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缘（03）有缘无份的女友
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后认识了幼师班的美女小妹。
1965年9月，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由幼师部、高中部和武汉市教育局的师资短训部等三部分，组成了一个三千多学生的大学校。美女小妹当年就读学校幼师部，我在师资短训部语文班。“文革”开始之后，本来八杆子打不着的我们，相聚在学校三部分学生骨干组成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其成员都是经过学校党总支严格审查后确认的。高中部的夏国林是党总支培养的“学生党员”发展对象，任主任；我是短训部十二个班学生的唯一代表，任宣传委员。
“文革”爆发，正值青春年少时，幼师的姑娘们全身心投入到“运动”中去了。时代潮流裹挟全民，学校与全社会一样，不论老师还是学生，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服饰单调，千篇一律，穿着没有五颜，更无六色，一年四季，满眼都是黄、绿、黑、白四色。正值青春年少时的她衣着朴素简约，但是她一颦一笑，风姿绰约，身材凸凹有致，楚楚动人。那时不兴什么班花校花，但是漂亮姑娘总是引人注目，特别是活泼开朗的她，总是满脸微笑待人热忱，更是惹人喜爱。
当大字报贴满校园，大字报栏前，人头攒动，大家不仅关注国家大事，尤其关心学校的动态。只要谁新贴一张大字报出来，师生便蜂拥而前，先睹为快。她是学校第一批红卫兵，也是坚决拥护学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铁杆”。不论在什么时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少男少女，相识相知都是始于颜值。不知从哪天开始，漂亮的她特别喜欢去“革委会”办公室，帮我抄写大字报。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她还有她的几个同学，几乎每天都要到办公室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做的。后来每到开饭时间，她就帮他去食堂打饭回来。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明明白白在对他说：“我好喜欢看你写的文章！”从此，他就专门负责帮他把文章抄写成大字报，写完之后还要负责贴到大字报栏。
那时，一群正值激情青春的少男少女，几乎朝夕相处在一起，为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战斗”，其情亢奋，其乐融融！似乎都不曾有过“少男钟情，少女怀春”之事。那时也许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情调吧。反正应该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都未适时而开！等到毕业分配后各奔东西，由于当时通讯非常落后，就失去联系了。
我们师资短训班本来应该培训一年后，于1966年7月，由市教育局分配到各中学任教。因为文革，拖到1967年12月才开始分配。而且，当时政府部门全部瘫痪，从市教育局到学校，都由造反派负责分配。他们首先把自己那一派的分到武汉市的名校和老校，把像我这样的学校和班级保守派头头，都分到新校和远离城区的边远地区。1967年12月17日，我被分到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中学（以下简称“水中”）。
“水中”是武汉市教育局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校址在武汉市硚口区水厂路，武汉自来水公司职工宿舍里面一块巴掌大的地方。
我们去报到时，“水中”还没有学生，只有书记、校长、教导主任、政教主任，总务主任，支部干事，轮流在学校值班。在册的还有十九位华中师大65届的大学毕业生，加上我们二十一位短训班结业的年轻人，就是创办“水中”的四十五位元老。
“复课闹革命”之后，有二十多位男女老师住到学校教学楼办公室，男老师住三楼，女老师住四楼。借学校“复课”之名，把师生集中到学校“闹革命”。新校找不到“革命”的对象，又无书可教。班主任喝副班主任每天带着学生“闹”完之后，正当“男婚女嫁”之龄的年轻教师，经常聚在一起下棋打牌聊天，有的男老师就与自己心仪的女老师开始谈恋爱了，后来有六对年轻教师相继结婚生子。
那时，在“水中”工作和生活的年轻人，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再加上通讯极其落后，确实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7年恢复高考，迎来教育的春天。才开始与其他学校有教学交流，一切都逐渐走向正轨。
后来，在一次全市教研会上遇到短训班的老同学，才知道原来幼师那位漂亮小妹在一个小学当语文老师了。
后来终于在一次全市中小学语文研讨会时遇到了。我们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家长了。每天忙完公事忙家事，自顾不暇。
没有想到，十几年后的 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去讲学。一天上完示范课后，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带我们出去参观海口市市容，顺便去游览农垦总局附近的海瑞墓。当时我坐在面包车副驾驶位子上。当车停在秀英街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突然发现一位正在我们车前面的斑马线上走着的女士，很像我们当年的红卫兵战友，于是，我朝着那位女士叫了一声她的名字，看到那位女士转过头来，果然是她！
等车开过路口停下之后，我立即下车去与站在路边的她见面。我们都非常惊叹，居然十多年后在远离武汉的海口市的马路上巧遇！互致问候留下在海口的联系方式，就各人去忙各人的事情了。
我们离开海口之前，她特地来农垦总局第四招待所叙旧。
我简叙自己怎么有机会来到海南讲学的缘由之后，就听她说这十几年来的并不那么短暂的人生故事。
她说，你们短训班结业分配结束后不久，幼师班也开始毕业分配了。当时大多数同学都分配到小学。她也分配到离父母家不远的一个小学工作。后来经同学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公，结婚生子，现在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孩子他爸是海南人，华师大毕业后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教书。1988年海南建省时，他坚决要求调回海南，举家南下到海口来了。真没有想到我们能在他乡异地巧遇。她看了看我们幸福的一家四口，笑着说，真是缘分啊！刚说完，连忙补充一句，应该是有缘无份啊！
没有想到，一别十多年，她还是那么开朗！
更没有想到，第二年，我们一家也跨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口！从此，我们两家经常往来，虽在他乡，却是同乡，倍感亲切！
更没想到的是，2018年我们从美国泽西市回到武汉，在一次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当年红卫兵聚会之前，组织者说不知道幼师那位漂亮小妹，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可以联系她，只要她回武汉了，肯定会来参加聚会的。一打电话，她真的就在武汉！
世界真奇妙，尽管我们平时也没怎么联系，许多事情就是那么巧！
（2023年12月10日，我们与她在海口“满福隆”酒店喝早茶。）
【附录】 当年红卫兵相聚洪湖餐馆。
文革十年，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七老八十的一代人来说，是永远难以磨灭的一段记忆。
2018年回国不久，当年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高中部的夏国林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在武汉。于是他组织了一帮当年的“红卫兵”，相聚在我家附近的洪湖餐馆。
那天，来参加聚会的有幼师部的马兰绪、涂桂珍、张菊香、周燕云；短训班的张思斗、魏人民；还有高中部的李鲁峰、柯凡清等共十人。这也是当年“实师红卫兵”的中坚。其中有几个同学，还是在当时震撼世界的武汉“720事件”后，紧跟夏国林和我一起去鄂西北郧阳避风的“铁杆”。
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现在围坐在一起，尽管岁月已经在各人脸上刻下的皱纹，表明大家都进入了古稀之年，但是一谈起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些难以忘怀的小事、趣事，历历在目。
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我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分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语文（2）班培训一年。短训班本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当年5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三部分都必须有学生代表参加，大概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可能我是“矮子里面的将军”，尽管我那“不宜录取”的档案还在档案室，仍然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唯一代表，被“党总支”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主任委员是夏国林，主持全面工作，我负责宣传工作。
文革期间各学校开展“运动”过程大同小异，而且，我们这个学校当时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许多事情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当我和夏国林谈起“金条事件”时，都还记忆犹新。
“文革”初期，红卫兵“扫四旧”。收缴、还有被“文化大革命”气势所迫，某些师生主动上交的金银首饰等，都由“文化革命委员会”登记保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谁都没有见过金条是什么样子的。一次，收到了十几根金条，于是都争相一睹。原来，其色黄灿灿，其形如当时中小学生用的长方形橡皮擦大小。等大家看完之后，负责保管的同学收拾时，发现少了一根。这可不是小事。在场的五六个人折腾了一晚上，最后，终于在一个破旧的藤靠背椅竹子扶手里面找到了。也许就是在大家抢着看稀奇物的时候，不经意掉一根到那个破竹洞里了。虚惊一场之后如释负重。
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们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我作为武汉市和学校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批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当年12月，“文化革命委员会”又让我带一批红卫兵去北京，当时大约有二三百人。那时不仅没有现在的各种银行卡，也没有大额的人民币，票面最大的就是十元的。二三百人大约一周的开销满满装了一书包，而肩负保护并携带这笔“巨款”的就是憨厚老实的大个子魏人民同学，他每天晚上都是抱着钱睡觉的；白天，不论到哪里，他时刻都把书包斜挂在前面，用双手护着。我这个带队的非常感谢他为大家全身心服务的精神，更感谢他保证了我们大家钱财的安全。而他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再相聚，谈起往事，仍然憨厚地一笑，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当然必须负起这个责任呀！
他和张思斗是语文（4班）的，因为这次去北京“大串联”，我们相识相知，后来，在1967年震撼全球的武汉“720”事件之后，跟着我和夏国林一起，离开武汉到鄂西北山区去避风。
张思斗还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参加1967年8月1日横渡长江而幸免于难的。那次横渡长江由于组织工作严重失误，造成许多人溺亡，仅我们省实验师范学校就有二十多位同学遇难。
他一谈起那次死里逃生，就嘘唏不已。他说：“那天，早上9点的太阳就很厉害了，等着下水的编队前呼后拥，人群躁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都跟着往江边涌动。大约9点过了，有人发令，前边的人蜂拥而下，就像下饺子，人人希望下水凉快。还没有轮到我下水，就看到有人被从水中捞起抬走，挤着啦？踩着啦？来不及多想就被后面的人推下水。一下水就感觉被人拉住了，回头是不可能的了，我就奋力向江中游，几乎所有的编队都散了，我游到江中才松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呀！那天下水的地点是武昌平湖门与汉阳门之间，长江大桥下面的第一个口子。”
我说，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宿舍的同学站在武昌桥头堡那里，俯看武警战士们在小船上，拿着长长的竹篙往水下一矗，浮上来一串年轻人的尸体，下面一个抱着上面一个的腿脚，串起来就像那“糖葫芦”。真是令人寒心啊！
参加聚会的几位女生，都是当年幼师部（43）班的，都是坚定支持“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的“铁杆”。
最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漂亮小妹，在学校时，她总是满面笑容的开朗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学校之后天各一方，不曾想到，1989年暑假，我应邀到海南农垦总局讲学结束后，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请我们参观海口市市容 。当我们乘坐的中巴车行驶到秀英港一个路口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突然看见正在人行横道上过马路的女士，好像是我们当年的那位漂亮小妹。我大喊一声 她的名字。她一回头，果真是她！车上所有朋友为之惊叹！原来海南建省后，她随夫君调回她老公的故乡——海口市，在港务局子弟小学当老师。1990年，我调到海口以后就经常聚一聚，2005年，我退休后又有好多年不见了。这次正好她最近也回武汉探亲，我们又在洪湖餐馆相聚。
我们欢聚一堂，把酒言欢，遥想当年，正值青春年少时，意气风发，满以为赶上了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可以“挥斥方遒”了！不曾想，十年一场噩梦！醒来，你是谁还是谁，如果后来我们不努力奋斗，今天这聚会就没有这么快乐了！
最后，大家举杯祝愿幸福晚年保重身体！希望来年再聚都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