邝的妻子林二妹一步跳到床前，拆开床垫拉出一支驳壳枪，准备拒捕。一个西捕纵身一跳，把林二妹压倒在地，夺下她手中的武器，给她上了手铐。接着动手搜查，搜出大量武器弹药。
就在这一天的同时，别的几路特务与巡捕分头逮捕了红队的其他成员赵轩、孟华亭、祝金明、陈俊明以及红队成员的家属，男女共35人。抄获枪支、子弹、手榴弹、文件、杂志和仁济医院暗杀计划图等。中统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房对被捕的红队成员进行严刑逼供。
除陈俊明熬刑不过叛变招供外，其他人都英勇不屈。特务们让张阿四与陈俊明来对质与诱降，邝惠安怒目圆睁，大吼：“滚开！你俩给我滚开！”
最后，所有被捕的红队成员及其家属都被送交在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由英租界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出面，于1934年10月29日正式开庭审判，11月15日、11月29日又开庭续审两次，还将以前已被捕关押的红队成员袁友芳、董纪金、欧之光三人提来法庭对质。
邝惠安、孟华亭等红队成员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面对广大听众说：“我们暗杀熊国华，绝不是私人谋害复仇，而是因为熊国华是个万恶的叛徒，前几年，他在东北就出卖了抗日反满的中国同胞，到上海后，又陷害革命同志……”。
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最后于 1934年12月6日正式宣判：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人处死刑，林二妹处三年徒刑，其余人员释放。
但不久，南京 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向上海租界提出引渡邝惠安等人的要求。在英租界当局同意后，邝等五人被从上海押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总头目徐恩曾亲自对邝惠安等人进行诱降。但徐恩曾等的努力都归徒劳。
在一次诱降谈话时，邝惠安趁看守不备，夺枪就打，可惜枪内无子弹。
邝对那位与他谈话的当局代表说：“算你好运气！”
此后，邝惠安等人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被绞杀。这是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第一次使用绞刑。
这几位红队骨干走上刑场之际，也是中共进行革命的最困难时期。
仁济医院连击叛徒案和“红队”遭重创
毛囡 (2026-05-17 16:49:25) 评论 (2)仁济医院连击叛徒案和“红队”遭重创
博文内容来自网上文章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1933年初，博古领导的中共临时中央局（1931年9月周恩来等撤离上海后成立的中央领导机关）也撤离上海去江西苏区后，新成立了一个中共上海中央局，由李竹声担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上海进行领导工作，并负责江西红军根据地党中央机关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
国民党中统上海特务机关在英租界巡捕房的秘密配合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逐步掌握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的多个秘密联络点。
1934年6月26日，中统上海特务机关决定，准备当晚在英、法租界与华界同时行动破获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机关，抓捕所有他们掌握的中共地下党员。中统上海特务机关采取逮捕行动前，由中统上海“肃反专员”季源溥亲自将要抓捕人员名单送到租界特区法院，请法院签署逮捕令。季源溥担心泄密，直到6月26日下午3点过（离特务们晚上采取行动前约6小时）才来到特区法院办理手续。
当时在租界特区法院潜伏着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情报人员，他在6月26日下午获得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和捕人名单后，立即将情报送到一个报警员家里，让他迅速转报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紧急采取转移与防范措施。
“报警员”属中共中央特科领导，其任务是传递敌人危害中共机关与领导人的紧急情报。他们一方面与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接头，一方面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局领导汇报。
这名报警员叫熊国华。熊国华早年参加中共，“九一八”事变后曾被组织上派赴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后潜回上海，进入中央特科，担任当时隐蔽战线中至关重要的“报警员”工作。
为预防情报人员送来情报但报警员外出不在家，致使情报传递耽搁，中央特科规定，遇此情况由情报人员将情报放入报警员的一个有暗锁的抽屉里。报警员外出回家后，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先打开抽屉看一下。
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过去多次以这种方式逃过了敌人的追捕，然而这一次却因熊国华的疏忽出了大事。
6月26日下午4点左右，潜伏在租界特区法院的情报人员把中统将在当晚破坏中共上海局与江苏省委的情报急急地送到熊国华家中，恰恰熊外出不在家。情报员便将情报放到事先约定的熊国华那个有暗锁的抽屉里。
下午5点过，熊国华回家了，但他这天没有按规定先去打开抽屉，而是拿起酒瓶，上街打酒买肉回来独斟独饮起来，喝得酩酊大醉后倒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他起床拉开抽屉看到昨天下午情报员送来的那份特急情报，却为时已晚。
就在6月26日晚9点，中共上海中央局与江苏省委的多处机关被中统特务破坏，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与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等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不久，李竹声、赵立人等人相继叛变。他们供出了苏区红军的兵力、番号与作战意图，以及上海地下党的许多秘密。
后来特科经过追查，发现这次组织遭受大破坏的关键原因是报警员熊国华失职，中共党组织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严格的审查。但熊国华却毫无自责悔改之心，反而对抗组织，并威胁说要向敌人告密。不久，他果然悄悄向中统上海特务机关自首。
由于以前跟他联系的中共地下组织人员多用化名，并且是单线联系，中共方面事先已作了一些防范与转移工作，所以他的叛变并未造成重大损失。中统上海区的头目季源溥、韩达等人指示熊国华不要暴露叛变一事，继续留在中共组织内做内奸，协助中统破坏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局与中共江苏省委。
但是，中央特科很快就察觉并查证了熊国华的叛变与内奸活动，“红队”得到命令迅速镇压这个叛徒与内奸。
“红队”的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等人接到任务后，针对熊国华近来诡秘谨慎的特点，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刺杀计划。他们让一名经常与熊国华联系、化名叫“巴本”的秘密党员托人用暗语通知熊国华，上海局的新领导人要亲自与他谈话，要熊于9月15日到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谦告旅馆开一个单间等候，上海局新领导人将秘密前来与他会面。
熊国华受中统特务机关指示，正急着寻找中共上海局新领导人。他得到通知后，十分高兴。邀功心切的熊国华就这样钻进了“红队”设计的圈套。
1934年9月15日早晨，熊国华匆匆来到位于市中心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的谦告旅馆。他向旅馆账房要了一间单人房间，在旅馆登记簿上写了个人信息：姓名熊国华，年龄34岁，浙江台州人，职业是做电器生意的老板。
熊国华在旅馆里待了一整天，只在晚上出去过一次。第二天9月16日，他又一整天未外出，直到深夜11点才让旅馆茶房给他买来一碗肉丝汤面，吃完后让待茶房泡了一杯清茶送进去后便闭门就寝了。
这天深夜11点30分左右，旅馆来了两人说要找熊国华。他们从旅馆账房那里得知熊入住的房间号后，径直上楼叩响房门。熊国华听到有人叫他，一骨碌儿从床上跳下，开门一看是两个陌生人，正要开口询问，那两人已亮出手枪，朝熊连开3枪，熊立即倒在血泊之中。两名刺客随即迅速下楼，与在门外望风警戒的同伴会合，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旅馆老板和伙计们听到枪响，吓得目瞪口呆，见刺客逃走后，才上楼来到熊国华的房间。熊国华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话还未讲完就昏死过去。旅馆账房急忙打电话报告英租界的老闸捕房。中、西警探乘警车迅速赶到旅馆。熊国华虽然当时血流满身，呼吸微弱，但还活着，警探立即将他送到附近的仁济医院。
“红队”很快知道这次刺杀行动没有将熊国华打死，也侦查到熊国华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疗。在特委委员，红队队长邝惠安的带领指挥下，在9月26日再次出击，终于结果了叛徒熊国华的性命，同时还击毙了一名保护熊国华的密探和一名华籍巡捕。
这次刺杀行动还被当时报纸作为大凶刺案新闻报道：
同时此案也招致了中统疯狂的反扑，在中统特务苏成德（原中央工运早期著名人士，蚌埠中共组织创始人）的率领下，终于用“细胞战术”，将特务打入红队中，一点告破，全盘崩坏，后来让红队遭到了重创。
熊国华被刺杀事件轰动了大上海，对党内的叛徒们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中统南京特工总部刚刚派到上海市警察局任侦缉总队长兼“肃反专员”的季源溥，与中统上海特区区长韩达听到熊国华被暗杀的报告，又是惊慌又是恼火。
因为熊国华是一个秘密叛变的共产党，又被中统秘密派回共产党内部的内奸。这样的人怎么就在重重戒备中被共产党惩处暗杀了呢？季源溥与韩达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可怕。
他们联想到近几年来上海滩上连连发生的中统特务与共产党叛徒被暗杀的事件，一致认为：这次案件又是可怕的中共中央特科“红色恐怖队”所为！
季、韩两人将上述情况向南京的特工总部作了报告，特工总部要求他们迅速破案，将“红色恐怖队”人员一网打尽。他们搜捕的第一号重点对象就是红队队长邝惠安。
中统上海特区对红队的侦查已有很长时间，作了多种布置与侦查工作。其中，上海特区下属的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工作最有成效。他派了一个名叫张阿四的小特务，以工厂工人的面目出现，伪装革命，钻入到中共地下组织内部，被调进红队工作。
1934年9月16日，张阿四被临时叫去，跟着邝惠安等人，来到昼锦里谦告旅馆，被分配在旅馆外马路上望风，参与了对熊国华的暗杀活动。但在当时，他不知暗杀的是谁，更不知熊国华是什么人。昼锦里谋杀案发生后，苏成德秘密召见了张阿四，要他迅速查明红队人员情况，以便让中统立即破案。
但张阿四在红队中只是一名普通成员。张阿四加入红队组织后，就给他在上海北埔城租了一个灶披间，让他住宿与隐蔽，平时不许他上街，只有有任务时，才临时派人来通知他跟着一道行动。张阿四不仅不了解红队领导的工作部署与行动计划，而且连红队领导邝惠安等人的住址也不知道。
张阿四将上述情况向苏成德作了汇报。苏成德与中统上海“肃反专员”季源溥、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韩达等特务头目协商，决定派两个特务化装到北邺城一带活动，协助张阿四侦查。张阿四说：“区上派人来守候，准可以钓到大鱼”不久，在不十分热闹的北邺城，新增了一家水果摊，摊贩自称名叫张光任。在水果摊对面，又来了一个补鞋匠。这两人就是化装的中统特务。小摊贩真名叫李典；补鞋匠真名仇一丸，化名张一之。两人都是中统上海区行动股的老牌特务，是专门来侦查红队与邝惠安的行踪的。
隐蔽在北邺城的张阿四每天都要到水果摊来买一点水果，借机与李典交换情报。
有一天，张阿四刚好来到水果摊，突然望见远处来了一个身穿短裤褂的青年人。张阿四向水果摊的小摊贩用嘴一指，轻声说了句：“他就是邝哥子。”说完买了苹果，就迎着邝哥子走去，与邝惠安打了招呼。两人一边低声谈话，一边沿街慢走。原来这天邝惠安是来向张阿四传达一件事情的。传达完毕，邝就让张阿四回驻地，然后他迅速地离开了这里。
但就在张阿四向邝惠安打招呼时，那个化装为水果小贩的特务李典就向对角那个补鞋匠示意：盯上去。那个化装成补鞋匠的特务仇一丸就背起自己的木箱，跟了上去，仇一丸发现，前面的邝惠安在走“之”字拐。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经常使用的走路方式。一会儿走路这边的人行道上，一会儿又走到路那边的人行道上，目地是为了发现尾巴与甩掉尾巴。狡猾老练的仇一丸也不动声色地跟着邝惠安走“之”字拐，竟然丝毫没有让邝惠安发觉。这样，他终于发现了邝惠安的一处活动地点。
接着，中统特务组织又连续跟踪侦察，顺藤摸瓜，守候盯梢，又弄清了红队的其他几处活动地点与人员驻地：邝惠安与其妻林二妹住在法租界巨赖路（今巨鹿路）112号新文祥银楼三楼上一个房间内，这是红队秘藏武器的地方；红队的另一个负责人孟华亭住在英租界西藏路大世界对面的××里；爱文艺路的鸿祥旅馆是红队的联系点……。
1934年9月27日，中统特务首先集中力量抓捕红队负责人邝惠安。他们在邝的驻地法租界巨赖达路，新文祥银楼附近守候。因为他们知道邝有枪，又武艺高强，枪法准，不敢冒死进去抓人。他们直等到晚上9点多钟，才发现邝手拿一把雨伞从楼里走出来，就尾随其后，紧追不舍。
等走到一僻静处，一个特务就从后面猛扑过去，企图绑架邝惠安。没想到邝警觉性极高，觉得后面有人扑来，就往旁一闪，使那特务扑了个空，摔了个四脚着地。另一个特务又扑上来，邝用雨伞一晃，拔腿就跑。
邝跑至霞飞路时，适逢电影院散场，人群拥挤无法迅速通过，被特务赶上扭住。邝就与他们撕打起来。这时巡捕吹起警笛，大批警探闻声赶来，邝遂被捕。特务与巡捕们押着邝惠安，直扑其驻地新文祥银楼三楼。
这里是红队储藏武器的地方，因而邝一被押上三楼，就大叫起来，以让其妻林二妹警觉。特务们找到他住的房间。邝的妻子林二妹一步跳到床前，拆开床垫拉出一支驳壳枪，准备拒捕。一个西捕纵身一跳，把林二妹压倒在地，夺下她手中的武器，给她上了手铐。接着动手搜查，搜出大量武器弹药。
就在这一天的同时，别的几路特务与巡捕分头逮捕了红队的其他成员赵轩、孟华亭、祝金明、陈俊明以及红队成员的家属，男女共35人。抄获枪支、子弹、手榴弹、文件、杂志和仁济医院暗杀计划图等。中统特务机关与租界巡捕房对被捕的红队成员进行严刑逼供。
除陈俊明熬刑不过叛变招供外，其他人都英勇不屈。特务们让张阿四与陈俊明来对质与诱降，邝惠安怒目圆睁，大吼：“滚开！你俩给我滚开！”
最后，所有被捕的红队成员及其家属都被送交在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理。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策划下，由英租界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出面，于1934年10月29日正式开庭审判，11月15日、11月29日又开庭续审两次，还将以前已被捕关押的红队成员袁友芳、董纪金、欧之光三人提来法庭对质。
邝惠安、孟华亭等红队成员毫无惧色，大义凛然，面对广大听众说：“我们暗杀熊国华，绝不是私人谋害复仇，而是因为熊国华是个万恶的叛徒，前几年，他在东北就出卖了抗日反满的中国同胞，到上海后，又陷害革命同志……”。
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最后于 1934年12月6日正式宣判：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人处死刑，林二妹处三年徒刑，其余人员释放。
但不久，南京 国民政府司法当局向上海租界提出引渡邝惠安等人的要求。在英租界当局同意后，邝等五人被从上海押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总头目徐恩曾亲自对邝惠安等人进行诱降。但徐恩曾等的努力都归徒劳。
在一次诱降谈话时，邝惠安趁看守不备，夺枪就打，可惜枪内无子弹。
邝对那位与他谈话的当局代表说：“算你好运气！”
此后，邝惠安等人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赵轩、孟华亭、祝金明四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被绞杀。这是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第一次使用绞刑。
这几位红队骨干走上刑场之际，也是中共进行革命的最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