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临近下班的时间收到通讯作者的邮件，我们是作者的论文终于被《Science Advances》接受了，这是最好的让我们愉快度周末的消息。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茁状成长的《科学》子刊发表论文，以前在《Science Immunology》有过发表经历。
通讯作者在邮件中有句这样的话：“Thank you for all of your hard work and for sticking with this project!” （“感谢您为这个项目付出的所有努力，并始终坚持到底！”），这里的艰辛只有他和我们这些见证者才能理解到。
这是他在华大做博士后的课题，探讨免疫系统对骨关节炎的作用与意义，他通过这个主体工作找到了UCSF的教授职位。虽然当时还沒有发表，还写摘要去开过好多学术会议，但是美国大学给教授职位时更重要的是看你未来的发展前途。
为什么说这个从动物做到人的《科学》子刊的论文艰难呢？这个课题从他的博士后到助理教授职位做了7-8年的时间，拥有海量的数据。投稿阶段也难，论文是从Cell子刊投到Nature子刋，最终才被Science子刋看中，他都沒有放弃。
我们送回最后的修改意见后，Science又终审了三个月，我们上次送回的时间是去年12月13日。如此长时间终审修回的手稿相当少见，我们都在惦记，但是又不好意思问。
我是这样回复的邮件：“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everyone! This is a great news for us to celebrate over the weekend, and it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mouse research. Reading the acceptance note from Holden Thorp is even more meaningful because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Science magazine he was WashU's former provost”。
（“祝贺您和大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在周末庆祝的好消息，也强调了小鼠研究的重要性。读到霍尔顿·索普（Holden Thorp）的接受函更具意义，因为作为《科学》杂志的主编，他曾担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务长”）。
Holden Thorp是化学家，他曾经是UNC Chapel Hill的校长，在WashU担任属于全校第二位重要职位的教务长多年，没有当成华大校长后去做了《科学》的主编。没有想到子刊的所有稿件也是主编亲自发接受函，当然也只是一个落款而己。
现在算算，我们在CNS的子刊Immunity, Cell Reports, Nature Communications和Science Immunology都发表过论文，有些还是很重要的工作。
新冠疫苗的诺贝尔奖工作发表在Immunity上，没有必要像同济牛人那样在意什么“子刋”和“母刋”，这牛人趁此机会不忘记吹牛：“我近二十多年的习惯，我的有价值的生命科学开山研究只投CNS“母刊“，被拒稿后不接受转子刊的建议。一般最后在我自己办的Logical Biology 发表，发表时附带一个论文经历的说明，特别引用CNS拒稿的理由”。
我以前沒有感觉，需要如此多的研究data才能发表这级别的论文。可以看我在去年12月写的题为《现在美国做科学的文化变了》的博文：
“发明杂交瘤技术的阿根廷裔英国科学家Cesar Milstein和德国科学家Georges Köhler。小个子的犹太人遇到了德国大汉，史良如教授曾经说过Milstein特矮。
纵观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很多影响学科进程的发现与发明，都是通过很少的几个人完成的。理论物理学我们就不说了，在生物医学领域，也是如此。
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的DNA双螺旋的一页纸论文改变了世界; Georges Köhler和Cesar Milstein的杂交瘤技术为我们带来单克隆抗体; David Baltimore以单个作者的Nature论文发现逆转录酶。这些发现最多只有两个作者，发明mRNA疫苗的诺贝尔工作的Immunity论文也只有四位作者。
但是这些文化正在改变，在美国现在也时兴做所谓的大科学，无论是论文作者、合作实验室以及研究资助的数量，都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因为太多人参加，纠纷自然难免，所以杂志社要求写明每人的贡献。
现在不仅论文如此，邀请来做报告的科学家也在幻灯片上将Data堆积成山，似乎害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Data制造机。问题是只能在每幻灯片停留30秒至1分钟，听众怎么能明白里面的内容？
以前是怎么做的？Köhler和Milstein的仅两位作者的1975年Nature论文，连Corresponding author都不注明。Köhler是来自德国的在剑桥做研究的博士后，Milstein是早已成名的剑桥教授。他们同时获得诺贝尔奖，传说Köhler当时在圣诞节的时候看见摇床上杂交瘤分泌的抗体可以在琼脂上产生溶血斑，他与太太或女朋友是击着摇床庆祝，这就是对科学的热爱。
Georges Köhler在德国弗莱堡以48岁的英年早逝，那么发达的地方居然控制不了他的感染。实在是太可惜了，他也是位早生华发的人。
Köhler和Milstein的Nature论文使用的是很简单的表述，认为自己找到了产生针对特定抗原的抗体的细胞培养系统。他们没有华丽的辞藻，远非同济美国牛人那么牛皮哄哄，他梦想让年轻人不学基本的细胞分裂。老中是没有学会走路就想飞奔，好大喜功堪称一绝。
斯坦福教授Leonard Herzenberg在1976年在Milstein实验室学术休假时，建议使用Hybridoma (杂交瘤）。看来英语为母语的人还是比阿根廷和德国人在语言上技高一筹，Herzenberg夫妇后来在斯坦福发明了风糜全球FACS（流式细胞仪）。
现在做一流科学的方式达到了令人十分苦恼的程度，我昨天忙到深夜才将论文手稿和对评审专家的回复意见传给了Senior authors。我只是合作的作者，绝大部分的荣誉与责任归主体的实验室。
已经填了作者和利益冲突的表格，所以发表的希望在那里。因为手稿正在最后的审稿中，我说得笼统点，这是一篇CNS子刊的重要论文。
仅回答评审专家的意见都有单行纸的10页之多，这些只是部分的稿件，如果完整打印出来就是书厚，那会让更多的森林受损。
现在这类杂志都规定只能有七个主图，但是每个主图都有好多子图，那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图，为至少六年的工作总结。主图里面的小图有多少？134个。我发誓数清楚了，你们如果还不相信，这是我刚才去点的小图数量：Figure 1: 27; Figure 2: 25; Figure 3: 34; Figure 4: 9; Figure 5: 5; Figure 6: 25; Figure 7: 9，也就是说总共134个。
这级别的杂志规定辅助图不能超过主数的数据，这篇文章拥有6个辅助图，辅图的子图数量是：Figure 1: 4; Figure 2: 4; Figure 3: 9; Figure 4: 4; Figure 5: 1; Figure 6。如果加上四个Tables, 这篇文章的总实验数据量是178个复合图表。
我耗去睡觉时间都不可能弄懂所有图表的科学含义，更别谈给出缜密性思考后的意见了，所以只能关注自己的内容。
这篇是否为重要的结果？肯定是，对科学文献的贡献相当大。做得是否辛苦？当然是，几个实验室历时数年的心血。是否达到了我所说的改变科学进展的重大发现？肯定不是。
我十分怀念WashU教授Stan Korsmeyer, Dennis Loh，Evan Sadler或阿肯森当年那些只有四个Figures的Science 与Nature论文，或者WashU的拉斯卡得主Emil Unanue经常说的：“你的工作最好只能用1-2句话说出就行了，其他的都是废话”。确实如此，做科学的人只有那1-5%的人是重要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为了生活所谋得的一个饭碗或职业而己。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MIT的科学哲学教授Thomas Kuhn（库恩），他是成名后才被MIT从普林斯顿挖去的。他的划时代著作《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科学革命的结构》）改变了科学哲学的版图，为奠基性的工作。这书名就是理科生的语言，因为他的本科和博士都来自哈佛物理专业。书稿的前面几页诞生在哈佛校园，但是整本书是在伯克利当教授时写成的。
库恩发现了科学如何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就是通过Paradigm Shift （范式突破）和Normal Science（常规科学）的周期性循环，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特征。在“范式突破”发生前，绝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从事的“常规科学”，我觉得能够做出范式突破的科学家不足万分之一。
常规科学家在以前的范式框架下做实验，也积累反对旧范式的资料，当这些证据充分后，就可能挑战旧范式或者修改它。如果还不满意，最终就会有人拥有足够的勇气开创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Paradigm Shift，即发生了他定义的“科学革命”。然后新循环又开始，领域再次进入常规科学，这已经是我们见到的司空见怪的现象，从重组DNA, 杂交瘤到现在的mRNA都是如此。
老中在适应西方文化上还有条很长的路需要走，首先需要humbly地从英语开始学起。库恩是一个学物理的纯理科犹太郎，他发明的Paradigm Shift这词却成了英语里面的一个俚语。这样的说法到处都是：“This is a real paradigm shift in our business strategy!”（这真是我们商业战略的重大转变！）”。
郎咸平说美国聪明的人都学医法商，这位年轻助理教授就沒有学医，人家是低薪做了超过10年PhD和博士后的人。我做了十几年的升学咨询，可以比较肯定地说美国最聪明的人才沒有学医法商。Intel Talent Search Finalists, RSI俱乐部成员或各类奥赛选手，几乎没有人学医。美国最聪明的人是自己追梦的，在各行各业都有。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当医生或律师不能满足最聪明人的兴趣和野心。
