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缘(03)有缘无份的女友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后认识了幼师班的美女小妹。
1965年9月,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由幼师部、高中部和武汉市教育局的师资短训部等三部分,组成了一个三千多学生的大学校。美女小妹当年就读学校幼师部,我在师资短训部语文班。“文革”开始之后,本来八杆子打不着的我们,相聚在学校三部分学生骨干组成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其成员都是经过学校党总支严格审查后确认的。高中部的夏国林是党总支培养的“学生党员”发展对象,任主任;我是短训部十二个班学生的唯一代表,任宣传委员。
“文革”爆发,正值青春年少时,幼师的姑娘们全身心投入到“运动”中去了。时代潮流裹挟全民,学校与全社会一样,不论老师还是学生,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服饰单调,千篇一律,穿着没有五颜,更无六色,一年四季,满眼都是黄、绿、黑、白四色。正值青春年少时的她衣着朴素简约,但是她一颦一笑,风姿绰约,身材凸凹有致,楚楚动人。那时不兴什么班花校花,但是漂亮姑娘总是引人注目,特别是活泼开朗的她,总是满脸微笑待人热忱,更是惹人喜爱。
当大字报贴满校园,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大家不仅关注国家大事,尤其关心学校的动态。只要谁新贴一张大字报出来,师生便蜂拥而前,先睹为快。她是学校第一批红卫兵,也是坚决拥护学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铁杆”。不论在什么时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少男少女,相识相知都是始于颜值。不知从哪天开始,漂亮的她特别喜欢去“革委会”办公室,帮我抄写大字报。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她还有她的几个同学,几乎每天都要到办公室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做的。后来每到开饭时间,她就帮他去食堂打饭回来。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明明白白在对他说:“我好喜欢看你写的文章!”从此,他就专门负责帮他把文章抄写成大字报,写完之后还要负责贴到大字报栏。
那时,一群正值激情青春的少男少女,几乎朝夕相处在一起,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战斗”,其情亢奋,其乐融融!似乎都不曾有过“少男钟情,少女怀春”之事。那时也许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吧。反正应该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都未适时而开!等到毕业分配后各奔东西,由于当时通讯非常落后,就失去联系了。
我们师资短训班本来应该培训一年后,于1966年7月,由市教育局分配到各中学任教。因为文革,拖到1967年12月才开始分配。而且,当时政府部门全部瘫痪,从市教育局到学校,都由造反派负责分配。他们首先把自己那一派的分到武汉市的名校和老校,把像我这样的学校和班级保守派头头,都分到新校和远离城区的边远地区。1967年12月17日,我被分到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
“水中”是武汉市教育局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
我们去报到时,“水中”还没有学生,只有书记、校长、教导主任、政教主任,总务主任,支部干事,轮流在学校值班。在册的还有十九位华中师大65届的大学毕业生,加上我们二十一位短训班结业的年轻人,就是创办“水中”的四十五位元老。
“复课闹革命”之后,有二十多位男女老师住到学校教学楼办公室,男老师住三楼,女老师住四楼。借学校“复课”之名,把师生集中到学校“闹革命”。新校找不到“革命”的对象,又无书可教。班主任喝副班主任每天带着学生“闹”完之后,正当“男婚女嫁”之龄的年轻教师,经常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聊天,有的男老师就与自己心仪的女老师开始谈恋爱了,后来有六对年轻教师相继结婚生子。
那时,在“水中”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再加上通讯极其落后,确实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7年恢复高考,迎来教育的春天。才开始与其他学校有教学交流,一切都逐渐走向正轨。
后来,在一次全市教研会上遇到短训班的老同学,才知道原来幼师那位漂亮小妹在一个小学当语文老师了。
后来终于在一次全市中小学语文研讨会时遇到了。我们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家长了。每天忙完公事忙家事,自顾不暇。
没有想到,十几年后的 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去讲学。一天上完示范课后,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带我们出去参观海口市市容,顺便去游览农垦总局附近的海瑞墓。当时我坐在面包车副驾驶位子上。当车停在秀英街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突然发现一位正在我们车前面的斑马线上走着的女士,很像我们当年的红卫兵战友,于是,我朝着那位女士叫了一声她的名字,看到那位女士转过头来,果然是她!
等车开过路口停下之后,我立即下车去与站在路边的她见面。我们都非常惊叹,居然十多年后在远离武汉的海口市的马路上巧遇!互致问候留下在海口的联系方式,就各人去忙各人的事情了。
我们离开海口之前,她特地来农垦总局第四招待所叙旧。
我简叙自己怎么有机会来到海南讲学的缘由之后,就听她说这十几年来的并不那么短暂的人生故事。
她说,你们短训班结业分配结束后不久,幼师班也开始毕业分配了。当时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到小学。她也分配到离父母家不远的一个小学工作。后来经同学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结婚生子,现在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孩子他爸是海南人,华师大毕业后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教书。1988年海南建省时,他坚决要求调回海南,举家南下到海口来了。真没有想到我们能在他乡异地巧遇。她看了看我们幸福的一家四口,笑着说,真是缘分啊!刚说完,连忙补充一句,应该是有缘无份啊!
没有想到,一别十多年,她还是那么开朗!
更没有想到,第二年,我们一家也跨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口!从此,我们两家经常往来,虽在他乡,却是同乡,倍感亲切!
更没想到的是,2018年我们从美国泽西市回到武汉,在一次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当年红卫兵聚会之前,组织者说不知道幼师那位漂亮小妹,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可以联系她,只要她回武汉了,肯定会来参加聚会的。一打电话,她真的就在武汉!
世界真奇妙,尽管我们平时也没怎么联系,许多事情就是那么巧!
(2023年12月10日,我们与她在海口“满福隆”酒店喝早茶。)
【附录】 当年红卫兵相聚洪湖餐馆。
文革十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七老八十的一代人来说,是永远难以磨灭的一段记忆。
2018年回国不久,当年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国林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武汉。于是他组织了一帮当年的“红卫兵”,相聚在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馆。
那天,来参加聚会的有幼师部的马兰绪、涂桂珍、张菊香、周燕云;短训班的张思斗、魏人民;还有高中部的李鲁峰、柯凡清等共十人。这也是当年“实师红卫兵”的中坚。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在当时震撼世界的武汉“720事件”后,紧跟夏国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郧阳避风的“铁杆”。
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现在围坐在一起,尽管岁月已经在各人脸上刻下的皱纹,表明大家都进入了古稀之年,但是一谈起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些难以忘怀的小事、趣事,历历在目。
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我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培训一年。短训班本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当年5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三部分都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可能我是“矮子里面的将军”,尽管我那“不宜录取”的档案还在档案室,仍然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唯一代表,被“党总支”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是夏国林,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
文革期间各学校开展“运动”过程大同小异,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当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许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我和夏国林谈起“金条事件”时,都还记忆犹新。
“文革”初期,红卫兵“扫四旧”。收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气势所迫,某些师生主动上交的金银首饰等,都由“文化革命委员会”登记保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都没有见过金条是什么样子的。一次,收到了十几根金条,于是都争相一睹。原来,其色黄灿灿,其形如当时中小学生用的长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后,负责保管的同学收拾时,发现少了一根。这可不是小事。在场的五六个人折腾了一晚上,最后,终于在一个破旧的藤靠背椅竹子扶手里面找到了。也许就是在大家抢着看稀奇物的时候,不经意掉一根到那个破竹洞里了。虚惊一场之后如释负重。
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和学校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年12月,“文化革命委员会”又让我带一批红卫兵去北京,当时大约有二三百人。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各种银行卡,也没有大额的人民币,票面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约一周的开销满满装了一书包,而肩负保护并携带这笔“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实的大个子魏人民同学,他每天晚上都是抱着钱睡觉的;白天,不论到哪里,他时刻都把书包斜挂在前面,用双手护着。我这个带队的非常感谢他为大家全身心服务的精神,更感谢他保证了我们大家钱财的安全。而他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再相聚,谈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当然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呀!
他和张思斗是语文(4班)的,因为这次去北京“大串联”,我们相识相知,后来,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汉“720”事件之后,跟着我和夏国林一起,离开武汉到鄂西北山区去避风。
张思斗还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参加1967年8月1日横渡长江而幸免于难的。那次横渡长江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许多人溺亡,仅我们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学遇难。
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就嘘唏不已。他说:“那天,早上9点的太阳就很厉害了,等着下水的编队前呼后拥,人群躁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都跟着往江边涌动。大约9点过了,有人发令,前边的人蜂拥而下,就像下饺子,人人希望下水凉快。还没有轮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抬走,挤着啦?踩着啦?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拉住了,回头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奋力向江中游,几乎所有的编队都散了,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点是武昌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长江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
我说,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宿舍的同学站在武昌桥头堡那里,俯看武警战士们在小船上,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串起来就像那“糖葫芦”。真是令人寒心啊!
参加聚会的几位女生,都是当年幼师部(43)班的,都是坚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铁杆”。
最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漂亮小妹,在学校时,她总是满面笑容的开朗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学校之后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农垦总局讲学结束后,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请我们参观海口市市容 。当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行驶到秀英港一个路口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见正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们当年的那位漂亮小妹。我大喊一声 她的名字。她一回头,果真是她!车上所有朋友为之惊叹!原来海南建省后,她随夫君调回她老公的故乡——海口市,在港务局子弟小学当老师。1990年,我调到海口以后就经常聚一聚,2005年,我退休后又有好多年不见了。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汉探亲,我们又在洪湖餐馆相聚。
我们欢聚一堂,把酒言欢,遥想当年,正值青春年少时,意气风发,满以为赶上了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可以“挥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一场噩梦!醒来,你是谁还是谁,如果后来我们不努力奋斗,今天这聚会就没有这么快乐了!
最后,大家举杯祝愿幸福晚年保重身体!希望来年再聚都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